陈丹晨 ：关于巴金《没有神》的一点考释
1993年，巴金已近九十岁，身体已经不太好，写作比较艰难。《新民晚报》有一个专栏《文革轶事》，约巴老写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巴老写了一篇三百字短文，题目就叫《没有神》。(《没有神》,原载《新民晚报》1993年7月15日。后收入《再思录》第85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新民晚报》开辟这个专栏后，颇有点影响。编者是响应巴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设这么一个专栏，发表了的有些文章被一些中学老师用来作为课外阅读辅导的资料。学生们开始几乎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在我们国家里发生过的事。经过学习研讨才明白这是真实历史的一页。
我读到这篇文章后觉得非常重要，在我自己写的文章和书里一再讲到，认为是巴老写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带有总结性的，指出文革的核心实质的一篇。但是稍后我才发现《没有神》这个题目，这句话却是有所本的。它最早出现在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中，出现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以及1889年法国的五一工人运动中，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由此而来的。当时这些运动都遭到统治者的镇压，一些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为此牺牲流血坐牢。于是由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而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运动，喊出了“没有神，没有主人，万众得自由！”的口号，后来流传很广。
巴金年轻时非常敬仰两位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柏克曼。1927年在法国时还去看望过柏克曼。柏克曼给巴金的信笺上就印着这句“没有神，没有主人”的口号，这是他们柏林办公处的信笺，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常用的口号。使巴金印象很深，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次用过和解释过这个口号的历史。
那么现在为什么巴金又重新提起这个口号，写文章用了这样一句话，绝不是偶然的。简单地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神，还有主人，仍然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人还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正常的权利。
巴老在文章中强调的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兽，是从文革时将揪斗的对象叫作“牛鬼蛇神”引发的比喻。“牛鬼蛇神”这个词语在《毛选》里就常用。巴金的话也是从此说起的。我是一个人。大家都是人。这句话很简单，却包含着巴金对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和追求。
人和兽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思想，是理性的动物。譬如人和兽都有嘴巴，但是，人的嘴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吃食物，能够生存，这点人和兽（动物）基本一样；另一个就是会讲话，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老天唯独赐给人的，是兽所不具有的。如果有神把我们当作兽，有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让我们闭嘴，不让我们吃饱吃好，不许或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们都要维护做人应有的权利。我理解巴老这句话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没有神，没有主人，万众得自由”，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基本的理念即反对专制强权、反对一切强制压迫人们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说法。无政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人类自治，自己管理自己。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就叫“无政府共产主义”，也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五四时期曾有人办新村实验。后来匡互生办的立达学园，泉州的黎明中学、平民中学、广东西江乡村师范等等这些与巴金有过关联的学校也都是一种自治的实验。人与人之间要自由、平等，互助、讲正义，有献身精神，才能建成这样的理想社会。所以人文伦理、道德完善是无政府主义非常看重强调的内容，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一个理性的正义的社会。所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写过伦理学的著作。
人们都熟知，被马克思和后来的共产党百倍赞扬和肯定的巴黎公社，领导人中有一部分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实践；无政府主义者却认为是无产阶级自治的试验。
1871年巴黎公社的口号与1789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时喊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一样的。公社期间发布的398件公告（街上张贴的），每件开头都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大字之下先标示着这三个口号，然后才是正文。（参见《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所以过去总把这个口号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并非如此。
这三个口号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专制强权，也就是没有神，没有主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样地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同等权利；人不应该拜倒在神和主人面前，任其驱使和鞭打。这是从历来被认为资产阶级性质的1789年革命和1871年被认为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直到今天，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追求。
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真正得到完全实现，还有待时日。巴金的呼吁就是希望人类应该从现在开始，从日常社会生活中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巴金在年轻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从事文学写作，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信念。即使在1949年后，1956 年他强调创作要有个性，呼唤过“独立思考”。1962年他鼓励“大家站出来说真话”，要求创作自由。
文革后巴金写的《随想录》里，反反复复批判封建专制，反对长官意志，更强烈地要求“独立思考”，执着地呼唤“讲真话”，主张文艺“无为而治”，重提“没有神”，要做一个人，而不再是神的奴仆，主人的婢女。这时他已不是像年轻时只是从理论上或对当时社会认识出发，而是有了反右派、文革等等政治运动的亲身痛苦经历：思想有过迷失，像是吃了迷魂汤陷入现代迷信；屈从过权势，背离了曾经有过的信念，写过假大空的文章；对受迫害的胡风、冯雪峰等等这些作家朋友投过石子，从沦落为“精神奴隶”，“奴在身者”到“奴在心者”。这对一个一生追求自由、正义、互助、献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
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他的这番苦心，理解他所以那样羞耻痛心，痛加鞭挞，决心洗清污垢，都是出于对历史和个人的反思，出于对人类的也是对个人的人格尊严的严格追求。
“没有神”，其实对许多现代人来说是共同的追求，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主张的。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他的名下。……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即非人的，我们越是不能称赞它。”(《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1页。)简单地说，就是不要把人类的一切进步和创造都归功于神，并因此拜倒在神的面前受他主宰。
还有一段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也是恩格斯讲的，在《反杜林论》中。他批判黑格尔体系存在的矛盾，说：“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第三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些话，都说明谁也不应该把自己说成是老天给他的特权——绝对真理的独占者，就像以前封建社会皇帝是天之子，君权神授代表神来管治人民，天子无戏言；或者既承认与时俱进，又把自己说成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就像文革时，宣传毛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从而要求人们绝对信从他。恩格斯说的是黑格尔的例子，但是黑格尔没有权力，就不能用强权强制人们来信服他。而当强权来强制你时，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讲巴金，讲一个有关的故事。
1985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胡耀邦让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会祝贺讲话，倡导“创作自由”。二是原先作协和中宣部提出了一个下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准备让代表们画圈通过，结果被胡耀邦否定了。他主张由代表们直接自由选举，选上谁就是谁。后来就按此办了。
这两件事大家反应都非常强烈。许多老作家兴奋得流了泪，说“：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王蒙说：“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会开成了自由化。
巴金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请别人拟了祝词稿子在会上读了下。但是，巴金在听说了这个会议情况后，写了一篇《“创作自由”》的随想，讲了一些自己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他一方面肯定了会议的成果，另一方面他又说：“‘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
他举了农奴制的沙俄统治时代为例，说那时是没有自由的，在他们的国家里，托尔斯泰就没出过一本未经删节的书，也就是说都被官方删节过的。尽管如此，仍然出现了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等一大批伟大作家。说他们“都是为了‘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怎么争取，就是“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
这个意思是，一个人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坚守心灵的自由和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束缚、自我规训、自我监禁，成了精神奴隶，糊里糊涂，跟风顺从，其结果“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我觉得巴金在这里说的已不是一般的政治理想，而是从更深的人文伦理、人类心灵等精神文化层面上提出的问题，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探讨，这也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一。
附：《没有神》—— 巴金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