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先生：从知名记者到秦城囚徒：金凤的《命运》

金凤（本名蒋励君）是战后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也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记者。1928年生于江苏宜兴一个中产家庭，46年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大，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转学清华，48年秋进入华北解放区，分配到人民日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因此便利，金凤得以接触、采访到从开国领袖、功勋将领到社会名流、工农兵等各界众多不同人物，见证记录了共和国成立、成长与发展的风雨历程。晚年著有《金凤自述：命运》，讲述其跌宕起伏的记者生涯，其中一夜逆变的文革遭遇，最令人扼腕兴叹，长久深思。

虽然解放前就投身革命，背叛了家庭，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家庭出身非劳动人民的双重身份，让金凤始终怀有一种愧疚感。作为党报记者，她一直在通过不断努力勤奋工作积极写稿，证明自己的革命和优秀性，因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之一员，大体安然无恙。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兴起，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各单位的当权派，首当其冲，一并成为运动对象。在人民日报这个革命老资格和新闻前辈云集的中央机构，金凤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不过一业务骨干和有点名气的记者，一时相安无事，可以一如既往，继续着自己的采访报道。

但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新阶段。那些历史上和现实中所谓的叛徒、内奸、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所有诸如此类的“阶级敌人”，无一例外被排上名单，成为清理对象。

厄运就此骤然降临在金凤头上。

5月14日晚，金凤在报社宿舍撰写自传。这是自参加革命每次运动都必不可少的规定作业。通过在不同时间段对既往同一履历的反复书写与交叉比对，可以检验对组织的忠诚坦白程度，对那些履历有不清不白者，则具有警示和敲打作用。

金凤的履历简单明了，一目了然：前二十年当学生，后二十年作记者。

写完自传，突然接到丈夫赵宝桐打来的电话，他用低沉而急促的声音告诉她，他现在永定门火车站，要她马上骑车来车站见一面，说完便挂了电话。

赵宝桐是志愿军空军全国赫赫有名的一级战斗英雄！朝战中他一共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创下志愿军空军个人击落击伤敌机最高纪录，成为中国空军历史上的“空战之王”。1952年7月下旬，赵宝桐和英雄战友回国赴京参加解放军建军25周年纪念活动。金凤奉命前往采访，在进京的列车上，与“最可爱的人”得以相见。因此机缘，两位同龄年青人，情意投合，互生情愫，很快便坠入爱河。一年后，经组织审查批准，两人珠联璧合，永结同心。

一个是军人，经常换防，居无定所；一个为记者，视事业为生命，不可能也不愿随军。婚前约定，家安北京，宝桐并许下誓言，理解、尊重和支持金凤。两人虽不免因离别带来相思之苦，但也常有小别胜新婚的甜蜜与喜悦，用爱、尊重与理解之元素，构筑了一个拥有三个孩子的幸福美好家庭。

金凤在火车站见到一脸憔悴的丈夫，大吃一惊。随即得知一个更令其惊慌不已的消息：5天前，赵宝桐接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电话赶来北京，以为是接受任务，到场方知李际泰司令代表空军司令吴法宪找他谈话，告诉他，金凤是中统特务，要他与她划清界限，并说金凤为中统战略情报特务，是中央直接掌握的要犯。

金凤如雷击顶，顿时懵了，急忙辩解，说我是特务，有证据吗？证据在哪？在公检法被砸的极端年代，一个人是否 “特务”、“叛徒”，全是当权者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色，哪有什么证据，也根本不需要证据。赵宝桐一脸无奈，他想到的，金凤是地下党，可能是个麻烦。同时又提醒金凤，是否什地方得罪了什么人。

金凤这才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67年10月，她到上海采访，驻沪空军一宣传处长找到她，邀请参加他们召开的“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介绍说，这个会议有特色，提出了一个口号，“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就是说要用毛主席语录指挥飞行。金凤知道，指挥飞行有一套严格、简明的术语，改用“语录”指挥，飞行员一时反应不及，机毁人亡要出事故的。这样的标新立异，不能提倡，不宜宣传，婉言谢绝了邀请。

两个月后，1968年1月，空军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提出要送给每位采访记者一百个纪念章和一套精装毛选。金凤感到空军许多部队动用大量航空用金属，甚至黄金和白银制作纪念章，何尝不是在浪费国家资财，此风不可长。于是针对前述问题，写了一个内部情况反映，指出：一空军学习毛著有形式主义；二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符合勤俭建国精神；三空军有骄、娇二气。

赵宝桐判断，一定是得罪了吴法宪。吴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又是中央专案小组组长，位高权重，炙手可热，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针对金凤此案，北空司令对赵宝桐说了三点意见：一立即揭发金凤的问题；二划清界限，立即离婚；三组织为其另找政治上可靠的对象。赵宝桐满是疑虑和困惑，回到驻地，仔细翻看了藏在床底的金凤从小学到1966年的全部日记——这是为防意外，年初特地从北京家中转移带来的。一口气连续看了五天五夜，愈看愈生疑惑，愈觉得妻子不可能是特务，因为实在看不出任何一点“当特务”的蛛丝马迹，相反，看到的倒是金凤的单纯、真挚、对追求光明的渴望和献身革命的赤城，以及两人相识相爱的甜蜜，与婚后离别的相思。

大难临头，金凤一无所知。作为丈夫，保护不了妻子，至少得让她知道祸迫眉睫，能有思想准备。赵宝桐甘冒通风报信的最大风险，做出必须见妻一面的行动决定。此时他已处于监视和软禁状况——对外电话已被切断，门口新添了哨兵。他拉上窗帘，熄了电灯，假装睡下，骗过了士兵；然后，轻轻推开后窗，从上面溜下，飞身越过高墙，直奔火车站，为防跟踪被抓，在车门即将关闭的最后一刻，才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然后在北京车站打给金凤电话。

赵宝桐坦诚而痛苦地把组织的三点意见告诉了金凤，同时宽慰金凤，要她放心，他不会听人摆布，无论怎样，他都会等她，3年、5年、十年、八年，一直都会等下去。夫妻凄然告别。宝桐乘车返回涿州驻地。

金凤伤心欲绝，回到家中，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早，两名穿陆军制服的军人与一名报社保卫干事，将金凤从家中带走，关进秦城监狱。

在缺乏纠错机制的年代，冤案的纠正，非得等到制造冤案的人失势下台才有可能。1971年9 ▪13事件之后，极左的文革路线开始有所调整，政治和政策有所缓和，部分被关押和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得到释放和重新启用。73年6月21日，金凤获得“解放”，走出秦城，重获自由，此距她被捕入狱整整5年又一个月零6天。

然而，刚走出秦城，还没来得及品尝自由而喜悦的滋味，一个不幸的消息又接踵而至，再次将金凤陷入极大痛苦中。她被捕之后，音信杳无，不知所踪，赵宝桐屈服于政治压力，被迫离婚，后经组织介绍，于71年12月已另组家庭。在狱中，金凤无数次想过，离婚是必然的，赵宝桐不得不要划清界限，但绝没想到他会重新结婚。她大哭，大痛，咒苍天无眼，恨命运不公。

重返报社的金凤，从有关同志处得悉，自己作为中央直接掌握的“要犯”，入狱秦城，的确与吴法宪的诬陷有关，赵宝桐的猜测准确无误。但还不仅是如此。在那之前，金凤还写过两篇有关文革问题与乱象的内部情况反映，得罪了江青。如此，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吴法宪点名说金凤是中统特务时，江青提出立即把她“抓起来”。

当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矛盾还不那么明显与公开化，双方之间互有借重与利用。1968年春，上海悄然流行一些有关江青三十年代逸闻轶事的小册子。江青知道后甚为捉急和恼火，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诉求周恩来。吴法宪奉命前往上海，把涉及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并把材料全部收归北京，帮了江青一大忙。江青提出抓金凤，既有借机发泄心中怨恨，也有投桃报李的意味。是周恩来的一句补语“先审查审查吧”，让金凤免去了被戴手铐的皮肉之苦。

5年牢狱，没有任何证据，甚至“没有片纸只字的材料”，仅凭文革权贵发泄怨恨的一句诬陷与命令。这样的冤案可谓天下奇观。但它并不止于金凤一人，全国至少成千上万。看起来，它反映了集权体制权贵恶劣的个人品性，实际上折射出一种体制结构缺陷长期运行的严重结果。

据《金凤自述：命运》记述：1953年她在采访中认识了白桦，不久又认识了其孪生哥哥叶楠。叶楠在北海舰队潜艇部队任工程师，也喜欢文艺，发表过作品，为人稳重、沉静。于是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叶楠。妹妹在人民大学俄语系读书，系学生党支部书记。两人在北京见面，谈得很来，其后鸿雁传书，感情发展很好，约定，妹妹毕业后即结婚。

孰料一场“肃反”将二人打散。55年夏，金凤突然一天被总编室通知停止外出采访，改留家里编稿，这是政治上不受信任的一种表现。原来，叶楠被怀疑他解放前夕参加的可能是“红旗党”，一种托派组织。部队正在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包括金凤和其妹妹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审查之列。报社接海军来信，自然要对金凤开展审查，不能不暂停其对外采访工作。

妹妹受到审查，叶楠再无来信。他们的关系，痛苦地被迫中止。受此打击，妹妹大病一场，性格变得更为内向。半年后，妹妹做了“没有问题”的政治结论。叶楠“红旗党”历史也调查清楚，纯属子虚乌有，他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叶楠向组织要求恢复与金凤妹妹的关系，但肃反之后，组织有了更为严格的新规定。但凡飞行和潜艇等要害部门工作的军官，爱人必须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家庭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即便党员也不行。金凤和妹妹的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尽管解放前入党，尽管妹妹当过华东局机要秘书，在大学当过党支部书记，还是不符合组织规定。

就这样，一对同心合意令人艳羡的情侣，因了“肃反”和“唯成分论”，被生生地拆散分离。

金凤的审查自然也不存在问题，但一个无形的影子从此随其左右，挥之不去，产生影响。她被调离了最重要的新闻部，调往不甚重要的国际部，理由是工作需要。在国际部，一次本该应有的随艺术团出国采访机会，也被有关部门莫名其妙地卡住不批，且根本就不给出理由。不仅如此，全社一个百分之五、六十的涨工资机会，同时参加工作的都调了一级，唯金凤排除在外，没有资格，论工作积极性和写稿刊发数，金凤比他人不遑多让。询问有关领导，答复是，“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先人后己。”

“先人后己”，这是党对党员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是每个党员自觉努力遵循的行为准测。面对这一高尚的道德要求，但凡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忠诚善良的党员同志都会低下头来，无言以对，止步不前。但认真一想，此说在此处不无可议之处。在实践上，党员用于自律，“先人后己”，是大可褒扬的一高尚行为。而领导用来律人，规训属下，则变为了一种越界的道德绑架。领导掌握利益分配职权，正确之处，是通过调级涨工资，奖励鼓舞那些平时工作积极，努力采访，不断发表作品的优秀记者，以调动全社积极性，达到促进报社良性发展的管理目的，而不是相反。

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希望自己拥有的强大权力，可以无远弗届，无所不能。但当权力的边界无限制扩张，权力的触觉可以伸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毛细血管，影响改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婚姻，那这种权力一定会发展成令人恐惧的利维坦。

一个社会的个体总是希望获得并维持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如果这种权利和尊严在一种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面前不堪一击，被消解殆尽，没有一席之地，那么，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形，人性之恶就会得以诱发和扩张，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浮夸、攀附、谄媚，告密等等，这些不良行为就会乘虚而入，取诚实、正直、善良、勇敢而代之，游荡充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使社会道德走向衰败，风气变得窳劣。

始于1958年的浮夸风“放卫星”，到了59年还没有止歇，仍有余波。夏收季节，江西分社发来一篇“亩产12万斤水稻”的报道，编辑部搁置一边，不拟刊发。分社几次电话催问情况，称是省委指定要发的，并说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有了新的精神，开始反右倾了。江西近水楼台，获得消息比人民日报还快，为迎合上意表示态度，一本正经弄虚作假。编辑部请示总编室后，回答：省委书记签字，就发。数天后有省委书记签字的“亩产12万斤水稻”稿子寄到报社，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端。

不仅弄虚作假大行其道，检举揭发也蔚成风气。报社一位看上去温良恭俭让却颇有心机的女同志，把大家平时的谈话，不管是会上发言还是办公室聊天，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并且记下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到了“反右倾”，她成了积极分子，拿出小本子，如数家珍，一五一十，列举某某同志某年某月某日，某天上午下午某个场合，讲了哪些话，在场的还有哪些人，说的有鼻有眼，令人口瞪目呆。

甚至相互信任的同志间的私下随意谈话，也被揭发。一位受尊重的老同志周末来金凤家借书，金凤顺便问及庐山会议精神，得悉彭德怀被批，仍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脑海里闪出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念头，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是不是和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一样，是收服人心的权术呀？老同志郑重指出，这样说不妥，不能将革命领袖与封建王朝的政治家相提并论，革命领袖是大海，帝王将相不过是大海之滴水。金凤也意识到了政治不正确，马上表示：收回此话，并连说了两遍。不久，该老同志列为“反右倾”重点“对象”，在组织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下，为争取宽大处理，将金凤和盘托出。金凤不得不写出长达六千字的自我检查，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涉险过关。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统摄下，各种不停的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态环境日趋严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政治化、紧张化，社会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为文革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前提条件和背景。金凤文革以文贾祸，遭遇陷害，命运发生根本逆转，说到底，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法治的完全缺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法治的完全缺席，则是以个体权利的没有保障与彻底丧失为铺垫。这一切，并非突如其来，骤然降临，而是其来有自，其迹可循，金凤的经历已有清晰的揭示。

最后需要写上一笔，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金凤命运再次发生变化。当年出狱之后，得知离婚判决书，是单方面判决，赵宝桐并未到场，更没有签字，是由单位代办的，而判决书未经当事人签字，法律上是无效的；进而了解到赵宝桐另组家庭，是为孩子着想，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旧，未减丝毫，金凤燃起希望，决心挑战世俗，叫板命运。

经与赵宝桐多年共同齐心努力和克服难以道尽的艰难曲折，1978年终于在知命之年，两人破镜重圆，重修旧好。而对另一位的“她”，金凤也尽着最大可能，千方百计求得她的原谅和理解，除了从经济上予以补偿，还为她张罗寻找新的合适对象，最后她也重建家庭，再结良缘。

作为战后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金凤的经历和文革不幸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欢与沉浮。

来源：往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