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经济所“三家村”

提到“三家村”，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本文所说的“三家村”，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骆耕漠、顾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早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革命，是如假包换的老革命；而他们的后半生又都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对当初的理念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反思。我母亲张纯音跟这三个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由于母亲特别疼爱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故我与他们也有很多交往。

1956年，母亲经郑振铎推荐，到经济所搞研究工作。当时的所长就是孙冶方。听母亲讲：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孙伯伯，是在1956年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届日本工业展览会上。那天经济所组织大家参观，母亲带上了我。展会上给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机器。每当参观者从前面走过，就能在旁边的显示器里看到自己的影像，简直比魔术还神奇。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日本新发明的摄像机。我因年纪小、个子矮，除了能听到人们发出的阵阵惊叹声，什么也看不见。孙伯伯见我急得跳脚，赶忙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那一刻我在显示器上看到“高人一头”的自己，别提多高兴了！孙冶方一生无儿无女，而他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对朋友的孩子格外好。

孙冶方从1955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为人谦和、广纳贤才，使经济所汇聚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顾准和骆耕漠。

“三家村”中的第二位是骆耕漠。他是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生于1908年，只有高小学历，是典型的自学成才者，这点跟顾准完全相同。1927年初，他偶然在杭州街头看到北伐军招考宣传员的公告，便毅然决定投笔从戎，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也就在这一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浙江、皖南等地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他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部队后勤保障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中共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被陈云赞为“中国第一把铁算盘”的骆耕漠，于1953年从华东财委副主任的职位被上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计委委员。次年，骆耕漠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是妥妥的高级干部。接着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骆耕漠受到“潘汉年、扬帆集团”案牵连，被怀疑曾与扬帆联合“通敌”。五十年代中期，极左路线开始抬头，骆耕漠和扬帆很难自证清白。为此，骆耕漠于1958年遭贬职，调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政治经济学组组长，而我母亲就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当时还没有研究生制度，不过组织上请骆老指导我母亲，故他实际上是我母亲的老师。

骆耕漠对我母亲来说亦师亦友。他在学术研究上契而不舍的精神，待人真挚诚恳的态度，都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他们共同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还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

一天夜晚刚下过雨，母亲开完会往宿舍走。这时，她看到骆老被困在遍布积水的泥路上。他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几近失明。息县是粘土地，一到雨天道路异常泥泞。正所谓“下雨一泡脓。”骆老穿的是雨鞋，一脚踩到泥水里，抬腿时脚出来了，鞋却粘在地上。如果换了别人，可以自己把鞋子拔起来。可骆老眼睛看不见，根本找不到鞋，在泥水中不知站了多久，却无人相助。母亲见状赶紧上前，帮他把鞋子从泥水里捞出，套在脚上。她知道骆老视力极差，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告诉他下过雨的夜晚千万别往亮出踩。因为亮处都是水，之所以会发亮，是因为反射了月光。

干校期间，骆老跌入人生谷底，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彻底孤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不避嫌疑，处处关照这位恩师，还趁没人的时候安慰他：“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不是坏人，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九十年代初，骆老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谈起这件事，老泪纵横。他说：“当时我被整得昏天黑地，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张纯音的这番话，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呀！”

粉碎“四人帮”后，骆耕漠获得彻底平反。他笔耕不辍，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每天靠录音机写作6小时。骆老对《资本论》吃得最透。他认为应严格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产品，才能当作商品互相对待”；“在单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有产品交换，没有商品交换，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1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骆耕漠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观点作了反思。他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经典作家所说共产主义两阶段中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是一个极漫长极其复杂的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也存在商品关系,是过渡性商品经济。（张德霖/韩孟《学习骆耕漠同志治学精神》,《经济研究》1998年第九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骆老意识到不懂外语，视野会受到很大局限，于是请我母亲给读高中的儿子骆一禾补习英语，直到他考进北大。

每逢有人请骆老写自传，他都让来者找张纯音，因为这位弟子对他的生平和学术思想了如指掌。以至有朋友开玩笑说：“张纯音是骆耕漠传记专家。”

“三家村”中的第三位就是顾准。顾准与孙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期间。1939年，顾准在江苏省文委期间，曾与孙冶方一起工作。

顾准1952年遭到贬职后，于1956年应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邀请，到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同时，依照他本人的意愿，在经济研究所搞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顾准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已经起不到调节作用，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也应该能调节生产。第一个提出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强调企业要有自主独立的成本核算制度。为此，他于1957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仍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这既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及其理论谬误的扬弃，也是对中国经济已经暴露出来的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等问题提出的警示。

然而，正是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却成为顾准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1958年，他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先是去了河北赞皇，11个月后又去了河南商城，在那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60年2月，摘帽后的顾准被调到综合考察委员会所属的北京郊区清河农场，除参加体力劳动外，还兼任农场会计。

1962年春，爱惜人才的孙冶方在骆耕漠的积极支持下，登门邀请顾准—这位多灾多难的老友再次到经济研究所工作。

孙冶方为了使顾准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让他到政治经济学组，并专门给他安排了一间单人办公室。政经组人才济济，张闻天、吴敬琏、赵人伟、何建章、张卓元、张纯音都是这个组的成员。组长骆耕漠是顾准在新四军中的老战友。他为人宽厚，倡导学术自由，从不压制不同意见。顾准在这里如鱼得水，感觉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他在“历史自述”中写道：“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这个右派分子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来所后第一个星期天，他特意买了菜，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庆贺再度来到经济所。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兴奋地告诉家人：“从此要埋头读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顾准曾跟我母亲戏称经济所是个“聚宝盆”。在这方学术沃土，他与孙冶方、骆耕漠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他们三人频繁交流思想，过往甚密。

顾准在与孙冶方探讨理论问题时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超前的看法极为不易。正是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孙冶方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表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阐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对按照主观意志，不计盈亏大办工业等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63年，他在一次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辩论会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冲口而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然而好景不长，孙冶方于1964年被打成“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中央派出七十人组成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他被停职反省，大会、小会批判竟多达几十次。1965年9月，孙冶方被工作队评定为“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批评，态度十分骄横”。他遭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下放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劳动改造。

骆耕漠每逢政治运动必挨整。1964年，由于旧案重提，再加上“支持孙冶方，包庇张闻天、顾准”等“新问题”，骆耕漠在“四清”运动中，以“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嫌疑”等罪名遭到猛烈批判。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三人更是在劫难逃，接二连三被“打倒”。顾准自不必说，他从1952年就开始挨整，还是中国唯一一个曾两度戴上“右派”帽子的“牛鬼蛇神”；而孙冶方则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被揪出来批斗。骆耕漠也被抄家、游街示众。

一天，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抄孙冶方家，赶紧跑去报信。结果他赶在抄家前夕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不久之后，顾准和孙冶方被双双关进牛棚。造反派“勒令”他俩打扫办公楼的楼道和厕所。他们每天故意去得特别早，趁楼里没人的这段时间，边干活边交换思想，并探讨对“文革”的看法。

1968年4月5日，康生下令逮捕孙冶方。没有先兆、没有理由、没有程序、更没有任何解释，他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零五天。

孙冶方被关押期间，顾准、骆耕漠、还有我母亲，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一次，母亲跟顾准谈到他们这位老友，不无忧虑地说：“冶方已经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准却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他还说：“冶方若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

1969年，全国各地大办“五七干校”。学部自然不能幸免，于当年11月16日下放。经济所职工被“连锅端”，顾准、骆耕漠、母亲张纯音，都去了河南息县学部干校。我作为家属也一同前往。

就在出发前几天，顾准才获悉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汪璧自杀身亡已一年多，而大女儿又拒绝与他见面，精神上遭到严重打击。不久以后，我在干校认识了他。从那时起发生的很多事，笔者在《干校札记》一书里有详细记述。

1974年11月初，顾准被查出患了晚期肺癌。当他得知已来日无多，内心很痛苦。他说自己并不怕死，只是痛心不能再工作，没来得及把那些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

在顾准病重的那些日子里，他在经济所的几位好友：骆耕漠、林里夫、江明、吴敬琏、张纯音等，或日夜轮班守在他的床边照顾，或在家里烧了可口的饭菜带给他吃。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更是在我母亲的搀扶下，冒着刺骨的寒风，从老战友那里借来轿车，接老中医出诊。在顾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这些朋友竭尽全力，为他营造出一个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家庭氛围。使他在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感到不那么孤独、凄苦。

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获释。他听说顾准于4个月前刚刚离世，为没来得及跟挚友见上最后一面痛心不已！

孙冶方出狱没过几天，我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前去探望。那还是“文革”期间，人人自危，对刚从大狱里放出来的人，别人躲都来不及。我们来到三里河一区3号楼，那是经济所宿舍，里面住的全是母亲的同事。孙伯伯家在一门301室。母亲怕碰上熟人，让我先探探路。直到我按照约定的暗号咳嗽两声，她才敢上去。

阔别多年的老友相见，分外激动！孙老果然如顾准所料，不但没疯，头脑还异常清醒，谈笑风生。他不愿多提狱中生活，只说这些年支撑他活下来的，是早在1959年就开始酝酿，并着手写作的那本书—《社会主义经济论》。苦于狱中没有纸笔，他只能打腹稿。可毕竟年纪大了，大部头学术著作怎能靠腹稿来完成？！为此，他将这本书分成21章，共83节，每节有个小标题。为了避免遗忘，他每天都把这83个标题从头到尾背一遍，漫长的监禁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熬过来了。

孙冶方出狱那天，经济所派车来接。他一上车就对接他的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对于我所坚持的学术观点，一个也不改变。”他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用纸笔把这21章83节记录下来。

孙伯伯接着对母亲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实在太好了！有件事要拜托，请把这本书的那些章节抄写一份带回去。这样万一哪天我人再被抓，家再被抄，书的骨架还在，这些年的牢就没白坐。母亲听了大受感动，当即坐下来开干。这时洪妈妈（孙冶方夫人洪克平）赶紧递过来一叠用铁夹子夹住的展平的香烟盒纸，让我母亲把那些章节抄写在纸背面的白色部分。洪妈妈的节俭在朋友中是有名的。这也难怪，孙伯伯被捕入狱后工资停发，她只能靠自己的退休金过活，很是不易。母亲直到深夜才抄完。此时末班车已过，我们告别了孙伯伯、洪妈妈，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重托，一路走回家。

孙冶方特别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尤其喜欢听贝多芬交响曲，说那些铿锵有力的旋律能振奋人心。据经济所前所长赵人伟回忆，一次他去看望孙冶方，见他正在用留声机放唱片，问是什么曲子。孙答不清楚，只是觉得特别好听。正说着我母亲也来了，她一听就说这是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经典唱段。还说这部戏的剧名《The Merry Widow》译成“风流寡妇”不准确，应该译成“快乐的寡妇”。孙冶方听罢高兴地说：“还是张纯音内行，比你我更懂音乐”。

1977年，孙冶方获得彻底平反，相继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务。

孙冶方早年留学苏联，非常了解计划经济，深知其中的弊端：在经济管理上，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在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方式上，平均主义严重。而顾准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他通过观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施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种种问题，痛感这条路行不通。孙冶方与顾准殊途同归，一致得出结论：要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实行市场经济。

由于孙冶方在1956年发表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1959年的《论价值》两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建设要讲利润，要遵守价值规律，他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中国的利别尔曼，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威望如日中天。

 

孙冶方在石林（摄于1978年6月）

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他能撰写一部结构严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一旦动笔却意识到理论上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他在日记中写道：“进展速度极慢……要抢时间啊！”直到写作后期，吴敬琏加入了写作班子，才发现孙冶方思想体系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认识到实行计划经济不利于发展生产，而且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他早年留学苏联，深受传统苏式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坚持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通过计划来协调的。他所讲的“价值”，不是第一号价值，即市场价值；而是“第二号价值”，即作为计划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因此，他的价值理论不彻底，一接触实际问题，就难以自圆其说。

1979年9月，孙冶方被查出患了晚期肝癌。他并没有因此躺倒，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1982年，病入膏肓的他住进了医院，而那本《社会主义经济论》尚未完成。经济所领导特别着急，专门挑选刘国光、张卓元、林青松、冒天启、旷建伟等五人组成“抢救小组”，每天守在他的病床前，用录音机将他口述的文稿一一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字。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来得及完成毕生的心愿，于1983年2月2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孙冶方在病重期间，曾多次郑重申明，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价值规律学说，是受顾准的启发，让几位学生今后为他出书时一定要注明这一点。孙冶方讲这番话时，顾准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些。这充分体现出孙冶方先生学术道德之高尚。

1985年，经过整理的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终于与读者见面，里面收录了他从1961年到1983年20多年里的6篇文稿。这部著作与众不同的是，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作者从他的价值论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即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如今，即使是经济系的学生，都不一定知道孙冶方其人。然而，他生前为提出价值规律学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身后却极尽哀荣。就在他去世不久，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了孙冶方令人钦佩的一生，充分肯定了他的治学精神和理论贡献。由55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倡议，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他们捐出自己多年微薄的积蓄和刚刚补发的工资，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时，经济所“三家村”只剩下骆耕漠一人。他人如其名，像一匹负重的骆驼，在学术大漠中不断耕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享年一百岁。

从195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问题，曾展开大讨论，前后长达数年，形成了“窄派”和“宽派”两种不同观点。“窄派”代表人物是骆耕漠。他认为应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来考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问题。即在单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有产品交换，没有商品交换。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而“宽派”代表人物则是孙冶方和顾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即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要起调节作用。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原因，凡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存在商品。然而，孙、顾二人所提出的价值规律，并不完全相同。孙冶方认为第二价值规律可以起调节作用，但是他提出的价值规律并不是市场规律。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可是市场规律，是用价格的自由波动来调节生产。故在那场论战中，唯一从实质上讲市场经济的，就是顾准。（吴敬琏语）

按照世俗观念，孙冶方和骆耕漠是成功者，他们晚年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顾准却背负罪名，早在1974年就去世了，当时只有59岁，是“三家村”中最短命、晚年最凄惨的一位。他的后半生是在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检讨交代、孤独穷困中度过的。他没有等到自己所预言之“中国神武景气”的到来，更没有看到“中国雄飞于世界”。甚至在他离开人世后漫长的二十年里，世上真正了解这位集天才与勤奋于一身的思想家的人屈指可数。

然而，是金子终要发光。就在顾准去世后第18个年头，他与六弟陈敏之在1973-1974年间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在香港结集出版。这是顾准思想之精华，字里行间散发着真理的光辉。陈敏之为这本书题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暗指作者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顾准的研究就不再局限于经济学，还广泛涉及中外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等领域。他的贡献实际上早已超越经济学，或者说他极度扩大了经济学的边界。他的洞见非同凡响,其前瞻性研判令人警醒，回头探究他的思索之路。他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彻底突破了教条理论的樊篱。

他年轻的时候曾坚定信仰共产主义—那个神圣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他放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伟大的事业”中去。可经历了种种残酷现实后，他痛苦地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天堂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进步。”

晚年顾准（摄于1972年12月）

顾准认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然后实行一党专政，最终必然会导致独裁专制。”他晚年思考“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即革命成功后将会如何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他说：“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现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顾准认为，在近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这一路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所以，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这当然是极具感召力的。“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的作用，却是科学的”。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

“乌托邦”到底是未来蓝图还是空中楼阁？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有句名言：“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善意铺成的。”我们知道，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实验，无一例外都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的前苏联，到柬埔寨红色高棉做的“安卡”实验；从中国的太平天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每一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社会，都只是空中楼阁，崩塌后给民众带来的却是数不尽的灾难。顾准曾对我和母亲哀叹：“天国”固然好，路有冻死骨。

顾准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治：

“我不主张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尽管顾准生前没有提出通往上述主张的路径，但他至少告诉我们：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那套教条绝对行不通，必须改弦更张。

正如学者王元化在《顾准文集》序言中所说：“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王元化评论顾准时还说：“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之后已渐渐销声匿迹，并且名声扫地。但顾准凭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挤出了一道门缝。这位早年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历经劫难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的、信奉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者。”

思想家顾准的出土，震撼了几代中国人。他的精神遗产，获得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