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回忆孙冶方同志二三事

1962年6月至8月，陈伯达邀孙冶方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他去“座谈”，鼓励他尽量“放”，以便收集他的“修正主义”罪证，再将他一棍子打死。他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仍决定参加。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

1963年底，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说。有人劝他说:“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1964年，康生、陈伯达给孙冶方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后，严正声明:“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戴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

他坐了7年的牢，在牢中一直坚持写“论战书”。他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85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1975年他被释放出狱。押他回家的造反派在汽车上警告他“要老实做人”，他回答:“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回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一次江青在大寨讲话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文革”后，他快70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作读书笔记。1978年6月下旬，他批评了“唯上”的学风。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1979年9月他经过超声波检查，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修良大姐听人说，这报告是“他用两条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条强坐起来”写成的，这事使修良大姐热泪盈眶。

1982年，他为影片《天云山传奇》进行了申辩。这部影片放映不久就被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上的反映”。他不顾身患绝症，撰文反驳，这时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距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和孙冶方孤岛时期分手后一直未见过面。1978年5月27日他在上海科学会堂作报告，那时我尚未平反，想尽了办法弄到一张入场券，坐在后排远远地望着他，这是我们分手40年后第一次重逢。次年，我为自己的案子上京申述，姜椿芳带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作长谈。“十二大”时我们又见了面。大会开幕的那天，趁会前的空隙，我从拥挤的大厅中把《天云山传奇》的作者鲁彦周找到和他见了面。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去世后，他的助手把他的一本遗著寄给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冶方同志把书放在床边，本想等身体好些亲自签名将书送给你，但一直未能做到，现在只好由我在书上盖了他的图章，以表他的遗愿。”

读完修良大姐记孙冶方这本书后真是感慨万千，它使我回到孤岛时期刚刚入党的年轻时代。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他们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孙冶方、陈修良、林淡秋、姜椿芳、黄明，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