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关于深圳市蛇口区（一）
各位学长，我站在这个讲台实在是诚惶诚恐。安排这堂讲课，我一再和领导讲是否免了，因为近期对于特区的问题争论比较多，我也觉得不太好讲。对于特区的问题相当敏感，我们出来时特区领导再三交代，话不要在外边乱放。既然安排了这次课程，我讲的和其它老师不一样，其他真的是老师，是教授，能把马列主义经典背好几篇，有的是真正干了很多事业的。在座的各位学长，无论是年龄和工作时间都比我长得多了，让我有所畏惧。但想想我那么年轻，中国开始办特区时我就在特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对于特区的情况有所了解，作为一头特区的开荒牛，我就不仿把特区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所讲的主题《深圳市蛇口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体会》，我讲的比较窄，主要讲蛇口工业区。
一、蛇口工业区是深圳特区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蛇口工业区是第一个特区，比深圳特区开办的还要早，由香港招商局开办，香港招商局沿海各城市大家比较熟悉，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批企业，李鸿章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定性为卖国贼已成定局，可最近有报纸在给他翻案，还有一个张之洞，张之洞当时在湖北搞了个汉冶平公司，就是中国第一个炼钢造枪炮的一个工厂，也是刘少奇同志早年搞工运的发源地，而李鸿章在1872年在搞洋务运动时搞了一个企业叫招商局，所以可以讲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之一，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企业曾经在中国和沿海各城市，包括上海、武汉、厦门、广州各地都有他的分公司，主要是搞航运的。1950年，全国大陆解放后，香港的招商局当时是国民党财团在香港控制，当年在香港宣布起义，成为第一家回归祖国的海外公司，受到周总理及许多领导的高度赞扬。香港招商局对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和早期航运、经济开放做了好多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招商局原来是单一搞航运的团体，刚解放那会在香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已经在香港变的没有生气。三中全会后交通部就提议：对航运要大上，要走出去，发达国家都是自营船队，航运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拿香港招商局做一个突破口，当时主要支持工作的国家领导还是英明领袖。要求香港招商局今后的工作以航运为主，综合开发多种经营的实业企业。在此背景下，借着航运业的兴旺，在交通部叶飞等几个开明领导的有效带领下，香港招商局挣了些钱。对于这笔款项的利用有些争论，香港招商局觉得留在香港扩大再生产有点不妥，国内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局势有所好转，能否把这笔钱拿回来投资。香港招商局，华润、中国银行、港中旅当时是香港“四大国企支柱”，如果把钱拿到国内投资会产生巨大矛盾，有几个开明的领导提出依然留在香港投资不行，要投国内。所以后来成立特区就有人认为是为回收香港，解决香港台湾回归的战略部署和决策。以我亲身经历就特区的起源好像没那么高瞻和伟大，就是有那么笔钱要怎么投资而已。
当时交通部和广东省联合给国务院打了个报告，要求国家给一个区域由香港招商局直接投资，有自主使用权，在经济利益上给一些照顾，借助亚洲四小龙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便宜的地皮、国内的自然资源做出口加工。当时招商局只想做一些拆船废钢回收、轧炼的业务，在香港要做这样的项目地皮就很贵，招商局的领导干部也确实想为国内做点事。鉴于以上宿愿，中央和交通部的领导相当支持，主要领导都在报告上签了字。就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2月份就核批了，1979年7月份就作为中国当时特区的萌芽，搞了铁丝网围了广东宝安蛇口的一块地，就开始动工了。初期的干部都是从交通部抽调的，我当时在北京交通部科学院工作，我去的时候的心理准备是不足的，仅以为是做完工程项目就回来了，绝对没想到这一去便改变了我的工作、人生和户口。
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初期，所有派驻的干部都有严格的政审，不得有任何海外背景，初到蛇口时很好奇，对岸就是香港。蛇口地处珠江和南海的交汇处，历史上蛇口比较富裕，面临大海，侧靠珠江，运输比较方便，是传统的渔港，地处珠江半岛的南端。西端海湾流域狭窄像条蛇，靠东边是一个很大的海湾，在图上看像一只鸟，东边就被称为大鹏湾，西边就是现在的深圳湾，过去叫蛇湾。蛇口就在蛇湾的顶端，撑着一个山头，很像一条蛇，因此得名。当地的村民认为这是一块祥地，因为蛇为小龙，另一侧誉为大鹏张翅，此乃龙凤呈祥之地。当地物产丰富，据说三天快马送给杨贵妃的妃子笑就产自此地，肉肥核小，这里出产的荔枝在香港是论粒卖，一粒荔枝2、3港币，当地还有一种特产叫蚝，老百姓讲山上长着摇钱树，海里摆着是聚宝盆引以自豪。
1840年的鸦片战争第一声炮响是在蛇口打响的，位于珠江口的号炮台，现在我们已经修复了。今天对外开发的第一个特区又是在这破土动工的。这在历史上非常有趣，历史上是帝国主义的炮声打开了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对外开发。今天是我们在这里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请外国人进来，当年文天祥在这里写下了壮丽的爱国主义诗篇。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很多香港的大亨也是靠着蛇口发家的，通过蛇口特殊的地理位置走私药品，军需用品帮助国内援军作战，至今某些特殊的物资依旧从这里秘密进出。
我在去蛇口前有过插队下乡的经历，去过农村，去过陕北、延安、北大荒等一些贫困的山区。初到蛇口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这个蛇口的海滩荒凉到令人难以目睹的地步，这种荒凉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别的地方荒凉是山荒水荒，而这里是躺着尸体、白骨。海浪过后的滩面是一根根的人骨和骷髅，田野荒芜，荔枝树被砍光，水里没有任何船只打鱼，只有巡逻队在海边来回穿梭巡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1978年是历史上第三次偷渡香港的高潮时期，那时的偷渡量很大，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的经济，导致香港联合深圳签署了比清政府出卖香港时还为苛刻的条约，所有偷渡的人员一律返遣。当地很多青壮年都通过蛇口通道偷渡去香港，双方为杜绝偷渡，在警员、陆地，海面和空中严防死守，很多被海浪淹没的、军警打死的偷渡者被海浪冲刷到岸边，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息。如果在北京你要听说有个人逃到香港了，那可是投敌叛国，但在蛇口，跑到香港就像家常便饭如此简单。每天都能见到香港警察开着车把抓捕的偷渡客送回来，海边我们的边防每天抓一串偷渡客，边民都习以为常了。大家一门心思都想着偷渡去香港，没心思种地劳作，就形成荒芜。
那些土坯房外墙上写着“宁做无产阶级的穷汉子，不做资产阶级的狗腿子”，号召青年人不要偷渡逃跑，留在这里是人，逃到对岸是狗。当时中央派了很多部队去堵截，成千上万的偷渡客根本堵不住。那时的蛇口没有电，没有灯火，一到晚上，对岸的香港霓虹灯影，天都是亮的，反观一湾之隔的蛇口，只有指挥部几盏昏暗的灯光。当时我们的干部在海边看着漫地尸骨内心还是矛盾的。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搞开发，啥也没有，对岸又充满着诱惑，搞什么鬼。
当时有一件事情对我的一生起到很大的转变作用，就是香港招商局的董事长袁庚同志，他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解放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对国内外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为了解决我们干部思想问题，他专程从香港过来召集指挥部全体干部开会，就在海滩边，看着白色尸骨的海滩召开了指挥部第一次工作会议。袁庚同志站在海边非常激动，我印象很深。
“你们看一下这些尸骨，都是些什么人的尸骨？他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都在生在新社会，长在国旗下的幸福一代人的尸体躺在沙滩上!”
“我是历史的见证者，蛇口是我带着部队解放的，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我经常在夜晚泪流满面，现在比我当时解放时还要穷，老百姓的生活可怜，至少在我解放前没有死亡者会躺在这里。”
“我作为解放这块国土的人我感到内疚，不是口号里所说的建设新中国景象，比起过去穷多了。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躺在这里的青年。”
“中国怎么办？现在我们怎么办？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她建设起来，力争为这里的人民做点好事，把从香港挣的钱投到这里来。”
我当时在国内听到的都是假大空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看够了那些标语口号，看够了说假话说大话欺骗人民的案例。当时这一幕震撼了我们在场的每一名干部和青年，给我们这群迷茫青年清醒的上了一课。袁庚同志当时还讲过一句古话“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组织会逐步把我们派去香港和国外看看，等看过后我们就会明白了。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樵夫山上去砍柴，看见两个神仙在下棋，看的很出神，等他把棋局看完下山，家里的妻儿都死光了，都过去好几百年了。在全世界技术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大概也在哪儿修仙，我们在看四人帮的棋局，等棋局看完人间已不再是人间了。很明显的例子，五十年代刚解放时，广州的生产、生活以及人民富裕度远远超于香港，因为日寇对香港的破坏远大过广州，香港的人是想方设法的托人到广州来过日子，那会我们的边防查的很严，怕特务和国民党混进来，堵的很严。但是几十年过去，所有景象就倒过来了。
女排战胜日本后，全国掀起来一场振兴中华浪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拉开了蛇口特区的建设。因为荒凉，所有物资和施工团队都是从内地带过去的或从香港进口的。没有公路，简易公棚，就连喝的水都要通过消毒净化后才能饮用，生活特别艰苦。袁庚同志聚集了大家的爱国热情，把涣散的队伍拢起来，有机会和干劲就试一试，看能否在中国大地上有所作为。在内地我深深的感受到压抑，不能放手去干，到蛇口后截然不同。
开发初期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规模，是以出口加工区这样一个模式开始搞的。当时设计的很简单，就是圈一块地，找外国人来投资，再把产品卖到国外去。五通一平基础设施由东江纵队的一位老同志许志明担任指挥长开始搞起来，7月份开工到1980年头上，特区的口号就出来了，深圳镇宝安县也坐不住了，也开始不停的给中央打报告，要搞特区，也就是那会中央的文件开始明确搞特区的。特区那会是新生事物，大家都不明白，不明白就只能自己干，“特区”这两个字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当时调不来人，也没人愿意来，来了也是临时心态。工程指挥部设立了规划科，从一开始就把规划工作提的很高，由规划科全盘组织，设计起点比较高，立体化的设置为将来的发展预留了很多空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规划局都是相当严谨和有权威的。再搞了一个工程科负责五通一平，一共7个人，除了科长外每人管一“通”，一人管一“平”，我当时是很年轻的技术人员，我是学通讯专业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别人不懂，所有蛇口区的通讯工程科就交给我一人了，担子还是重的。整个区域通讯部署，设备引进、施工布局，反正只要和通讯有关的工作都由我负责，好了就领功，没做到位的被骂得要死。当时所有建设都没要国家的钱，所以也没人管，中央也管不过来，我们一波开荒者就在那里各显神通地折腾开了。工作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必须建设新的东西才能使特区“特”得起来。有几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当时修建一条从蛇口连接深广高速6公里的公路，这个路的质量且不论它，发生了一件要命的事，就差3公里路施工队不修了，要求香港招商局把公路局的领导邀请到香港逛逛，香港进口东西方便，不能让施工队白干活儿呀，工人每人要一台录音机，工程机械都老了，得换一批压路机和工程机械一大堆要求，毫不隐讳的停工要东西，胆子大，敢干。当时叶剑英去视察，以为可以逮到证据了，我去修路工程指挥部找领导，传达叶帅要来，赶紧把路修完了，摆着不好。人家直接回：不晓得叶帅是谁，但知道香港有港督，他还没见过呢！这个“路老虎”就是搞惯了，搞得开发区这边炸锅了，这事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再遇到类似事件可还得了了，真拿他们没办法，后来这事是总书记出面解决的。那会我们也有尚方宝剑，新华社记者对我们特区很感兴趣，老往我们那儿跑，想写点内参，结果这内参被领导看见了，做了批示“欺人太甚，如此干部，应以追究。”就这一批示，仅用了一天半就把这三公里路铺完了。就此总结，如果特区搞建设，原用国内的模式是发展不了没有出路的。
我那会负责通讯也是困难重重，因为邮电国内是统一的，即使特区用的是外汇，也不能丧失国权，我们也很希望国家派人来给我们搞，但光设计就得两年半，全部建成是七年，设备报价贵的要死，出钱弄好后还得划归邮电部，当时特区的规划是一年半就得完工，也是提出要求要把邮电部里的领导干部们带到国外去溜一圈，矛盾非常激烈，我们都搞得没办法，硬着头皮自己干，全部从国外请工程师进设备，引进了中国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就这台设备的采购进口许可证，我亲自到广东省跑了12个部门，申请报告上盖了12个公章，从海关到经贸部、经委、物资局……最后找到广东省政府的一把手任仲夷书记才给解决了，再次回到源头拿到了许可证。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你说难也不难，要说容易也容易，关键要找到真佛。就此把国内团队设计的4000平方米7年规划缩小到200平米小楼，包括了机房，值班室，话务台、信号台港口的超短波无线电台在内。在提议用国外设备时还被邮电部定论为“卖国”，有人说比李鸿章时期还要反动。邮电当时是招商局出钱建造的一竿子买卖，由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经营，外国人只是负责设计和设备引进，当时就这事，还被报告到中央说这是出卖邮电主权。
就这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国内机构庞大，办事效率低下，在蛇口是决不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好在我们没有这样的包袱，在此前提下教育我们非得有一个革新。拿我亲手经办的通讯工程来说，从开土动工到第一步电话接通，仅用了七个月，邮电部来验收时非常惊讶。还有一个案例，当时国内实行一个半月的奖金政策，做五通一平时，工地施工工人每天能拉30车土，但效率比较慢，项目部就提出多拉1车土给1毛钱（实际4分钱）奖励，就这一条简单的措施，每天每人可拉到1百多车，一下子工资翻倍，这事被反馈到劳动部后，即刻下文工人奖金不得超过1.5倍工资，一下子跌落到40多车，多一点都没人愿意干。通过内参记者的报道反馈到中央，批示了特事特办，立马恢复奖励机制。第一阶段的五通一平初步战役建设用一年零两个月基本完成。
蛇口工业区主营以工业和南海油田服务为主，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引进国外的工业，从出口加工区工业的模式出发；就南海油田服务项目的设想，包括英国这些国家海洋油田的开发，本身可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开发的费用惊人，初期一口井的费用上亿。东南亚的国家闻风而动，新加坡、台湾、香港主动献殷，提供各种配套的维修、救援服务，这业务很能挣钱，别人都在开发南海，也是这项业务让蛇口挣了很多钱。当时国内也有官商老爷们设立的石油服务总公司，但挣不到钱，我们就提出在建设工业区的同时建了一批为南海石油服务的设施，利用了当时的地理优势。
开始搞工业时，我们把起点搞得比较高，现在回看当时做法是正确的。当时提出工业引进“五不要”：违反国家法令和文化道德的不要；污染型产业不要；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不要；设备技术落后的不要；与国内进口争配额的不要。初期建立外资信心的条件下提出了这五项苛刻的规矩，起点就摆得比较高。
当时开发区还提出一个口号，非常的有意思，叫做：“要挣钱，君子好钱取之有道”。作为初期，利用国内内需搞一些加工贸易出口贸易钱来得挺快，作为原始积累是可行的，但长期这种“鸦片式”的获利是不行的。深圳是地处香港和国内的重要要道，而蛇口相对偏离，来得人不多和深圳不能比。明确提出违反国家利益和政策的事坚决不能干。中央给我们的权很大，在我们那个地区进口审批比省里的还大。物资的进口、项目的签订权利全部给了蛇口。当时我们的权利和海南的一样大，海南的权限当时才给了4个月，弄得不可收拾（海南事件）。而我们的权力给了好几年，海南事件以后，全国海关搞了个大检查，给出了几档定义：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蛇口被定为守法户。当时要随便搞几台车轻轻松松能把钱挣了，但蛇口知道，开发从我们这里开始，也能从这里结束，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谨慎。当时我们办事处用的汽车都是征全税。当时招商局有一个传统外事工作纪律，领导干部的头脑也比较清醒，干部组成层次比较高，坚决抵制误国误民误自己的事件发生。
特别讲下为什么不做来料加工，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系。我们是建厂搞实业，没有现成的工厂，如果大量的资金投在基建上后续没有来料订单的保障我们就完蛋了。
我简单讲下大家关心的资金来源，关于特区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特区的发展资金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招商局的营运自留留存。这部分钱不多是老本。招商局航运好起来以后，和国家实行包干，多额利润中的五分之一投入工业区建设，这部分资金少的可怜，是从香港公司合理避税中省出来的，也就几千万，从1980年到1985年包五年。第二部分钱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个钱是国内同志想不到的。香港招商局周转资金里的钱，我们靠这个钱发了财，什么概念呢？在银行流通里面，有大量的代付、代支款项，来往金额比较多。我记得香港招商局当时在香港买楼，很大一笔钱，星期五在一个律师楼里签合同，对方来了两部车，马达不停，两边的董事长字一签，支票一给对方立马去银行进账。如果当天不进账周六周天银行休息，损失的就是三天的利息，对于好几千万的售楼款是不小的一笔利息收益。这事以后招商局开始进行财务大检查，发现压支票、压资金、周转速度简直让当时的董事长无法容忍，各部门都习以为常，这个资金在调度上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可以弄很多钱。我们利用了这个便利搞了很多钱。第三部分是贷款。香港的六家主要银行通盘宣称，对于招商局的贷款“三不问”，不问数量、不问用途，不问归还日期，借多少给多少，这种负债截止现在有1亿3千多万。蛇口发展的资金基本是利用外资和银行贷款积攒下来的。后期政府机关设立起来后又有了点税收。工业区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港口城市，有了一定的规模，我知道的特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17日订正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