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耀根：蛇口社区记忆一一蛇口的新闻改革和社会透明度（一）

一、“社会透明度”的八个小故事

袁庚开发蛇口是抱有远見和情怀的。他的目标是想把蛇口打造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上必须让蛇口人有吃有喝，生活比较充实富裕，要有“免除匮乏的自由”；二是精神上必须让蛇口人敢想敢说，务实创新，“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其实如上两条是人类宜居城市的最基本内容，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个城市的管理层必须实行透明化管理，给人民以知情权、监督权和选举权，以充分调动民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畗的极大热情，而作为公众媒体则是最佳工具之一。

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很多问题需要先在蛇口试验，成者推广，错者修正，一切都需要透明，报纸具有传播和纠错的功能，袁庚深知其理。

我们把袁庚精神归纳为蛇口的“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南方周末》曾以此为题发表。

蛇口精神，跟原来蛇口渔民村的“过小日子”的认知不能同日而语。面对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袁庚曾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他想了半天，就要在蛇口做一次突破！什么突破？那就是要办一份宣扬他的主张的报纸，叫《蛇口通讯》。

蛇口开发时，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靠蛇口“杀出一条血路”，这与内地计划经济模式就有很大区别。概括起来有三个转变：由资金的统划统拨到自筹资金、自求平衡的转变；由项目的统分统配到自找项目、自主经营的转变；管理上，特别是财务管理上由统支统收到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转变。

一句话，蛇口开发走的是自主负债建设的路子。这条路要走好、走通，就必须依赖蛇口全体干部群众参与到这场透明的挑战中来，而《蛇口通讯报》显然不能照搬内地计划经济模式下办报方法，应适合蛇口以市场经济主导下作相应调整。

正如袁庚所说：“我是靠一个企业的力量来开发蛇口，在动用资金上，我避免投资太多，周期太长，规模过大的风险。有些大的项目对其的可行性研究，经济效益和偿付能力的研究，常常使我十分难言，半夜惊醒一身冷汗。”后来他把这种负债建设的心态，总结为“重债在身，如负千斤”。当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邀请他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自已的感受，随即，《人民日报》等诸多媒体广为报道。他的报告精髓，到如今仍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他坚持提出总编负责任，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使报纸真正起到與论监督作用。

蛇口起步就定位于外向型出口加工区，国门打开之后客户身份和要求变化了。面对客户多是外商，营商对象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是蛇口必须提高透明度，使外商感受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招聘到外资企业的一般员工长期受内地“左”的思想影响难以消除，他们感觉到外资企业打工就是再次受到剥削。而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多数来自内地，对于如何建设外向型工业区既缺乏经验，思想意识也很不适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所以当时蛇口的经商环境还不是很和谐的，从外商客户到打工仔打工妹，从蛇口领导层到一般管理干部，思想上的矛盾错综复杂。怎么办？只有用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开放思维模式来打破一切恐惧心态。否则，蛇口的发展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有几个故事可以印证这样的思路。

其一：刀刃向内 主动亮丑

1984年12月初，由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古念良带队，京、沪、粤、港、澳等百余名经济学家联合考察深圳。当时听取了两场报告，调门完全不同：第一场在深大听取深圳市发展成就的介绍，结果会议反应平平，异议不少，主要集中在“光讲成绩，不讲问题”上。

第二天他们来到蛇口碧涛中心，想了解蛇口发展情况。当时袁庚已经知道了经济学家们对头一天深圳介绍的不满，于是他上来不讲成绩先亮丑，一口气讲了蛇口最近发生三件“丑事”。他说：你们知道吗，前两天蛇口的工棚发生了一场大火，一个单位的工棚都烧光了，幸亏没死人，我批评在蛇口拍纪录片的黄宗英，为什么不把大火现场拍摄下来？黄说，那不是往蛇口脸上抹黑吗？我却说，不真实地记录蛇口，那才叫往蛇口脸上抹黑！第二件事是你们来的前几天蛇口死了一个人，在交叉路口上被汽车压死了，有人说香港天天出交通事故，也死人。蛇口压死一个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又反驳说，香港多少人，蛇口多少人，你们按比例算一算，蛇口交通出死人事故就是大事！第三个，你们没来之前，我这里还出了个事，一套房子的一个阳台突然塌下来，幸亏下面没有人，否则就又砸死人了。这三件事说明蛇口问题多多，但是我们有信心把蛇口当作改革开放的试管，想试验一下，最后结果是漂亮的小孩还是怪胎？我们愿意在时间的法庭上接受审判。

袁庚的开场白话音刚落，下面百多人齐刷刷热烈鼓掌。袁庚把社会透明度融化在坦率敢言之中，使会议一上来就达到上下呼应，同气相求的理想效果。同时，这也使我们办报人受到一场奠基式教育，明白透明度对接下来办好《蛇口通讯》报是何等重要！

其二：口号推广 透明之争

有人说袁庚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口号一是要钱，二是要命。后来经过邓小平亲临蛇口，肯定了这句口号，一时争议的声音就消声不少，但在如何推广这句口号在透明度问题上发生分歧。当时深圳市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将这句口号装在1984年国庆游行的深圳彩车上接受小平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从我这里要了这条新闻稿，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报眼位置，这一下子可惹大祸了。第二天有人查问这稿子谁写的？怎么登出去的？要查！并扣上一顶“泄密”的大帽子。由于蛇口当时提倡“透明度”，工业区领导保护了“供稿人”。

“提倡透明度”其实阻力很大。

其三：首脑带头 消除恐惧

《蛇口通讯报》按袁庚的精神，要坚持透明度，要给蛇口人以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结果，当报社去组织此类稿件时，大家都不敢写，说这类话题只能私下交流，公开见报不行，说到底，怕有人打击报复，给写批评稿的人穿小鞋。当报社总编韩耀根把情况汇报给袁庚时，他旗帜鲜明地说：“那就先从批评我开始好啦！”

袁庚感觉到干部队伍中间有恐惧感，脑子里还是内地带来的思想。后来他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讲1945年，我到香港看到了香港在发行的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登了毛主席到重庆跟蒋介石的双方谈判，两个人谈判完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毛主席就很自然的引用了罗斯福演讲中提到的“四大自由”，其中一大自由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到现在为止还在我脑子里转。听袁庚这句话，作为《蛇口通讯》总编的韩耀根很兴奋，说明袁庚这个观念不是偶然发生的，而由来已久的。后来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是重复了这句话，韩耀根就心里有底了。

“袁庚纳谏”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

工业区早期开发时，管理上的确实漏洞挺多，特别是和内地的一些老牌企业相比，从管理上来说显得比较薄弱，大家批评管理方面包括对袁庚的批评也比较多。作为《蛇口通讯报》的总编韩耀根希望有点新闻性的东西，就鼓动时任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周为民，能不能写一点批评袁庚的东西。

1985年周为民就当经理了，也算蛇口的一个公众人物了，当时周推脱，后来反复琢磨也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事情，最后周决定还是写，但写的时候署了个笔名 “伲名”（“匿名”的谐音）。那年大年初一，韩耀根拿了周为民的稿子改了一改，又换了一个笔名叫“甄名伲”，之后去找袁庚，问这稿子能不能发？袁庚看之后在稿上批了“一字不改，全文照发”八个字。他就提了一个意见，文中原来称“袁庚先生”，他说能不能改成叫袁庚同志，就改两个字，其余照发。然后他还对韩耀根说，以后《蛇口通讯报》只要不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于我们工业区领导批评的意见，实行总编负责制，你总编定了就可以发。当时，这件事影响就比较大。招商局的党委成员袁庚、江波等，都在当时大会上表示支持这个事情，就是要在工业区形成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氛围。

报纸出版的头一天，袁庚召集了工业区干部大会，他在会上说：“明天出版的《蛇口通讯报》有点名批评我袁庚的文章，建议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提倡说真话，有什么意见，哪怕是对领导人的意见，对我袁庚的意见都可以提。” 1985年的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把这条评成“全囯好新闻特等奖”，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发的证书陈列在改革开放博物馆。

其实这篇稿在广东省先被评为“好新闻二等奖”，还不是一等奖，更不是特等奖。《向袁庚进一言》的见报，开创了中国报界同级报纸批评同级领导的一个先例，于是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过了半月多，《中国新闻学会》和《全国记协》准备联合召开年会，中国新闻学会副会长、《南方日报》社长丁希凌来找韩耀根说，能不能再把这个稿子的新闻背景再说得清楚一点，我接着整整一天时间，把“袁庚纳谏”掀起新闻冲击波的前前后后作了深入报道，写了7千多字，用一个半版面在接下来一期作了详尽拨露。丁希凌看了后感到非常满意，遂推荐给全国新闻学会主席、《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胡就大段采用《前前后后》这篇稿子，向参与评獎的与会者推荐，最终被大多数与会者评为“1984年度中国好新闻特等奖”。

为使袁庚更相信这篇稿子的真实性，根据行规，凡是批评稿对作者必须保密，袁庚不知道谁写的，所以为此我在送稿给袁庚之前，把周为民同志这篇稿子用伪装笔迹重新抄写了一遍，标题也改了，至于以后，电视、电影、论坛、出版等等都以这只故事作素材，不断传播，历久不息，这是始料未及的。

其四：借错发力 立足纠错

袁庚认为在蛇口是讲透明度的，你有话可以当面说，不要在阴暗角落里三三两两议论。这个事反馈到培训中心以后，培训中心的教师就不服气了，育才学校校长陈难先同志就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对袁庚此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有不少正确的见解开始时真是在三三两两议论中间产生，以后经过实践检验，才逐步形成正确意见。

原来袁庚说这一段话时还严厉批评了在背后议论的两位培训中心教师，这两位教师更不服气，一位说袁庚这是在抓阶级斗争了，另一位说，我们当初正是奔着蛇口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好环境才来蛇口的，如果现在连背后发表一点不同意见都不允许，那只好离开这儿，说着这位从杭州来的老师回家就去整理铺盖。而陈难先校长随即把他的发言整理成文稿，认为袁庚提倡的正大光明地发表意见是对的，但又不允许别人私下议论，却是不合理要求。文稿被《蛇口通讯报》发现，认为很有价值，便立即《袁庚此说，一半可取》为题，发表于当期头版，并作了加框的编辑处理，以突出该文。

过了两天，蛇口迎来第一个教师节，袁庚特意召集全工业区干部大会庆祝教师节，他作了一场演讲，主题思想就是要打造一个先进工业区，首先要营造一个让大家敢于讲话的环境，在蛇口只要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违反宪法，搞人身攻击，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出来。对于他们应该像国宝一样把它保护起来，像熊猫一样把它养起来。他讲话既生动又风趣，原来议论过的几位教师彻底放下心来。

不仅如此，袁庚在教师节以后在其它不同场合讲话的结尾处，往往借用《蛇口通讯报》上的“袁庚此说，一半可取”标题，来宣扬蛇口不搞造神的主张，破除人们对领导人的恐惧心理。

其五：异议求真 定调求准

《蛇口通讯报》第一期（试刊）刊登了一篇《蛇口贸易公司经理沈祖芳的就职演说》，文中披露了公司存在的管理问题。他说，我们贸易公司管理比较乱，用人之道注意要用真正实干的，不要用一些耍奸狡猾之人，混到下班就洗澡拍屁股走了，月底还拿奖金，这样的贸易公司搞不好。他这个话在总编韩耀根看来并无尖锐之处，谁料却引发轩然大波。

有人把沈祖芳连同报纸一并告到党委。说沈祖芳抹黑前任领导，替自已脸上贴金，给新任经理施加压力。党委一位副书记找沈祖芳和总编韩耀根谈话，调门很高，说这篇文章不宜刋登，今后此类文章应先交党委审查才能刋登。这就等于把袁庚刚授予的总编终审权收回去了。而恰好这一天深圳官媒转载了这篇文章，说明选稿方向和稿件质量得到新闻界的认可。加上沈祖芳讲话有录音，核对后与稿子准确无误。韩当即表态：总编负责制是党委书记袁庚定的，对稿件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出来交给报社，质量够水平也可以见报。如果一听到对具体稿子有不同意见就要把审稿权收回去，韩表示不能同意。最终，这场争议送到袁庚那里裁决，袁庚明确支持韩的意见。就此而言，在蛇口办报，坚持社会透明度，开始时阻力的确不小。

其六：直面危机 转化定力

蛇口当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窗口，自然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作为主管中国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于1985年6月份来蛇口找袁庚，想听听他对经济特区建设的看法，于是在蛇口发生了一场著名对话。由于《蛇口通讯报》总编韩耀根与蛇口工业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黄振超同志都是对话现场的见证者，黄又把姚、袁两人对话事后写成简报，这就为《蛇口通讯报》提供了可靠且有价值的新闻素材，韩制作了一条新闻标题：引题是“经济特区如何建设？”，主题是：“姚依林与袁庚坦诚交谈”。之所以用“坦诚”两字，主要是突出姚袁两人的谈话的分歧，即姚认为不能再由中央向经济特区“输血”，应当由特区“造血”，来自我解决所需建设资金。而袁庚原则上同意姚依林的总设想，但不赞成马上“抜针头停止输血，而应当逐步减少输血量，比如从开始的100cc先减少到50cc，让特区有一个自我适应过程。”姚依林认真听取袁的建议，显得十分高兴。

谁知《蛇口通讯报》在第六期头版头条刋登后，香港《汇点》的青年经济学家曾澍基引用了姚袁对话，著文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引起地方上某些领导的强烈不满，姚依林到蛇口时该领导也一起陪同，但姚袁对话发生在蛇口“海上世界”英式酒吧边上，这位领导恰又不在现场。于是他便先给《蛇口通讯报》的这条消息扣上“假新闻”的大帽子，要求召开新闻单位“集中开会批判蛇口假新闻，并追回《蛇口通讯报》上报到省里的审批刊号的报告，以示严惩”。

事情发生当天震动了蛇口党委，袁庚连夜冒着大雨从香港赶回蛇口，《蛇口通讯报》总编韩耀根当晚写了辞职报告，并与袁庚通电话。袁庚在电话中第一句话是“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口气竟显得十分轻松，他说“当时‘海上世界’英式酒吧就只有姚依林副总理和我两个人在场，黄秘书在场作记录，凭什么说两人对话是假的。至于深圳追回刊号，我们就办一张没有刊号的小报好啰！”并反复叮嘱韩要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办到大家都想看，但又遍寻不着，你就成功了！韩一面记下袁庚的嘱托，一面把“辞职报告”撕毁，轻轻吐了一口气。

又谁知，竟有人把此事告到中央，于是中央只好电令《人民日报》驻香港首席记者周毅之等人介入调查，周先到蛇口找韩耀根了解了姚袁对话刊登见报的全过程，再去袁庚处了解新闻源发生过程，最后到北京与姚依林核实与袁庚对话内容。周毅之据实写出了调查报告，最终获得中央认可，这才平息了“《蛇口通讯报》假新闻一案”。此事证明了，报纸要提高社会透明度不仅艰难而且要冒很大风险的。

其七：开放管理 员工参与

袁庚依托报纸提倡透明度，最终目的是要让蛇口工业区全体员工破除恐惧心理，树立主人翁精神，全力投入到工业区建设中来。于是，由蛇口新闻协会和《蛇口通讯报》联合创办的“蛇口新闻沙龙”就应运而生了。沙龙以对话为形式，题目集中在工业区最关心的焦点问题上，让蛇口人自由发表见解，有分歧就当场展开讨论，力求最终达成共识。由于沙龙举办地在蛇口培训中心八楼，有一次袁庚就说，这个八楼让蛇口人畅开说话，可以让那个八楼（指工业区管委会）的人在做决策时多听听，少犯一点错误。

有一场沙龙是讨论蛇口该不该到广州去建招商宾馆？来自育才中学的胡晓明老师认为，工业区领导没有对广州做过详尽的市场调查就匆忙决策，有些不妥。会后，他回家一整夜心头为此事牵挂，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干脆在深夜趴在桌上写了一份意见书给工业区管委会，明白陈述反对仓促上马广州招商宾馆的意见。他夫人瞧他深夜不睡，问他干什么，胡老师便把自己写意见书一事告诉了她，谁知胡夫人立即反对她丈夫，说：人家工业区领导的决策，你作为一个教师管得着吗？胡老师反驳说：这项投资是工业区大事，每个人都应当关心！胡夫人又怼他说：你这种小人物讲话谁听？万一有领导打击报复，说不定会把你打成反革命！胡老师气得亮开喉咙与其夫人争吵起来，胡夫人气不过，也针锋相对地写了赞成建广州招商宾馆的意见书也呈送给工业区管委会。第二天“胡老师打起家庭官司”一事传开了。《蛇口通讯报》随即以《招商宾馆该不该建？》为题，《瞧着这一家打起家庭官司》为头版通栏主题予以报道，并配发评论，引发各方关注。

不久，中国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写了封信给我，他说你知道吗，《蛇口通讯报》报道的“家庭官司”，《人民日报》已把当期的《蛇口通讯报》剪下来，贴在剪报栏上，而且拉了一个横幅，叫做“中国新闻改革在前进！”。孙所长鼓励我们办报就是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在蛇口要強调透明度，让蛇口人对工业区决策有话语权。

其八：“蛇口风波” 社会震动

如果说胡晓明的“家庭官司”仅是一场小风波的话，那么，1988年春夏之交，三位中国著名教授到蛇口讲学所引发的一场激烈争论，波及的就不仅仅是岮口这块弹丸之地，而是全中国，世称“蛇口风波”。

这一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三位教师南下深圳讲学，途经蛇口给蛇口青年人上课。他们习惯于内地那一套陈腐说教派头，引起了蛇口青年的反感。譬如，当彭清一说到他女儿在北京一家宾舘当服务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希望让他利用社会地位走走后门，调动一下工作。他就用工作不分贵贱，要树立“螺丝钉”精神，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与蛇口青年不靠后门，就靠个人奋斗，自由择业的精神相悖。在场的一位青年当场站起来怼道：什么“螺丝钉精神”？分明是你的女儿沒本事嘛！特别当李燕杰和曲啸说道，青年到特区来是来干革命，不是来淘金，所以不要追求眼前利益，而要胸怀大志时，更激起听众的普遍反感。好几位青年当场站起来说，我们到特区先追求温饱，后要淘金赚钱，养家糊口，当然在这过程中客观上也为国家做了贡献。淘金没有错。尤其是当教授们在受到挑战时让发言的青年报上自己姓名，而那位青年当众把名片递给教授，听众对这位敢于公开亮明观点的青年报以热烈掌声，课堂对峙气氛达到了高潮。

让人没想到的是，三教授讲课还带来一位调查记者，事后该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指责蛇口青年政治思想教育上有问题，提示有关方面引起警惕。

这场思想交锋在《蛇口通讯报》上刋登出来，引起《人民日报》注意，一经高层党媒报导，便引发了全国性大讨论。《人民日报》对大讨论持续跟进，其他传媒也纷纷转载，终于酿成一场“蛇口风波”。

对此，袁庚有三点看法，一是他认为蛇口人已习惯于议事辩理采取平等对话，追求真理，而摈弃填鸭式说教，强制性接受的教育方式，而教授们的落后教育方式受到抵制是在所难免。二是他认为那种事后收集不同意见，上纲上线打小报告的做法，连我老头子都难以接受，何况年青人。在蛇口就是要提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的风气。三是他再次严正宣称，在蛇口只要不反对共产党，不违反宪法，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绝不能以言治罪。

一场风波，通过袁庚总结，把蛇口透明度推到了新的高度，以致延绵于今！

                                                                                                    2024年“蛇口人文历史”授课

                              收录于《蛇口十年》

                                                                                                    2026年8月9日修改

来源：蛇口社区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