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朱厚泽和他的“三宽”（三）

五 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思想家

任何人的成长和成就都离不开环境和时代。毫无疑问，朱厚泽的禀赋极高。但应该说，仍然是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一介“山野村夫”、乌蒙汉子。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辈与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颇有渊源。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他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舅舅)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朱厚泽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一生做人处事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他在清华中学受到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一般的中学，校长周贻春原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抗战初周贻春南下经贵阳去昆明筹办西南联大。省教育厅长说那边去的人不少了，恳求他帮助贫穷落后的贵州办一所最好的中学。周慨然允诺，便从疏散到大后方的清华大学高材生中物色了一批教员，在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创办了这座享誉西南的名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有幸在战乱的后方受到系统的教育，因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虽然后来还到贵州师院学过地理、历史，但清华这一段打好了基础是最重要的。

他年轻时遭遇大的曲折、起伏，得到人生难得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后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就在这几个月后，一场急风暴雨把他席裹而去，几乎完全淹没。“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几代人刻骨铭心，难以抹去痛苦的记忆。而1964年10月开始的贵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贵州以外的人却很少知道，实际这就是一次“文革”的“预演”。“左”的错误路线的蛮横、残酷，已暴露无遗。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几乎全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罪状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做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说过“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便成了铁打的罪证。后来他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农村去劳动，一去就是八年，整日与“干人”为伍。贵州人以穷著称，最穷的穷人就叫“干人”朱厚泽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田坝中央，四壁泥巴土墙，挖了一个小窗孔，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发愤求知，攻读了马列，自修英语，体察社会状况，剖析体制弊端，和农民建立血肉联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终成大器。

朱厚泽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这句话是《贵州日报》前总编辑刘学洙说的。他说，朱厚泽对报纸的指导，总是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发育”这个词。因为贵州太落后,许多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简直谈不到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发育商品经济。1984年夏末，中央要求各省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草稿)尚未出炉，池必卿让朱厚泽向全会先作口头汇报。他没有用那页提纲，紧紧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四句话展开，突出了要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商品经济的必不可避免，讲话生动而深刻，与会人员无不动容。会后池必卿与几个常委交流看法，都对他的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下达，一对照完全符合文件精神，还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赞扬，认为贵州的方案有自己的特色，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这年经济增长过快，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宏观调控。厚泽却根据贵州的实际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后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就此访问了他。他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快，有的滞后，差别极大，中央看到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研究了贵州的情况，工资总额不仅没有超，而是根本没达到;银行存款不是贷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往前走。也就是说，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关总闸。”

1984年1月4日至8日，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刘学洙随行采访。4日那天，胡耀邦把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都找到花溪宾馆来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随意互相插话。先是分析各省特点，总书记先问贵州。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他从容地说:“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边，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第二天继续座谈，耀邦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厚泽当时有段精要插话:“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正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千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紧接着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这简短的插话引起强烈共鸣，杨汝岱、廖伯康立即表态赞同，耀邦充分肯定。这是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

回忆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资料，我深深地感到，朱厚泽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前可以说已经是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家了。如果朱厚泽只是个好的省委书记、好的中宣部部长，也许会同样提出“三宽”的主张或政策，但不一定能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宣布。思想家毕竟想得深、看得远。不下文件、不开大会，完全是个人建议、商量口吻。也就是不靠权力、威势、地位，只凭理念本身的真理性、渗透力，真是以德服人，让人心悦诚服，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那几年国内外的大小风波，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崩溃、东欧变色震惊了整个世界，人心振荡，反应不同，思想陷人混乱，但经济、政治、思想之垄断必须彻底改革却逐渐成为共识。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教训痛苦而深刻。我认为厚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认识在倡导“三宽”时达到高峰，“三宽”不仅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针，正如“和而不同”不是无原则苟同，而是主张宽容不同意见在辩论和竞争中取胜。“三宽”是涓涓细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断，坚持不懈，力量最强，最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1999年，极少发表文章的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注明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近些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朱厚泽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朱厚泽说:“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有些观点不少人都说过，但朱厚泽说起来仍有他独到之处。改革30周年前后，他常遇到“关于现代化中国路线选择的思考”之类的访谈或座谈。他的回答很简洁:“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亲友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朱厚泽思考的是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他还和从前一样，深人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他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和代表，是一颗珍贵的钻石，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越是阳光不足的地方，越显得光芒四射，璀璨辉煌。

（全文完）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