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朱厚泽和他的“三宽”（二）

三 “三宽”意味着什么?

1986年党中央准备在秋天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继农业方面五个1号文件、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欲定之后又一个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措施。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工作，厚泽积极参与，不断思索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性问题做好宣传部的服务工作，主要是沟通上下，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当时国内形势平稳，但高层一些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有些人前一段搞“反精神污染”，因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又在酝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已经有所松动的思想垄断重新收紧。他们要的是“三紧”、“三严”,但不便明说。“三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三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什么深远的意义?这似乎还有待探讨。厚泽逝世后，我想到几点粗浅看法，现提出供批评、商榷。

一、“三宽”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确切、突出、全面、完整的体现。

家庭联产承包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奇迹，长期压在全国上下心头的温饱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亿万人民几年来亲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僵化、半僵化思想势力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虽解除，“兴无灭资”口号还普遍存在，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冲突，不利于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决议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工程，当然重要，但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内可以贯彻见效的。而“三宽”只有三句话,好懂好记，提纲挈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转型时期不同观点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行，采取宽容态度，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第二，强调以人为本，用宽厚直接呼唤人们内心善良的感情，以宽厚的善意化解误会、化解恩怨、化解敌意，问题的另一半也就更好解决了。第三,强调党要改造、提高自己，创造宽松的环境、氛围，发扬民主才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大业，也就是说，不能以权压人、以势欺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么?但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成为体系，确实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这也可成为改革开放内在动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宽”是“双百”方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厚泽讲话第一句就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强调了这条“之”字形的道路曲折而又相连，这是颇有深意的。“双百”方针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环境、局势的大变化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不能因此抹杀它是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正确方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但“双百”方针使人回忆起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回忆起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回忆起唐宋各代各类文化繁荣兴盛、争奇斗艳的局面。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发展。“双百”方针也与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其渊源。现在提出的“三宽”，与“双百”方针内容所指、范围宽窄可能有差别，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继承的。其影响所及，必将汲取民族古老文化传统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过去那个错误的口号“兴无灭资”，积年累月地呼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糊涂观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乱。现在的“三宽”已经开始深人人心，日后必将开花结果，成长为菩提大树。

三、“三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日趋成熟的标志。

我已臻望九之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多崇尚革命，鄙弃改良;总认为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改良不过是“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股潮流曾经风靡了全世界，身历了国际、国内的变化，经过冷静的反复的反思，才醒悟到战争、暴力首先是对人民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战争、暴力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各国任何革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后鲜有自觉自愿还政于民的。何况当初马、恩对此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列、斯更不用说。我党在战争时期倒是有自己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惜后来特别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完全走到了反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提出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尽管他仍有旧体制的痕迹。这次渐进式改革，由于接受历史上诸多的痛苦教训，对传统因素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了一些好的做法，如一切经过试验。对计划也不完全排斥，只是强调把指令性改为指导性，使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三宽”从弹性与刚性比较着眼，强调以柔克刚，可收水滴石穿之效。“三宽”应视为渐进式改革趋向成熟的标志。像杜甫所写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

四、“三宽”是东方古老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

朱厚泽在“三宽”的讲话中最后说:“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三宽”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绝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理念、政策，而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无所不包的哲学精神范畴、意境。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当然，世界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斗争和存在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曾经信奉的斗争哲学，未免太偏激、绝对了，好像矛盾的解决，就只有我吃掉你、我消灭你这一种方式。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岂不更好吗?1979年我至安徽工作，记得万里同志说过一句话:“兴无刃资’这口号贻害无穷，使人变得愚蠢、野蛮，四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白苗’，竟有人相信。这是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去?如果换一个字，变成‘兴无学资’就对了，就成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了。学也不是盲目的一照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

四 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职务。朱厚泽接着离开了中宣部。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说着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又补了一句:“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台下响起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

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下台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就下台了，是作为“三宽”部长下台的。

下台至今23年。离开中宣部,无论在农研中心还是在总工会，他都受到同事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高度尊重。几位著名的老学者杜润生、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特别喜欢听他对问题的分析、解剖。1989年离休后，他时间更充裕了，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结交年轻人，比工作岗位上更充实、更紧张、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热情的邀请，几乎应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出口成章。“三宽”是一种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魅力。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可以说朱厚泽是“三宽”的化身，无论和朱厚泽说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三宽”精神的启发，“三宽”与朱厚泽浑然一体。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三宽”潜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泽部长下台了，“三宽”精神却不会下台，因为朱部长深人民间，到处走动而传播扩散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停息地继续滋长。

被公认为演说能力超群的朱厚泽，常常是说话最少的一个，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他一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可能不超过20篇。那么多精彩的讲话未留下记录实在是可痛心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朱厚泽开始热衷于摄影，外出时总是“手不释机”。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中为他精选出版了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他的女儿朱玫说:“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习惯于思想观点充分碰撞。

厚泽确实称得上是多面手。中学时期，就爱好足球、网球，又是游泳健将。晚年对网球和游泳仍不能忘情。他还喜欢唱歌，年逾古稀，老友相聚，只要邀请，他常不吝一展歌喉，特别有几首保留节目，更被朋辈赞为专业水准。2002年秋，我们到四川西昌参加一个研讨会，还一起去访问过川滇边境荒僻遥远、道路崎岖的泸沽湖，在独木舟上听摩梭族姑娘给走婚恋人唱的情歌。他把歌词问清楚记下来学会了，韵味悠长，取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有次我们谈到汽车零件，他竟然讲得头头是道，说出许多专业的细节，像个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回答做过几年烟厂的厂长，还对贵阳几个相当现代化的制造厂作过调研，对工业多少知道一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就学什么，遇见什么就学什么，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他研究的范围既广又杂，对科学技术格外关注。1976年他独自在下放的农村陋屋里成功地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上世纪9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已学会上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2005年,75岁的朱厚泽开通了博客,在开博日志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体验。”

当然，他未必最热衷但毕竟从事时间最长的还是政治、政略和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正如他自己在《山之骨》的短文中所说:“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他在一生从政生涯中常有惊人之语、惊人之举或惊人的超前决策，要不他怎么会在打破论资排辈、改革开放的时代被破格提升为省委副书记，不久即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又不久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呢?因此，他也就成了保守势力忌恨的目标、打压的对象。但这正养成了他多才多艺而又铁骨铮铮，至“三宽”的完整提出而成为一座不倒的思想高峰。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