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立生死契约：小岗村包干到户背后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48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一间破败的茅草房，18位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心怀忐忑却义无反顾地签下一份秘密契约——为了能吃饱饭，不再饿肚皮，分田到户。可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一铤而走险的举动，撬动了人民公社解体的第一块墙砖，引发中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制度变迁为动力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作为变革先声和序幕，小岗村的歃血为盟，冒险一搏，赋予农村改革一种荡气回肠的悲壮和冲破制度束缚的英勇，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正义，被载入共和国史册，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章节和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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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遭遇一场罕见大旱。凤阳小岗田地龟裂，人畜用水十分困难，再次面临饥荒危机。历史上小岗十年九荒，以穷出名，年年依靠吃救济。如何让小岗渡过难关摆脱危机，成为梨园公社书记的最大担忧。在秋后“算盘响、换队长”之时，公社书记想到一名在外闯荡的年青人严宏昌。
严宏昌是共和国同龄人，中学毕业，小岗村屈指可数的文化人。1973年离开村庄，外出谋生，已是手下有好几十人的包工头。书记思量，既然这个年轻小子能呼唤好几十甚至上百的人，让他管理一个生产队应该不成问题，便指示队里把严宏昌喊回来挑挑大梁。
严宏昌当初离开村庄，是看不惯人民公社干活时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再怎么努力也起不到作用，没有前途。在他看来，小岗长期贫穷落后，固然土地贫瘠，但主要原因是上面指导思想不当，领导方法不对，大家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数年在外闯荡的自身经验让他坚信，小岗人不比他人差，他死也不信小岗天生就是外出讨饭，吃救济的命。这些年他也注意到国家政策形势的一些变化。万里主政安徽，制定“农业六条”，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根据农活实行责任制等，形成的新的政策空间，明显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
形势向好发展，被公家看中，体现自身价值，加上在外包工虽能赚到钱，毕竟非法受歧视，不算正途，几种因素叠加使严宏昌作出决定，放弃包工，返回乡村，与大家一道重整小岗山河。
严宏昌当上了生产队长。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施政”举措——打破大锅饭！此前公社已将生产队分成两个作业组，每组十户，五六十人，包产到组。严宏昌认为这还不够，还是大锅饭，因为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他根据自己承包工程的经验，打报告给公社获得同意，把作业组进一步划小，分为4个。
可分成了四个作业组之后，没出几天，各组内部就闹起了矛盾。原来，作业组划得更小了，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就看得更清楚，各家各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更直接、更激烈了。于是，严宏昌不再请示（请示肯定不会获批），悄然而果断地把全队进一步细分，将四个组划成了八个组。而这八个作业组基本就成了“父子组”、“兄弟组”或是“邻居组”。
但没想到，问题依然发生。首先感到问题的，是严宏昌自己。严宏昌和胞弟严付昌划为一组。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两家看法产生了分歧。严宏昌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弟弟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弟弟主张要凭工分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哥哥严宏昌一家又接受不了。严付昌提出，索性分开，各搞各的，免得伤了兄弟感情。
这种矛盾同样发生在了严俊昌和严美昌兄弟俩之间。严美昌性子直，又勤快，每天天刚亮，他就把全家人喊起来，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干完一茬活，才回来吃早饭。哥哥严俊昌，夫妻俩带着八个孩子，孩子一多，事情就多，每天就不能和严美昌一家人一齐下地。一天两天，还没什么，日子一长，严美昌家就有意见了，见地里总是自己一家人在忙，就埋怨：我们都干了半块地了，大爷他们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地又不是咱一家的！严美昌家不愿捆在一起，要求两家分开各自干。
再分就是分田到户，是单干，是不能逾越的一条政治红线。可严付昌和严美昌的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过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严宏昌向前辈关庭珠求教。关庭珠盯着严宏昌半晌，然后才说，难题并不难，关键是敢不敢，只要敢，就好办。严宏昌表示，只要大家不饿肚子，杀头也敢。关庭珠给出三个字：责任田。
1962年安徽兴起过一阵责任田，小岗地处偏僻，消息闭塞，责任田比他人晚了大半年，刚搞不久，上面便下文要求纠正了。但也尝到过一点甜头，看到责任田里长出的庄稼就是不一样，一亩胜过以往十亩的产量！严宏昌那几年正上小学，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外地，回来才知道，当时34户、176口人的小岗村，饿死60人，死绝6户。这让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他记得人们还将责任田叫做“救命田”。关庭珠对严宏昌说：要想让大家不吵不闹，把田当田种，只有分田到户，一家一户地干。它是“救命田”，但也能要你的命，上边不支持弄不好班房有你蹲的。
责任田——救命田——要命田，反映了小岗人对它既喜又惧喜惧交织的复杂心理。
严宏昌心中有了数，铁下心来，分田到户。他先在班子人员中取得同意和支持，然后逐户分别征求意见。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其实早就有一顺口溜在小岗悄悄地流传：三户一组两户捣，还有一户无法搞，不如散掉搞个屌。粗俗的调侃，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报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增强了严宏昌干事的底气。既然实践证明了分田到户能提高生产效率，为什么就不可以实行呢？既然它能起到“救命”作用，灾荒之年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让社员生产自救，同时减轻国家救济负担，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为什么不可以去做呢？
民以食为天，政以民为本——基于自古皆然的底层生存逻辑，抱着闯出一条活路的朴素想法，18名小岗村民，在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集聚村头最西边的严立华家，围绕一盏昏暗的油灯，冒死摁手印立下一份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关廷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契约由严宏昌手写，每人在自己名字上摁下手印或名章，全村20户人家，其中关友德、严国昌两人在通知开会前已外出要饭，分别由关廷珠、严立坤代为摁印，落款日期为1978年12月。当时没人注意到这个日期有问题，农村多用阴历，严宏昌想写的是阳历，他是毛估带猜。两天后到集上，看到供销社门市部的挂历，一推算，才知道当天应是11月24日。因这一疏忽，多年后曾引起舆论界一场关于契约真伪的争议。
如今，这份契约作为一级文物，已永久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编号GB54563。秘密契约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字里行间的沉重与悲壮，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民为摆脱公社旧体制束缚而冒险一搏的义无反顾，和这一过程的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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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分田到户，也叫“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并不完全一样。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归生产队，由队里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等于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包干到户，土地、耕牛都分到户，不再由队里统一安排、统一分配，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也可以防止队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
分田到户，偷偷摸摸，秘密进行。但纸包不住火。分田到户改变了劳动生产方式，极大地调动起了小岗人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人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精耕细作，小心翼翼，这种一家几口下地干活甚至独自一人在田间的不停忙碌，与先前十几人、几十人大呼隆集体作业方式大不同，很快引起周边生产队的注意，从中看出了蹊跷。经验告诉他们，小岗这是把田分到家了。
严宏昌被书记张明楼叫去，问是不是把田分了，严宏昌矢口否认。书记满脸严肃地说：是我把你喊回来的，可千万别干对不起我的事。并以刘少奇鼓吹包产到户被打倒为前车之鉴，警告说，群众有反映，你小子别头脑发热，你尿得再高，能有刘少奇的本事么？
没两天，严宏昌再次被叫到公社。这次张明楼掌握了证据，不再客气，直接对严宏昌就是一顿训斥。严宏昌见已露馅，不再掩饰，辩解说，我们只是分户作业，地还是集体的，大家没脱离集体。张明楼火冒三丈：你不懂共产党的政策？没读过三中全会的文件？你这是单干！严宏昌极力申辩：我们只想多收点粮食，大家都有碗饭吃。张明楼正色道：你们小岗就是家家收个金滚子，我们也不稀罕。国家宁愿管你们吃饭，也不能让你们这样胡来！最后下了道死命令：回去就叫大家并起来！
在接下来的公社大会上，张明楼点了小岗的名，宣布小岗生产队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小岗队的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样不给。
小岗人本就多叛逆，不依顺，听了公社要制裁的传达，情绪激昂，态度坚决，一致表示，再也不走回头路！不给牛草，不给化肥，不给贷款，可以另想办法自己解决，人没有被尿憋死的！不给稻种，这招最厉害，稻种专营，市场买不到，但小岗人就是不就范，他们改种山芋，也不低头。
就这样，小岗人分田到户铁了心，即使受到公社严厉批评和制裁，也坚决不走回头路，不吃集体“大锅饭”。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张浩来信，指责“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给生产造成危害”。并加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虽然此时已是1979年，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得到彻底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得以确定，但在农业政策领域，左倾思想在中央层面，依然根深蒂固，占据主导，各地出现的包产到组，被视为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化道路的背离，要求纠正制止。
万里当天听到新闻广播，感觉不对，当机立断以省委名义，向各地、县发出八条急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怎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接着打电话告诉责任制搞得红火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不要受干扰”，“不要管报纸和广播的话怎么讲，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第二天又下到皖东一带，做干部群众的工作，稳定其情绪。他说：“报纸是‘公共汽车’，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可以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可以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看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还对县委干部们说：“秋后减了产，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万里如此胆量，敢与上面较劲，是因为他了解农村真实状况，看到并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广大农民的利益意志。上任之初，他到革命老区大别山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调研，农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景象，令他震撼，意识到改变农村现状，必须改弦更张，所以主持出台了”农业六条”。另一方面，同样的重要，是三中全会后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宽松而良好的中央政治新局面，这一期间，最高权威处于新旧交替与过渡状态，地方大员因而有了审时度势的时间窗口和自由裁量的政策空间。
4月10日，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听到汇报小岗在搞分田到户，不由一怔。他知道，为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束缚，尝试走出农业发展新路径，省委已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小范围试点包产到户，只是没有公开消息，看来小岗这种做法与山南公社是不谋而合。他不露声色，到小岗走了一遭。在田间与一对干活的年青夫妻聊了一会，虽然对方不肯透露实情，但农业局长出身的陈庭元已看出名堂。
几天后，陈庭元再次来到梨园，找来严宏昌，询问有关情况，问他为什么要包干到户？严宏昌把他在公社书记面前说过多遍的话又重复一遍：三十年了，我们小岗生产队年年吃救济，还年年外流；如今上面的政策变宽松了，我们就试着包干到户，只是想多打粮食，也减少国家的负担。
陈庭元听得认真，觉得在理，对张明楼说，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吧。全县3000多个生产队，现在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包产到组了，就一个小岗队包产到户，就是干错了，对全局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既然县委书记已表态，张明楼只得表示同意。
可没过多久，中央31号文下达，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人民日报》群众来信，可以看作是一种声音的传递，一种态度的表示，不妨作为政策贯彻的参考，中央红头文件可是必须遵照执行的政策规范和政治要求。梨园需要表明态度，采取措施。
小岗被要求三天之内必须将属于生产队的耕牛、农具等，全部集中上来，恢复到原来的作业组。严宏昌不从，据理力争，包干到户那一条都比拢在集体里要强得多。中央要我们解放思想，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包产到户比拢在一起大呼隆好，为什么你们就一点看不到？面对“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并？”的最后问话，严宏昌直言道：这要问大家。
公社免去了严宏昌的队长职务。但由于他是包干到户的倡导者和带头人，群众看他的，公社要求并回原来的作业组，大家不配合，不响应，又不能动用过去阶级斗争那一套，强行合并。公社无奈，反映到区里。区委书记林兴甫和区革委会主任王从全亲临小岗，找严宏昌谈话做工作，希望识大体，顾大局，回心转意，改变态度。严宏昌坚持己见，不为所动，把说过无数遍的关于包产到户的理由和好处，重说一道，为自己辩护，并引用邓小平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问道书记，既然包产到户能提高产量增加收入，为什么不允许干呢？
任何不抱偏见、以人为本、心存良善的人，在面对底层农民为生存而提出合情合理不合规的变革要求时，一定会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指责训斥。
谈话无果，离开时，林书记对严宏昌说出一番让他吃惊又感动的话，他说：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但这事的问题不在公社，不在区，不在县，也不在省。我们支持你向中央反映情况，希望中央能收回“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成命。我们也想不通啊，现在全国都在批“两个凡是”，而”两个不许”维护的正是“两个凡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万里密切关注着包产到户事态发展，一直在思考寻求突破农村改革政策困境的方法。凤阳县的“大包干”生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他的浓厚兴趣。6月15日，专程到凤阳调研，听取县委书记陈庭元汇报。陈庭元介绍说：“大包干”就是把一个生产队划小成若干个作业组，将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应向国家上缴以及向集体提留的各项任务，都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就归小组分配。因为这中间不需要生产队统一管理、统一记分、统一分配，一切自主权都给了作业组。农民就把它概括为“大包干”，还编出一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万里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随后派出省、地人员到当地总结经验，写出《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1979年8月8日在《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向全省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
金秋时节，凤阳迎来了历史性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斤，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一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一年“大包干”，凤阳人民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小岗村更是创造奇迹。全队产粮十三万两千三百七十斤，相当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不仅没吃国家的供应粮，还破天荒向国家上缴了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斤“爱国粮”；并一次就卖给国家花生、芝麻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三斤，是公社下达统购任务的八十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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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9月底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主旨是解放思想，纠正农业极左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由于仍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的提法，一些地方以此为据，坚持抵制打压包产到户，竭力阻止农村改革要求和步伐。江苏在与安徽毗邻的路口、村边，竖起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湖南和湖北视包产到户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江西广泛开展集体经济优越性再教育。
安徽压力山大，凤阳更是被推上风口浪尖。县委班子不少人员本来就对陈庭元暗中支持小岗包干到户持有异见，趁传达四中全会《决定》机会，集体发难，向他施压。陈庭元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全县下达电话通知，不许包产到户。
12月27日，陈庭元突然来到小岗，神色凝重，找严宏昌谈话。书记问：听说到今天你也一直不同意并组？答：是的。又问：你能顶得住吗？答：并到一起，明年就会有人去要饭。再问：你不怕吗？答：怕，就不带这个头了。不管怎样，坐牢砍头，我都认，但我不服。包干到户带给小岗这么大的变化，就一点也看不到？还有不有讲理的地方？陈庭元见他如此态度，稍有安慰，就要他后天去一趟县里，并说这事本应由公社通知，他提前告诉，让有个准备。
第三天，严宏昌天没亮就出发，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意味，因为已有消息在传，说县里要对他采取措施。赶到县委，由县委办秘书带到党校一间会议室。一张乒乓球桌，桌上放了一部电话，周围坐满了县里的头面人物。陈庭元刚把严宏昌介绍给大家，各种训斥和指责，劈头盖脑，倾泻而来：
——看你年纪不大的，什么路不好走，干嘛偏走这条绝路？
——我们共产党革命几十年，一下被你拉到了解放前。
——你这是开社会主义倒车，是地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
——你明目张胆，对抗中央，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复辟资本主义！
严宏昌哪见过这种场面，顿时一脸懵圈。一阵子过后，他适应了，沉静下来，面对批判指责，他用小岗一年包干到户彻底翻身的真实变化，为自己辩护，却被人拍桌子打断。拍桌者粗怒地说：你小岗就是家家从地里捡到金滚子，也不遮眼黑。我们宁愿一年365天供你们吃皇粮，也决不允许这样胡来！
这话听来很熟悉。公社书记张明楼说过，可从县里领导嘴里说出这种荒谬无理话，让严宏昌感到吃惊和悲哀。其实，这话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一脉相承，从骨子里反映了某些权力者对老百姓向往自由而富裕的生活道路的恐惧和阻扰。盖因包产到户通往的自由而富裕的生活道路，不仅意味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挑战，也是对其赖以居高临下的管治权威的解构。当然不能容忍，所以要坚决予以打击惩处。
随着一声“别再跟他啰嗦，把他抓起来！”几个警察进入会场，冲到严宏昌身边，抓住他的胳膊，就往门口拽。严宏昌猛然想起不久前地委书记王郁昭到访他家说过的话，奋力甩开，高声喊道：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你们抓我，我有话要说。
11月初，滁县地委在凤阳召开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大包干联产责任承包制。最后一天晚上，应与会人员要求，县级以上干部，来到小岗考察。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7名常委走进包干到户带头人严宏昌家，在此座谈。王郁昭代表地委对严宏昌说：县委同意你们干一年，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不断完善提高。并留给严宏昌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有事可以找他。
严宏昌把上述过程说了一遍。并说，我有王书记的电话，打电话可以证明。陈庭元示意：让他打打试试。
电话是王郁昭办公室的，接电话的正是王郁昭。严宏昌十分激动，报上家门：我是小岗生产队的严宏昌。听着电话传来王书记的声音，严宏昌竟一时哽咽，滚下两行热泪。陈庭元见状，接过话筒，汇报说：王书记，严宏昌在我们这里，我们叫他帮助把小岗队拢起来，他执意不从，我们决定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但他说，你曾经宣布过小岗村……
王郁昭告诉陈庭元，他确曾在严宏昌家代表地委批准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干三年，并说，现在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有些话到时再面谈吧。
严宏昌逢凶化吉。他经历了一场大悲大喜，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回到村子。家里坐了一屋子乡亲。原来，大家以为他是有去无回了，队长严俊昌就带着全队的劳力帮助他家抢种麦子，才从地里回来。让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80年1月24日，万里到访小岗。他走进每一户人家，看到家家粮满囤，户户谷满仓，非常高兴，十分振奋。他问大家有什么要求，严宏昌提出自己的担心：“有人说小岗‘包干到户’，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不让我们干。”万里郑重地说：“谁不叫你们干，你就问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生活富裕，就照他的干。不然，对不起，你们照干你们的。”并表态：“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
不久，万里调任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其后，随着80年5月邓小平表态肯定凤阳“大包干”；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印发，肯定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82年中共中央颁发一号文件，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方实践上升为中央政策，在全国得以全面推广实行。
来源：往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