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更夫：我们的1980年代

1970年代，人们内心当中对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疲乏，对回到生活日常的期盼，是结束文化大大革命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沐浴中改革开放的春风，共和国进入了1980年代。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年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催生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为村名以托孤的方式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分田到户的契约，开启了联产承包的责任制的先河。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过多轮探索。解放初，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引导农民走向土地集体所有制。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全国农村互助合作社改组为人民公社，随后经历了大办农业、亩产万斤、大食堂等等狂热的运动之后，由一大二公过度到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直到1980年，小岗村的尝试等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这是一种全新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种什么，怎么中由农户自主决定。区别于历次关于建立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尝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制度性改革始于农民的自觉，不是以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形式展开，也不用政令的推动。其间偶有在这场改革中把不同做法上到路线斗争的声音，虽不顺耳，但已不能导致人们内心的恐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此后，村头上工的钟声不再响起，但地里田间总有不停劳作的人们，人们用积攒多年的技艺，向土地抒发自己热情，在收获的季节获取在那个年代可以称得上丰厚的回报。农村的人们不再为青黄不接犯愁，收获有了富余，消失很久的农村集市逐渐恢复，富余农副产品售卖的收入，可以购买生产生活所需物资，头脑灵活的农民能适时调整经济作物种植的品种、数量，开展家庭副业，收入不断积累，到了1980年代的初期，农村开始出现了万元户，这个数字在当年是七万斤大米的价格，是当时一般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二十年工资收入。做到这一切没有别的，只靠农民朴实的智慧和勤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农村的人们依靠勤劳和节俭过上自足的生活走上富裕的道路的同时，城市里的人们也同样在致力于探索致富的道路。数千万知识青年从广阔天地回到城市，尚还薄弱的城市工商业一时无法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者，城市青年就业和社会治安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1981年12月中央适时做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人口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给予个体经营以合法地位。从此个人经商不再是罪过，于是大批工体工商户蜂拥而出。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长江于汉水交会处的汉正街，一时间商户林立。这里天不亮商贩便挤满了街道，南来北往，方言混杂，现钱现货，布匹、服装等货品时常被一抢而空。手里有钱或库里有货，你就是汉正街的主人，不少草根凭借胆量和诚信这个最基本的江湖规矩立足汉正街，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富人。安徽芜湖的年广九，早年间因投机倒把被判入狱，到了这个时候，依然卖瓜子，凭借称完后再抓一把的朴实经营之道，创造了傻子瓜子的神话。众多草根通过经商致富的示范，激发了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靠工资吃饭，旱涝保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产生了致富无望的不甘。于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破墙经商，部队经商，催生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潮。占有和支配资源的公权力参与了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景象。好在这一现象很快被制止，且自此之后，关于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较之农村的勤劳致富，经商致富有着更大的可能和更加高远的目标，一些原来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们，自愿放下铁饭碗，走上经商办企业的道路，下海成了当年的热词。应该说，成功的人数远小于失败的人数，成功的人也是历经艰难曲折，但是，1980年代下海经商的人们成就了民营企业这支中国经济的生力军。他们的成功较之汉正街的商户，除了胆量和诚信这一江湖规矩之外，更需要见识、才干和运气。全面市场化之后，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激增，运气是成功的企业家不可缺少的。到了1990年代，大规模的资本进入市场之后，经商者能够致富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增加。

1970年代穿带补丁的衣服，光着脚上学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因此感到羞耻或自卑。那时的人们很少有攀比心。进入1980年代，勤劳可以致富，经商可以致富，在致富道路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并逐渐扩大。贫富之间的比较，改变了没有攀比和人们之间普遍互助的情形。农村的房子越改越高，盖房子所用的材料也不再是就地取材的夯土和稻草，当然也就不能通过亲戚邻里的义务劳动来完成。砖瓦、水泥、钢筋、玻璃、铝合金等成为建房的常用材料，工程当然也只能花钱请专业的工匠来完成。谁家的房子盖得高，用的材料高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地话题。家家户户过年开门的鞭炮越放越长，越炸越响，饭桌上的菜肴越堆越高。邻里之间出工出力互相帮的情景日渐减少，婚丧嫁娶，添丁祝寿的礼尚往来日益繁多。刚刚过上自足生活地人们，很难区分所有这些到底是过日子地需要还是面子地需要。毕竟在有贫富比较地情境之下，面子也是过日子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没面子的日子是没法过的。

1980年代的社会流行日新月异。延续了几十年的卡其蓝和锅底灰仿佛一夜之间被街头的五颜六色所取代。人们用不断翻新的服装款式体现时尚宣示个性，年轻的女性则放弃了掩饰，向人们展现其妩媚的青春和柔美的身形。我是1981年走进城市的农村青年，看到满大街身着款式各异色彩缤纷的裙装的美女，总想盯着多看看，但又怕被别人发现，大有当年董郎见到七仙女的感觉。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也穿上了喇叭裤和花衬衫，初次感受追赶流行的畅快。这样的情形在后来岁月中被追赶名牌的潮流所取代，流行与名贵纠缠在一起，我不能用是好是坏来评价，我只知道这些是我经历的事实。进入1980年代，流行音乐像一股清新柔和的春风，很快弥漫在中国大地，因为满足了心田的渴求，所以无需强劲。源自本土的电影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绒花》等，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大多数1980年代的青年仍能深情哼唱。台湾邓丽君的歌曲一度被定性为靡靡之音，即便如此，如能弄到卡带和录音机，躲在被窝里也能听得如痴如醉。随着香港电视剧在内地播放，粤语歌曲广泛传播，很多内地青年因此学讲粤语，那是粤语这一岭南方言流传最广泛的时期。1986年北京工体，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之先河。那是流行音乐高度繁荣的年代，言其高度，是说那个年代的歌者是生活打造的，不是资本打造的，他们有足够好的创作。言其高度，是说经历长久的禁锢，有足够热情的受众，他们是在体验生命而非消遣娱乐。1980年代是交际舞和迪斯科流行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单位和学校，往往会在周末举办舞会。有乐队最好，没有乐队用录音机也能对付，如果能用简易的设备制造一些光影效果就更了不起。这样的活动对青年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既可以追赶时尚，又可以接触异性，因此他们总是在周末赶场子。也许后来的日子里，可以娱乐的选择太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流行不再流行了。几十年后，我楼下的小广场再次响起1980年代的舞曲，开始我有些诧异，下去看看才发现，跳舞的依然是那时的青年，跳的还是那时的舞步。几十年前，他们踏着这个舞步步入社会，如今他们踏着这个舞步退出。这让我恍惚，难道人生的轨迹是一个园，起点也是终点？

1980年代是文学和艺术的高光时代。文革禁锢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极大地调动了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涌现初一大批思想深刻、表达新颖的文学艺术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质朴语言、细腻的笔触描摹改革开放后春潮涌动的中国大地。莫言的《红高粱》以自由奔放的笔墨深刻刻画抗战时期以我的土匪爷爷为代表的充满血性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拒绝用好人或坏人这样一个简单的维度去思考和批判人性，并以此与过去的时代告别，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审美维度。1980年代的文学以检讨文革创伤的伤痕文学肇始，以讴歌新时代和反思民族文化根脉为主题达到高潮。这一高潮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如余华的作品《活着》，陈忠实的作品《白鹿原》等等。在成就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同时，构筑了《收获》、《人民文学》、《钟山》等先锋文学阵地。这些文学期刊在这个电子阅读时代里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是，在那个过去的年代，我们总是看完这一期就开始眼巴巴等待下一期。

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和《小花》上映，新时代的电影以清新可人的姿态进入了大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随后《庐山恋》、《牧马人》、《少林寺》、《芙蓉镇》、《红高粱》陆续上映，那时没有票房统计，如果有肯怕是今日的大片无法企及的。那时的我们除了上电影院看电影之外，拥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乐事。

火热的年代造就了属于那个年代的诗歌盛宴，这场盛宴极具反叛精神，诗人们放弃了集体颂歌、宏大叙事，选择了我、选在了当下，这是个体意识的启蒙，并在启蒙后迅速爆发。作为过来人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北岛、顾城、江河、海子、西川等等。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记忆中各式各样的往事所淹没，但他们的诗句会不时流行起来。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出暖花开”（海子）。这是历史的长河偶尔泛起的情感浪花。我不是诗人，甚至不敢说能读懂他们的诗句，因此对这场诗歌盛宴的描述也很难准确，但我臣服于他们用生命写诗的狂热。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要说，他们着实年轻过一回，他们无愧于那个时代。1980年代的文学、电影、诗歌，或清新、或热烈、或深沉，滋养了我们这些那个时代的青年。这些作品是艺术，不是用钱买来消遣娱乐的商品。

1980年的青年可以通过努力考上大学。在那个还在实施严格户口管制的年代，农村青年进入城市，除了招工、招干和知青返城外，又多了一个升学的渠道，这是一个最具公平性的渠道，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把控的通路。我所在的农村中学，一年中有二十多个人考上了本科、大专、中专，后来我的高中同学中又有许多人通过复读考出了农村。这些事实让我们相信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的大学校园里是一群充满激情的青年，这种激情不只是对知识的汲取，还有对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渴求，更有对投身社会复兴民族的跃跃欲试。图书馆开门之前早已挤满了等候的人群，教室关灯前总有不愿离去的学生。后来的岁月中，我一直在大学工作，再也未见过这番景象。可能是条件改善了，图书馆总能虚位以待，用不着挤，重要的是我看不见那样的激情。恢复高考的早期，国家对大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和毕业分配制度，既无生活的压力，又无就业烦恼，那是一段专心读书的好时光。上大学的时候只想着跃出农门，毕业后才发现，大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幸运的，既拥有1970年代快乐的少年时光，又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高考这扇大门打开之后，千军万马挤上高考这座独木桥，于是学习的压力从高中延申到初中、小学甚至学龄前阶段。看到现在的孩子们沉重的课业负担，总是心生怜悯又倍感无奈。同样是公平公正的高考，其影响在代际之间的差别于此之大，怎办呢？生活向我们呈现的是事实而非对错。

勤劳可以致富，经商可以致富，努力可以考上大学，1980年代的人们终于可以把控自己的生命。致富道路上的差距形成的比较，让人们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压力。1980年代的流行是日新月异的，以最直观的方式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快速进步。1980年代是文学、电影、诗歌的高光时刻，那个年代足够好的创作和足够热情的受众，那个年代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商品。

来源：小镇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