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原野：生猛的80年代

01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02

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

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

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03

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

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

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干了五年。

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

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04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

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05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

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

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

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

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

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

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

学生当场脸就红了。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

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来源：鹰眼观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