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庆庆 :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共党史档案评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英国政府及其驻华外交官、记者以及部分对中共友好人士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共,并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献绝大部分被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收录并散见于不同类别文件之中。本文拟简要介绍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共党史类档案的分布、内容特色及学术价值,以期为学术界同仁提供查阅和研究线索。
一、馆藏中共党史档案的分布
英国国家档案馆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档案文献中心,藏有11世纪迄今英国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档案文献。了解其馆藏情况除了到当地实地查阅外,还可以进入其官网进行检索。笔者爬梳相关材料后发现,该馆所藏涉及中共党史的文献大部分散见于英国政府和军队各部门文件之中。在这些部门档案中,若论档案的数量和重要性,则以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以及陆军部(War Office)档案较为突出。
英国外交部和外交及联邦事务部九大类档案中几乎每一大类都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录和内容。有的湮没在外交急件、通信、重大事件的记叙中,有的直接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从所涉时段上看,主要集中在1925年以后。从档案的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FO371(外交部综合通信)、FO405(1833年至1970年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的外交部机密印刷件)、FO436(1937年至1956年与远东事务相关的外交部机密印刷件)、FO369(1906年至1966年外交部领事司与各驻外使领馆之间的通信)、FO850(1936年至1967年英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之间的通信记录)等系列文件中。从所涉主题上看,内容极为宽泛。在新中国成立前,主题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活动,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主题主要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介绍与评价,新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美、英、苏等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等。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是负责收集和解读外国及跨国通信情报的情报机构,其从事的相关活动、项目以及通信拦截的相关文件和记录构成了通信总部档案,即HW文件系列。这一文件系列经常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军事行动和反恐等诸多领域,是研究英国信息情报活动和相关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资源。其信息来源国家众多,所涉内容极其庞杂,部分档案涉及中国共产党。例如,1944年英美与苏联合作关系下英国所获取的关于中国国共两党的信息(HW12/306),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形势下中国国共两党状况(HW12/329),1946年德国情报部门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对国共两党的观察(HW40/179),等等。
英国国防部档案主要记录二战及战后英国军事活动的相关信息。涉及中共党史的档案主要集中在1962年至2000年的国防委员会和防务理事会档案、1942年至1983年的国防参谋长档案、1912年至1991年的通信和情报档案,以及1937年至1996年的军事行动档案中。其中与中共党史相关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中国成立对香港问题的影响及英国准备采取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美援朝战争及英国的应对,英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的考量、举措、范围、效果和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对远东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美国和新中国的矛盾和冲突,英国的远东战略,等等。
英国陆军部档案包括陆军部、各武装部队、军法署以及与军队管理有关的各机构档案,涵盖了从17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的历史时期,所涉内容异常丰富。其中与中共党史相关的档案,从时间范围看,主要集中在1925年至1949年;从档案系列看,主要集中在陆军部综合档案系列,总参谋部和帝国总参谋部及下属部门档案系列,总司令、军事秘书和陆军委员会档案系列,以及各指挥部、总部、军团等武装部队的档案系列等。其内容主要有:抗战期间中共军队在华南、华北的概况和军事行动,抗战末期及战后初期中共武装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冲突与谈判,抗战期间及战后英国对中共军队的观察、分析和评估,美国对中共军队的观察分析以及英国对此的认识,抗战期间英国向华北中共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的建议,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抗战胜利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与认知,抗战末期及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报刊出现的反日宣传,抗战期间中共军队的抗日概况,国共内战期间英国所获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战役、活动的相关情报,等等。这对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概况、国共两党关系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以上详述的各部门档案外,英国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如内阁、殖民地部、海军部、自治领部、首相府等部门的档案对中共党史也有涉及,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二、馆藏中共党史档案主要内容
大体而言,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共党史档案按照主题可以分为四类,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与交往、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评价。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均有所涉及。具体内容包括一战前后英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观察与记录,英国对苏俄派人来华活动的观察,英国对五四运动及其前后中国政治形势的评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分析等。这方面档案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颇具价值,展现了英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认知和评估,为从外部视角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来源。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1927年张作霖突袭苏联大使馆时获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报告,附在当年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Lampson)致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信函中。蓝普森提醒张伯伦,“此报告意义重大,且极具洞见”,中共的创建及其发展“令人警醒”,“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领导下的早期活动尤其值得关注”。
(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中国共产党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不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并领导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组织、领导工农运动的档案。这些档案文献涉及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例如,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英国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和各方反应。英国认为中共“在广东地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次罢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还记录了1925年11月周恩来在汕头向当地工会发表演讲的部分内容,亦是对相关史料的丰富。
二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相关活动的档案。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官网以“Communist”和“China”为关键词并将时间范围限定为1931年至1945年进行检索后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相关文献69件。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相关活动,包括号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开展抗日斗争,在东北地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强化抗日武装之间的联合,在偏僻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并在敌后战场实施广泛的游击战,消灭和牵制大量日军等。例如一则关于1940年华北形势的档案,详细记录了英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共在华北抗日活动的观察和评价,认为中共的游击战对日军“士气的影响恐不可小觑”。又如一份关于八路军的报告,来自在抗日根据地生活过近两年的英国人班威廉(William Band),他高度评价八路军的战斗精神,认为八路军“以惊人勇气与热忱,在兵力与物资皆处于劣势之困境下,与强敌展开真实而惨烈之战斗;而此等生存条件,若置于西方常人身上,数周内便足以令其身心俱疲”。
三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档案。笔者发现若直接以“Communist”和“Chinese Civil War”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很难找到相关档案,但若转换查询思路,具体到以中共在某一特定地点或特定事件中的相关活动为主题进行搜索,成果就十分丰富。这类档案大多隐藏在国共关系、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地的活动等相关主题的文献中。例如关于皖南事变的记录,有的直接在标题中写明新四军,有的则暗藏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从中可以见出英国视角下对事变的分析、国际社会的反应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Clark Kerr)认为国民党的举动“极为不智”,万一引发内战将“严重损害中国在英美公众中的形象,令本欲援华者因中国内耗而丧失信心”。
此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相关主题,英国国家档案馆亦藏有档案文献,在此不再详述。
(三)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与交往
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与交往相关的档案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与交往;二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各国驻华记者、驻华外交官以及部分对中共友好人士向国际社会开展宣介;三是中国共产党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四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交事业。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笔者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档案有13件,内容包括: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争端与冲突,来自英、法、意等国共产党关于苏共与中共争端的相关文件和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信息来往,英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联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表出访英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驻港机构与英国共产党友好关系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共产党的交往,印度工人协会与中共的联系,中共领导人向国际学生代表团发表演讲。此外,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涉及中共与俄共(布)、联共(布)的联系,以及苏共派遣代表前往中国等文献。笔者以列宁、斯大林、维经斯基、马林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发现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党际交往的档案,在此仅提供查档思路,相关档案内容不再赘述。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驻华记者、驻华外交官以及部分对中共友好人士的交往,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卷宗不多,但是通过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查询系统,能准确定位相关档案的馆藏地。例如,抗战期间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交往的相关事迹藏于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伯明翰总教区档案馆(Birmingham Archdiocesan Archives)等机构收藏的林迈可来往信件中。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对延安采访的相关记录收藏在雷丁大学档案馆。二战时期与中共领导人接触较多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Sir Horace James Seymour)专档藏于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而薛穆及其夫人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往来的部分记录则隐藏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外交部档案中,包括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报告、年度中国局势报告等。例如,1945年薛穆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9月份中国国内形势时,提及与毛泽东等在重庆会面一事。毛泽东向薛穆指出,国民党正以和谈之名积极准备内战,日本人利用这种局面拖延投降,甚至在伪军的协助下继续与中共军队作战。中共领导人主动接触英国驻华大使并向其揭露国共冲突真相,无疑有助于英国政府理解中共对时局的主张与应对。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联系的信息,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发往英国外交部的汇报中有不少涉及。例如,1942年12月,周恩来设法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实现与英国议会访华代表团的会谈,使代表团对中共有了一定了解,指出“虽然目前来看中共的力量很小,在战后的国共斗争中也不一定能够取胜国民党,但中共至少拥有了周恩来这位诚恳、机敏并富有能力的外交家”。又如,1946年1月5日,周恩来等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沟通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行为,表达不希望国际势力干涉国共和谈的态度。英国方面据此预测“国共和谈不大可能会取得成功”。中共通过多种渠道将自身方针政策传达给英国政府,对英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交事业百废待兴,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对此多有涉及,其中记录中英政治、经济等方面联系与交往的档案众多。英国是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两国至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两国就诸多重要问题如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等进行多次沟通,留有许多档案文献,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线索。例如在1950年3月中英建交谈判中,中方代表多次表明立场,要求英国政府断绝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并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建交问题上的原则底线。
(四)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评价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评价大体可以分为英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察与评价、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识与判定以及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所从事事业的分析与评价等。其一,笔者以“personality”和“China”为关键词进行查询时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838件,有大量英国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观察与评价。例如1944年8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函英国外交部时,汇报中外记者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印象,其中对毛泽东评价极高,认为毛泽东“有崇高理想并且能力很强”,“极为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且身边毫无繁文缛节”。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毛泽东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将共产主义从“舶来品”转化为真正的中国化产物。对于中外记者的评价,薛穆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表示认同。其二,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部分档案显示,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围绕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政党进行了反复讨论并最终得出结论。其三,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部分档案记录了英国驻华大使、英国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分析和评价,例如英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前景不明。
三、馆藏中共党史档案的学术价值
对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的充分发掘和利用,能够推动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充实了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内容。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大都依靠国内档案、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组织编纂的原始文献集、文选、回忆录等,较少运用英国方面的原始档案。受此影响,在对外关系的研究方面,内容多集中于美国、日本、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的关系,对于英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英关系的研究略显匮乏。英方档案文献尤其是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共党史档案的充分发掘与利用,将有助于推动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英关系等相关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大革命时期为例,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较为明晰地记载了英国的立场和角色,如英国对北洋政府的认识及态度演变、对国共两党的观察与判断、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崛起和左翼思想传播的态度及行动等。
其次,丰富了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视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并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其成功密码仅依靠国内档案文献以及从中国视角来研究远远不够,还需要全方位、立体化的深入研究。例如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国际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相比具有何种独特性等。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索,若能充分利用包括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在内的英方档案、美方档案等国际化档案,在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将推动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最后,在多元档案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能领导和建设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充满想象,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有时缺乏基本史料和严谨考证,所形成的结论往往失之偏颇。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共党史文献的充分发掘和利用,有助于以多方档案文献为基础对中共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进而纠正并消除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深化理性认识。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外交部大量档案记载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抗击日军方面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