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玲：从典范化党史研究中汲取学科建设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学术化进程。近年来，随着学术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元。比较典型的，如“新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实践，概念史、纪念史研究领域的开辟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等，均体现了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带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回应学界多年来的呼吁，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独立设置的一级学科。在2024年1月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中国共产党历史被明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学科地位的提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党史研究亟需凝练研究方法与路径，为研究实践提供指引。为此，学界围绕党史学科建设路径开展大量讨论，不仅关注学科方向的设置，且论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研究提出，在党史研究新见迭出的当下，党史学科建设需要审慎思考如何借鉴传统党史研究资源、践行学理的贯通等，颇具启发意义。

有着数十年历史的传统党史研究不应被贴上“非学术”的标签，否则就会割裂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尽管传统党史研究的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条件限制，却也不乏典范之作。这些堪称典范的研究既体现了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又践行了具有学科特色的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亟待接续学术传统的党史学科建设而言，可以提供深厚且极具针对性的学术资源。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典范化党史研究的实践，从学科特性、问题意识、史料运用等方面，就党史学科建设如何借鉴既往学术资源稍作探讨。

一、学科的特殊性与党史研究的学术积淀

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早在中共成立初期的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不过，早期的党史研究主要聚焦于总结中共历史发展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完全等同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党史研究。现代学科建设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方才起步。即便如此，作为学科和学术研究对象而存在的中共党史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积淀，产生了丰厚的学术资源。

讨论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积淀，离不开学科的特殊性，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议题。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党史学科归属产生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党史学科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党史研究具有突出的政治性，这也是传统党史研究与学术化党史研究的普遍共识。如在近年来的学术化党史研究中，研究者虽然不断呼吁党史研究回归历史学属性，但也认为“在一些政治性较强的问题上，仍要保留传统党史的特点，如强调政治性、党性”，这是因为中共党史作为“一种对执政党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专业工作”，虽然不能等同于政治，却不能不“服务于政治”。早在30多年前，传统党史研究者就强调党史工作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这里所说的“战斗性”，就是党史研究政治性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政治性是传统党史研究和学术化党史研究共同认可的学科特性，亦应成为党史学科建设的出发点。

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形塑了其学术品性。不容否认，学科化的党史研究尽管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但以严格的学术视角观之，还是存在诸多可讨论之处。例如，一些研究的结论直接取自政策或决议，并依政治形势的变动而调整，以致在人们的认识中，“只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此类问题在传统党史研究中较为突出，在学术化党史研究中也并未全然消失。例如，学界所批评的传统党史研究“政策—效果”书写模式，在学术化党史研究中同样存在。有研究者在评价一部中国当代乡村史著作时认为，该书“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的书写模式极大地限制了作者新思想的表达和故事的完整性。该书无论是在研究主题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更趋近于近年来的学术化党史研究，但由上述批评可见，其与传统党史研究又存在着共同的书写问题。

以上情形说明，学科特性影响下的书写模式相对固化，是传统党史研究与学术化党史研究共同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化党史研究力图通过开辟新视野、引入新方法等摆脱传统党史书写模式的影响，但实践起来并非易事。不仅如此，这些新尝试也因被视为脱离了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或无法兼顾中共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不断受到质疑。如有研究者指出，研究视野的拓展本就是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否要冠之以新的名称尚可商榷；新的研究方法大多源于社会科学领域，是否适用于本质上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党史研究，尤其需要警惕，因为“当研究者套用西方社会政治的分析方法特别是政党研究方法面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时，常常会让人觉得似是而非、隔靴搔痒”。出现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任何学科理论方法的形成都以自身的学术积淀为基础，建立在其他学科研究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未必能够有效解释中共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无论是其学术视野的拓展还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都应立足于自身的研究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积淀。

事实上，如果抛开对传统党史研究的刻板认知，即会发现当下学界反思的党史书写问题，至少在30余年前就已经为研究者所注意。换言之，当下学界对传统党史研究书写问题的讨论，并未超出既往的认知范畴；过去的讨论被忽略，主要是因为人们将其与其所反思的传统党史研究一并视之。例如，在拓展新视野方面，近年来的显著成果是社会史研究视野的开辟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兴起，而在30多年前，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就已为学界所力倡。尽管以今天的学术视角观之，这一倡议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效果不够显著”，但其反思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学界所批评的党史“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等书写问题，30多年前也已受到研究者关注，强调党史研究不能陷入政策—决议的框架，“不然，不用看党史，只要看决议、毛选就行了”。这些都表明，有着数十年积淀的党史研究，在研究视野的拓展与书写模式等方面，都可以为今天的党史学科建设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

当然，重新发掘既往党史研究的学术资源，并不意味着回避传统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选题过大、议论空泛、缺乏原创等问题仍然困扰着党史学科建设，限制了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平的提升。不过，问题的持续存在也凸显了学术资源再发掘的意义。由前述讨论可见，既往党史研究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全无学术意识”，一些颇具典范性的研究对党史研究中持续至今的问题早有关注，只是这些关注无论在传统党史研究还是学术化党史研究中均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是问题不断被反思，又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还是持续推进其学术化进程，都需要从典范化党史研究中汲取滋养。

要从典范化的党史研究中汲取学术资源，首先需要明确哪些研究可以从传统党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典范。笔者认为，所谓典范化研究，不仅要对前述讨论所见的党史研究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充分考虑党史学科特性的基础上，有鲜明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路径，可以为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引。综合上述因素，在党史研究数十年的学术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堪称典范之作。然而略显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传统党史研究还是学术化党史研究，都较少从理论与方法的视角讨论《七十年》的学术价值。《七十年》的编著者在坚持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对党史研究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路径有着深入的思考，只是这些思考多隐含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之中，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直至记载《七十年》成书过程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一本书的历史》”）出版之后，其蕴含的党史研究理念才得以充分展现。就此而论，《一本书的历史》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七十年》的编纂理念，对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极具理论指引价值，是一部极具典范意义的党史研究方法论著作。

迄今为止，学界对《一本书的历史》的认识，与此前对《七十年》的认识一样，多强调其在具体党史问题论述上的推进，较少讨论其所呈现的党史研究理念，这无疑弱化了《七十年》与《一本书的历史》在党史学科建设中的典范意义。对学科建设而言，厘清具体问题固然重要，却难以形成持续的示范效应。相较而言，研究理念聚焦理论与方法，不仅具有跨越时空的连续性，也更具示范价值，理应成为学科建设所汲取的资源。在研究理念上，《一本书的历史》立足于党史学科的政治特性，不仅从问题意识和学术路径等方面提供了理论指引，更因其展现的理念在《七十年》之中已经践行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党史学科方法论范本，充分展现了既往党史研究深厚的学术积淀，这对亟需形塑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中共党史学科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问题的开放性与党史研究的学术意识

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普遍存在于诸多学科，在中共党史学科中尤为关键。既往党史研究在学术意识上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党史研究必须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但有的研究者错误地将其与学术意识对立起来，以致研究严重缺乏学术意识，“自说自话，既不考证史实，也不顾及常识”，难以承担资政育人的重任。另有一些研究者片面理解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甚至主张学术性的首要体现就是“去政治化”，对中共历史进程本身的政治性亦予以回避，更是十分错误的。

中共历史进程本身充满了政治色彩，党史研究的政治性不仅是执政党历史研究的要求，更是中共历史进程本身的特性使然。

回顾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进程的显著结果就是“‘现代政治’在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空前的敏感性和实际地位”。有研究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实际上，中共革命亦有类似的特点，经过一系列政治实践之后，以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这样的历史变动何以发生、如何发展，理应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政治性不仅是党史学科和党史研究特性的体现，更是其本身无法回避的议题。正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化解释不应该成为学界回避革命研究的理由；反之，研究者“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以笔者长期关注的统购统销政策为例，既往研究在讨论该政策形成背景时大多聚焦是否存在粮食危机等具体的粮食问题，实则在毛泽东的决策考量中，统购统销还被赋予了改造农民的政治功效。正是基于政治性的考量，原本提出暂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华南分局最终作出了立即执行的决定。在中共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统购统销决策过程中充分考量政治性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以简单化的方式回避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就无法窥见历史的复杂面貌。

事实上，即便不考虑中共历史进程本身的政治性，就一般历史而论，学术研究也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绝。如“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观点，被进一步阐释为“真正的历史学总是现实的、当代的，它总是为了伦理—政治行动而解释我们当下的处境”，所谓“当代”，就是对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关联的揭示。这种关联在中外历史研究实践中俯拾皆是。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大量知识分子的西北旅行书写以及对西北历史文化的发掘，皆是为了回应中国“面临外敌交侵的深重危机”之际迫切需要“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亦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历史研究在人物评价与事件书写上，也普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去政治化”无疑是一个伪命题。

中共历史进程本身的政治性，以及历史研究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绝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不可能回避政治。在这一前提下，党史学科的学术意识要求首先要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党史研究典范之作的《七十年》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并经《一本书的历史》更加充分地呈现了出来。具体而言，《七十年》编著者在以“战斗性”凸显党史研究政治性的同时，亦特别强调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并视其为“战斗性”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此处论及的“战斗性”与“科学性”，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视野内，就是指党史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七十年》编著者对“战斗性”应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强调，指明了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应以学术性为基础。

如何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彰显科学性抑或学术性呢？前辈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解释或可作为参考。有学者认为，一种理论能否成为科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受到批判讨论：看它是否使自己受到各种批评，又是否经受得住这些批评”。这种认识投射到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即“迎合定论的实证，不管有多少人赞成，都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综合上述讨论，判断历史研究学术性的首要标准，在于问题的开放性，只有开放的问题才能留下充足的讨论空间。《七十年》编著者的学术意识正与此契合。胡乔木在指导《七十年》编纂之时，强调党史的政治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对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指责太多”，同时“不能原谅太多”，因为学术性要求研究者“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这种理念在《七十年》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党史书写中，1949年至1956年间的历史多被视为一段“凯歌行进的时期”，但是《七十年》并未因此回避具体政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在讨论“五反”运动的历史影响时，该书就直言运动过后出现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亦指出“做法有些粗糙”的问题；甚至在讨论当时学界较少存在争议的中共八大时，《七十年》也指出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据此可见，在胡乔木等《七十年》编著者的理解中，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要以问题的开放性和可讨论性为基础。

问题的开放性与可讨论性之所以会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性的基础，源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质疑中不断前进，不能故步自封。此种情形亦如胡乔木所言：“历史研究永远没有最后一页，是不断发展的。当然要有论断，但不要表现出一种姿态，好像在下最后结论……我们的党史是开放式的，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这一理念在《七十年》的书写方式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就书写方式而言，《七十年》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以问题引出具体内容的论述。如全书开篇在论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时，连续用三个“如何”的发问提出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基本历史议题。又如在讨论抗美援朝战争时，同样提出“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不能进行”等多个问题。这些论述既提纲挈领地引出要讨论的问题，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对话的窗口。

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七十年》对中共八大和十年探索时期历史的评价也凸显了其开放的学术意识。如在评价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该书指出：“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设想（包括八大一次会议以后不久进一步提出的一些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在评价十年探索时期的历史成就时，不仅指出了十年间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种发展趋向，更强调了“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七十年》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的强调，鲜明体现了全书所秉持的开放的学术意识。

长期以来，一些党史研究以论证既成定论的方式回避严肃的学术讨论，以致党史书写出现“文山会海”的状况，受到学界批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党史学术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首要任务是史实重建。及至经过数十年的学术化发展之后，史实重建仍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党史研究中“文山会海”的问题，既是时代条件的产物，也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当然，党史研究不能永远停留在“文山会海”之中。因为学术化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一定是“使人读起来一方面感到轻松，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历史有新的探索、新的见解、新的表述”。这一取向在《七十年》中亦有比较充分的体现。如该书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未停留于简单呈现计划的内容，而是从主要任务、建设规模和速度、经济建设方针以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四个方面对计划的内容和特点作了分析。显然，基于史料的深入分析才能呈现“新的探索、新的见解、新的表述”，进而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

简而言之，任何学科的学术进步都必须以问题的开放性为基础，不作重复研究并坚持研究结论的可讨论性。有学者主张“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在论及何为研究的进步时，仍然将研究材料的“扩张”和研究工具的“扩充”视作核心标准。毫无疑问，如果缺乏开放的问题意识，材料的“扩张”与研究工具的“扩充”都不可能实现。长期以来，制约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就是缺乏开放的问题意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对党史学科的特殊性缺乏学理认知，处理不好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而在典范化党史研究中，学术性是政治性得以展现的前提。如《七十年》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时，也指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1939年至1940年间的正面战场，因为“国民党军节节抵抗，日军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些论述体现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也说明在学术性问题上，党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并无本质区别，都需以问题的开放性为基础，不作重复研究并坚持研究结论的可讨论性。

三、史料的多元性与党史研究的学术路径

学术意识需要与之相适配的学术路径。在历史学研究中，践行学术意识的关键路径便是运用史料。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史料固然存在种种缺陷和局限，但除了史料，似乎没有其他更可靠的材料来帮助史家了解和解释过去”。

学界反思既往党史研究不足，除了学术意识不强之外，还有史料运用的问题。如果仅仅停留于史料的简单罗列，使党史书写“大量篇幅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党的会议通过的文件，也是‘文山会海’”，就会使得党史研究在既缺乏开放的学术意识，又没有明确的学术路径的情况下，“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浮于表面、大而无物、重复劳动，几无学术性可言”。从史料运用的角度审视，问题在于史料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所谓广度的不足，主要指史料运用的单一化，缺乏异质材料的相互佐证；深度的不足，主要指对援引史料缺少必要的解读和分析，甚至直接将史料当作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既往党史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学术意识不强的主观因素，亦有史料不足的客观原因，早期的党史研究尤为如此。例如，海外学界早期的当代中国研究，大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一观点的形成与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的资料有限，“多半以情报和中国报纸译文为原始资料”。此类带有窥视或宣传性质的资料往往因其强烈的目的性而失之偏颇，如宣传性资料为彰显其工作的业绩和力度，多会有意无意地遮蔽革命在地方实践层面的有限性，因此导致这些看似具有学术意识的研究，由于史料利用不足而陷入宣传塑造的纸面历史之中，难以呈现实践的复杂性。以致在学界的认识中，海外学界早期的当代中国研究，虽然与国内有着迥异的学术理念和价值判断，学术观点却“异曲同工”。

上述情形凸显了史料之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对史料的重视既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是近年来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前提与基础。早在十余年前，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编纂就呈现内容丰富、编纂主体多元的趋向，为党史研究视野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十余年后的今天，党史研究在总体上不存在史料匮乏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便成为关键。学界批评部分研究者“在抱怨资料缺乏的同时，对已出版的资料引用率却比较低”，甚至“不搜集、也不阅读已出版的各种原始文献，只做低层次重复工作”。可见，当前党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借助丰富的史料提升研究的学术化水平。

丰富多元的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基础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研究者对史料的合理利用，首要要求是多元化与异质性。历史研究要求“孤零的材料，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难立”，所谓“旁证”抑或“孤证难立”，指的并非同类型材料的罗列，这种罗列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前提是异质性，具备“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史料，其“证据的力度”才会更强。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要实现史料多元化和异质性，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使用中共的材料。历史进程中的中共并非孤立存在，政策的形成不可避免会受到与其关系密切的党派、人物及其他外部力量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共党史不能忽视中共之外的史料。在这个问题上，典范化党史研究同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我们的论断要更多地采用现有的材料、客观的材料，不但是党中央的决定、领导人的著作。比方说蒋介石自己的话，美国人的评论，还有国民党中比较公平的人的话。比方说张治中的回忆录、李宗仁的回忆录，其他在台湾和美国写的，就可以利用。如果像这样一批人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尊重，也使用，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这些观念都很好地体现在了《七十年》一书的写作实践中。如该书在论述日军在敌后的“扫荡”政策时，援引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在讨论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时，援引的是美国国务院编纂的《美国外交文件集》；在讨论国民党的重庆谈判策略时，援引的是多年之后方为学界广泛关注的《蒋介石日记》。这些都体现了写作者严谨的作风和开放的视野。

毋庸置疑，胡乔木在30多年前对史料利用多元化的强调以及《七十年》的史料利用方法，对今天的党史研究亦是适用的。他们所主张的利用史料的态度，仍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力倡。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尤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国民党方面所形成的资料十分重要，应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缺失了这部分资料，许多问题没有办法说清楚”。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表明，即使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大大推进的今天，典范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仍然是学界共识。所以如此，概因“多元化的史料是任何一门历史学科及其学术化水准的根本基础和‘绝对律令’，它是历史研究者认识和重建历史图景的唯一中介”。

坚持史料多元化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历史。当然，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仅仅停留于异质性史料的罗列也是不够的，合理的史料利用还包括解读和分析。尽管有前辈研究者主张历史研究“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但其所言“材料整理”的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更何况，即便是纯粹的史料罗列，也很难摆脱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多元化的史料利用就更加如此，因为“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在典范化党史研究者看来，即便是中共党史上已经形成的正确结论，研究者在利用时也“不是大段大段地引用，而是信手拈来，自然地引用”，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获得“一种对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认识的智慧”。“信手拈来”的自然引用，即是对史料要有融会贯通地理解和利用。

如何才能融会贯通地理解史料呢？关键就是回到史料产生的历史情境中作解读，即“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以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这样的史料利用意识，对中共党史研究尤为重要。“中共是一个有主义、有理想的政党，同时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和贯彻力的政党”，“执行力和贯彻力”阐明了中共历史进程的实践特质。这种特质既源于中共对实践本身的重视，也源于其所奉行的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曾指出，中共“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决定了中共的历史决策往往是一个上下互动的历史过程。由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如果只关注中央层面的政治决策抑或地方层面的政策实践，很难形成对历史全貌的准确认识。

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传统党史研究与海外早期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存在的“异曲同工”问题，既源于史料的单一化，亦在于这些研究在关注政策文本时忽略了政策实践。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治决策与地方政策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距离，毛泽东在1951年5月就指出，“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如果仅仅关注政策文本，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中的多数人而言，只有实践层面的政策才会与其生活发生关联，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党史的关注，“不只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更重要地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做的”。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只有将作为政策表达的“说”与政策实践的“做”结合起来，才能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

中共历史进程的实践特质，在凸显史料利用多元化重要性的同时亦提供了可行路径。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大多反映原则规定，较少涉及政策的实践策略和效应不同，地方档案反映了政策实践的具体过程。因此，对具有鲜明实践特性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地方档案与中央政策文本同样重要。尽管地方档案的便利化利用在拓展党史研究视域的同时，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地方困境”，但不能因此否定其重要性。在史料获取已不成大问题的当下，从地方出发的党史研究也需要思考和回应中共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议题，逐渐形成跨越地域的“问题共识”，史料的多元化同样是其基础。地方档案虽然有助于反映政策实践过程，但离开了作为源泉的中央政策文本，历史实践也会成为无根之木。因此，即使立足地方的研究，也要将地方的政策实践置入中央决策的宏观背景中来思考，否则即便再多的地方“深描”也无法呈现完整的历史进程。

四、结语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结合全党学习《六大以来》的具体情况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党史学科建设。任何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学术脉络和发展历史，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的锤炼只能立足于既往的研究实践。看似相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学科的运用中亦会呈现出迥然有别的效果。近年来在新中国史以及社会学界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口述采访”研究方法，就因为学科差异而在研究旨趣、范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差异表明，党史学科建设固然需要从当下多学科并进的研究实践中汲取资源，但核心理念的凝练还是应立足于既往数十年的党史研究实践本身，舍此别无他法。

本文的讨论表明，学术意识不强等问题不应成为传统党史研究的标签。在传统党史研究中，不乏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代表的典范化研究。这些研究在中共党史的学科特殊性、学术意识的开放性、学术路径的多元化方面提出并践行了极具前瞻性的理念，应该成为党史学科建设的思想资源。《一本书的历史》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呈现，既为研究实践提供了示范指引，亦是汲取学术资源的文本依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