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玲：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组织体系的初建(1949—1956)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新闻宣传组织体制，该体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对以往共产党新闻宣传体制的继承和发展，也完全告别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宣传模式。这一变化的组织基础是各级新闻宣传组织的建立健全，同时也依赖于中共新闻宣传管理方式的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现有研究关注了中共新闻宣传制度的内容与历史变迁，通过对私营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阐释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工作体制的转变，或者从制度内容入手，讨论中共“党管报纸”制度的构建与沿革。因研究旨趣不同，或因研究资料的缺乏，当前对于新闻宣传组织体系的历史变迁仍缺乏了解。本文利用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文件、新闻宣传刊物等文献，以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宣传领域中新闻工作相关组织体系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历史变迁，归纳建制之初奠定的机制和原则，希望从部门史的角度对此一时期中共新闻宣传工作史有所补正。

一、因地因时因事制宜：1949年前的中共新闻宣传组织

在中共组织机构中，与新闻管理相关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等，其中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存在时间最长，其他机构存续时间相对较短，且不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内部组织机构的演变经历了有宣传部之名无专门机构、有专门机构无职能部门和职能部门调整充实三个阶段，大致分别对应1921年7月至1924年5月、1924年5月至1950年3月以及1950年3月以后三个历史时期。

1中宣部的历史变迁

从中共一大到三大，党组织初建，党员人数比较少，中共中央未设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各中央委员分工管全面工作。中共一大后分管宣传工作的是李达；二大后是蔡和森，他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向导》周报主编；三大至四大期间因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宣传上使用国民党名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身组织建设。

1924年5月，中共第三届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健全中央机关及其工作，提出“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从此分设从事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宣传部。当时设立的宣传报刊部负责人为罗章龙，此时瞿秋白负责主编广州《新青年》杂志以及《前锋》，陈独秀主编不定期刊物《中国共产党党报》。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之后，宣传部主任为彭述之，委员为蔡和森、瞿秋白。在此期间，中共设立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工作，并负责指导各地刊物等。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宣传部部长为瞿秋白，他同时担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中央常委会决定撤销宣传部，设立党报委员会，在组织局下设宣传部门。1928年6月，中共六大之后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之下的宣传部，部长为蔡和森。10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其中党报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编辑委员会以蔡和森为主任，两个委员会直接对政治局负责。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任中宣部部长的相继有沈泽民、张闻天、杨尚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一年宣传部部长相继为秦邦宪、吴亮平，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为秦邦宪。1936—1937年中宣部部长为张闻天，宣传委员会和党报委员会负责人为秦邦宪。由于张闻天同时担任中宣部与干部教育部的部长，1939年8月，两部门合并为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又改称“中共中央宣传部”。自此至1945年6月，中宣部部长相继为张闻天、凯丰、陆定一。此后至1949年10月，由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部长未再变化。

中宣部对新闻工作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1941年6月，中宣部出台的《关于党的鼓动工作提纲》认为，报纸等是宣传鼓动工作的武器，办报等工作应成为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设立宣传部门，统一同一级别的一切宣传工作，直接领导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7月，中宣部又提出，“报纸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宣传部应经常的检查和讨论该项工作。下级的报纸杂志应送上级宣传部审查”。

2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变迁

党报委员会在中共新闻史上长期隐而不彰，究其原因，大致由于战争频仍，党报委员会时有时无，加上相关资料缺失，其历史和成员组成至今并不完整和明确。另外，党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中宣部负责报刊工作的干部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比如从1927年5月至1930年12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时断时续，或同时存在，或只余一个，但不论是哪个机构，瞿秋白都是最主要的领导者。

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成立于1927年5月。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负责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24年5月设立的中央编辑委员会是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前身，因为从工作职责来看，中央编辑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央一级所有机关报的工作，且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提出设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的工作。此次成立的中央党报委员会存在时间不长，从1月维持到3月，主任张国焘，周恩来代理主任两个月，书记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宣传抗战时期的政策和主张，中共中央于1937年设立中央党报委员会。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等单位，成为延安新闻、出版、发行、印刷的统一领导机构。1938年12月前，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没有确定负责人。1942年3月，政治局决定增加秦邦宪、凯丰等人为委员，并以秦邦宪为主任。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等人都曾留学苏联，但他们在政治生涯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直到1941年，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党内还有一定影响，以至于刚创刊的《解放日报》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总是写‘蒋委员长’怎么怎么讲的，共产党怎么怎么讲的，说来说去两个主张好像都是一样”。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随即取消。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主要任务是统一集中管理宣传教育方面的事业，并研究相关具体政策，所辖单位包括中宣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等。这个委员会中，凯丰当时代理中宣部部长，秦邦宪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变，是中共对党报党刊实行直接领导的历史见证。考察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是为了说明，第一，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出现了专门直接管理党报党刊的中央机构，地方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是党管报纸的具体体现。第二，该机构与宣传部的职责是有区别的，不能以宣传部的领导涵盖党报委员会的作用。如果说宣传部负有对党报党刊在思想方面的领导责任，党报委员会则是具体指导者和实施者，且直接对各级党委负责报告工作。第三，中央党报委员会体现了一定时期内中共领导党报党刊的方式，即集体办报、专人负责，“党管报纸”既未形成制度，也无规律性可言。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某些特定干部负责新闻工作具体事务，但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每个人对政策的领会和理解程度不一致，也就是说新闻宣传依赖的是人而不是制度，宣传路线正确与否随具体负责人的变化而改变。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对报刊的领导方式演进为党委领导、集体负责。

二、从党政分开到一元化领导：中央新闻宣传行政机关的建立与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央层面已经在筹划成立相关新闻宣传机关，下面分述之。

1中宣部

解放战争期间，中宣部分三部分撤离延安，陆定一跟随中共中央去陕北，徐特立等人赴晋察冀边区，另有部分人员留在山西临县。1948年5月，中宣部会合后进驻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在这里经常参加部务会议的有陆定一、廖承志和胡乔木。11月16日，部务会议决定，部内暂分小组进行工作，并决定成立广播管理处。但是，直至1949年3月，移至北京香山办公后，“干部20余人，由部长直接领导工作”，当时部内没有职能机构。

1949年11月，在《关于宣传部工作情况及机构设置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陆定一认为“把中宣部重新健全起来，成为今后的重要工作”。1950年3月，中宣部设立5处1室，分别是秘书处、干部处、编译处、政治教育处、时事宣传处、教育研究室，编制131人，1950年底增加到200人。从1944年至1966年，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部长职务，中间偶有调整(1952年9月至1954年7月期间，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任副部长)，副部长有徐特立、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陆定一、凯丰、张际春、张磐石、李卓然等人。

随着人员的充实以及工作内容的增加，1951年11月16日，中宣部业务部门由5处1室，增加为理论宣传处、出版处、报纸广播处等11个处，另设干部处、办公室、党史资料室等。这次调整增加了报纸广播处，一方面加强了对新闻工作的指导，另一方面在为新闻总署撤销后的工作做准备。此时应是已经预知了新闻总署要撤销的计划，因为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也就是12月7日，政务院通过了撤销新闻总署的决议。1954年，随着各地中央局的撤销，其宣传部的一些负责干部调入中宣部。该年底，中宣部机构调整为9处3室，编制增加到377人(干部292人，工勤人员85人)。1956年7月，调整为9处1室，编制增加到437人。相比1950年的200人编制，增加了一倍有余，达到了1949—1966年编制人数的高峰。

这一时期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是刘少奇，他认为宣传部的工作包括“研究情况，作计划，发指示，供给宣传材料，总结宣传经验，审查宣传内容合乎不合乎马列主义原则，方法是不是适合群众的需要，宣传机构是不是健全”。在他看来，搞宣传要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报纸、刊物、广播等都属于宣传工具。

中宣部一开始没有设置专门负责报纸、广播工作的科室，这一设定也影响到了下级宣传部的设置。陆定一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院、署已经成立，可以担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就能够摆脱此前的行政事务，集中注意“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等工作。他认为，宣传部是党委掌管思想战线的机关，不应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应该管整个思想战线。

从1949年至1956年，中宣部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建设、领导方式和业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调。1951年5月7-25日，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中宣部、各中央局宣传部、省市委宣传部、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和中央宣传文教机关等方面的负责人共273人。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提出要改善党对宣传工作的管理，建议各级党委每年至少召集本级宣传工作负责人员开两次小会，召集下级党委宣传部长和其他相关人员开两次大会。在健全组织机构方面，要求1951年、1952年内充实各级党委宣传工作机关，使从中央到区都有必要数量的宣传工作人员，并尽量避免调动县级人员到其他岗位。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促进了各级新闻宣传机关的建立和完善，加深了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认识。

1954年5月5—25日，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宣部，各中央局宣传部，各分局、省市委宣传部，各省地委宣传部或省辖市委宣传部，省以上党报报社等的负责人，共748人。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中共对新闻宣传事业的领导，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是1949年后专门针对报纸工作的第一份中央决议，是关于党管报纸工作的一份重要文件。

在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间，还召开了三次中央局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了撤销大行政区报纸、抽调干部加强中央宣传文教机构、《人民日报》同下级报纸联系、总路线宣传、文教干部管理以及宣传部的工作方向等问题。这些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新闻实践的进行，会议议题成为一段时间内新闻工作的主要内容，其中对报纸、干部等问题的关注代表了上层领导对新闻工作状况及其动向的把握和思考。

此外，中宣部整顿了报刊出版工作，经过1951年和1953年两次调整，报纸数量从1949年的281种减少到258种；加强了与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宣传部的联系，建立各地综合报告制度；创办内部刊物《宣传通讯》，主要刊载政策指示、宣传资料、经验介绍、宣传战线动态等，以加强内部工作交流；等等。

2新闻总署

根据钱江的研究，1948年平津战役期间，中央领导人已考虑成立新闻工作相关机构，确定由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总负责。中宣部还曾向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提出占领北平、天津后，组建报纸、通讯社、广播和国际新闻宣传四个领导机构的设想草案，钱江认为从字迹来看，应该是胡乔木的手笔。1949年5月，中共中央设立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管理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工作，9月，任命胡乔木为书记。可以说，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是新闻总署的前身，其筹划和成立都有胡乔木的功劳，他也是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

1949年10月，政务院设立新闻总署，直属单位包括新华社、广播事业管理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和北京新闻学校。除新华社外，其下属单位都是新成立的。新闻总署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家的新闻政策及有关新闻的法律、法令、施政方针；对所属社、局、校，就主管业务颁发决议和命令，并督促审查其执行；就所属工作向文教委员会提出议案；指导、协调所属单位的工作关系、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工作；编订和审核本署及所属单位的财务预决算和经费管理。如果说中宣部负责文教战线的思想领导，那么新闻总署则负责对新闻工作具体业务的指导。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组织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这份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整体规划了报纸、新华社和广播网的工作，在此后的两年时间中，这些工作以新闻总署为主体推动展开。关于报纸工作，胡乔木认为要改善与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联系，加强评论工作；要重视通讯员网和读报组，发展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中的积极分子做通讯员。这次会议的另一成果是推动新华社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以适应报纸、广播等对新闻的需求。

当时公私营报纸普遍存在严重亏损，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49年12月17-26日，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各公私营报纸代表30余人参会，会议决定报社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报社企业化经营的改革围绕开源节流展开，在扩大收入方面，主要是刊登广告、调整报价并扩大发行；在节流方面，主要是健全报社会计制度，降低人工成本。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政府统一解决了新闻纸的问题。1949年以前，报社大都采用外国纸，用纸成本占整个成本的70%以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与文教委员会联合组成文化用纸委员会，统筹新闻出版用纸的生产、进口与配售。为达到控制用纸的目标，制定了用纸的季度和年度计划，还规定全国报纸除在元旦、五一、七一、国庆节四天可以出增刊一大张外，平时不得增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最多每周一次可出增刊半大张。经过调整，半年以后各公私营报纸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在华北区的13家主要的报纸中，《人民日报》、《新民报》、《进步日报》等9家报纸已有盈余，其余5家也大大缩小了亏损。

1951年12月，政务院通过《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稿)》,要求取消新闻总署。当时新闻总署除北京新闻学校外编制人数为2548人，而整个政务院及所属机关单位共19575人；“大行政区新闻出版局撤销”，改设出版局及新闻专员办事处(员额7—10人)。1952年8月，新闻总署被正式撤销。经过这次调整，新闻总署在组织和业务方面被打散，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管理局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撤销新闻摄影局，其业务划入新华通讯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原办公厅的报业管理工作并入出版总署，财务、人事等工作并入文化教育委员会。

新闻总署为推动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指导报社学习苏联，改革报社编辑部组织，制定各项工作制度；探索报社企业化经营；推动新华社组织的集中统一；规定了“邮发合一”的发行方式；以读者对象为标准对报纸进行分工；等等。这些工作使新闻事业系统化、规模化和有序化，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新中国几乎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为李强。1952年9月，梅益被任命为局长，任期持续至1965年。1954年11月25日，该局被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电台的工作，普及人民广播事业。

此外，与新闻工作相关的领导机关还有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它于1949年9月成立，负责指导新闻总署、出版总署、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对这些部门及其下属机构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执行情况。1954年9月，国务院成立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即告结束。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是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1952年8月增加习仲勋为副主任。陈伯达、陆定一、习仲勋在同一时期都有中宣部的职务，其中陆定一、习仲勋先后为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

三、各中央局、分局和省级新闻行政机关的建立

1各级宣传机构的健全及其工作的明确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设立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此后随着中共地方组织的形成，宣传部门也逐级建立起来。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各级派出机构及地方组织已基本建立宣传机构。各中央局、分局的宣传部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时间建立，并随其撤销而解散（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表1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各中央局、分局的宣传部很快建立，但具体情况却千差万别，其中东北局宣传部的发展比较好。1950年4月，东北局宣传部已经制定了相关制度——《东北局宣传部业务、分工、编制及制度》，在其宣传鼓动处下设立专门科室，“研究与指导各省市党报及东北级部份报纸的工作”，该科室编制共13人。同一时间的其他地方，宣传部门还在整合之中，如华南分局中南下新闻干部本来就少，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做报纸、广播和通讯社工作，一部分干部接管旧新闻单位及其他宣传工作，宣传部设立半年后还未健全，没有科室之分，他们对业务工作的认知是“应以加强党报工作为中心”。所以宣传部虽然建立了，但距离分设科室、明确工作内容、补足编制还有不小的距离。直至1951年初，各中央局、分局的宣传部，一般只设立宣传、教育两个处，其中宣传处以管理时事宣传为主。

为了改变一些地方宣传部有名无实的状况，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的宣传部在一两年内逐步充实宣传部的机构与人力，设立报纸出版与广播处及干部管理处(或称科)等，在地委、县委宣传部中分设若干科或设若干干事，并对工作进行分工。指示还规定了各级宣传部的人员编制，中央局一级宣传部应有60—100人，分局一级宣传部应有30—60人，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宣传部应有25—50人，地委宣传部应有15—20人，县委宣传部应有10人左右。

各级宣传部负责拟定党关于报纸和广播工作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领导或协助领导同级的党报、通讯社组织和广播电台的工作，检查和领导下级的党报、通讯社组织或广播电台的工作；各级宣传部长应是党委委员或常委之一，或者能够参加党委的会议。具体说来，中央局宣传部的业务工作大致包括研究与指导中央局党报工作，定期讨论报纸工作，确定报道中心、组织言论、审查稿件、看大样；对大区级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审查并总结；通过文教委员会党组实现对私营报纸、广播电台及通讯社的领导，定期提出宣传方针和意见；研究各省委机关报的方针与言论，并提出指导意见。此外，中央局、分局宣传部的工作还包括组织召开省市报纸工作会议，决定新闻单位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建立与上下级新闻机关的工作联系，并建立相应制度等内容。

各省(市)级宣传部也都建立得比较早，其情况见表2。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大部分省级宣传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期间即已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或在机关任职，或执掌报刊，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中共新闻思想多年，熟稔于新闻系统内部运作，对于新闻宣传工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而各级新闻行政机关的总体状况并不乐观，比如在东北，“领导弱，干部缺乏，工作不安心，制度不完整”是主要特点。东北是解放比较早的地区，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

按照1951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要求，各省委宣传部建立了会议、汇报等制度，如浙江省规定每年开四次宣传工作会议，其中两次会议召集下两级，两次会议召集下一级；山东省决定该年下半年召开两次召集下两级的会议。此外，根据1954年出台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各省(市)委宣传部报刊处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党委监督除同级党委机关报以外的报刊、广播台和出版机关以及下级党报及其他新闻出版机构的工作。

为了贯彻1954年的决议，各级党委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一种是由各级党委直接领导报纸，取消党报委员会。西北局就是采取这类方式，省委指定一位书记负责指导报纸工作，派一位省委委员担任《甘肃日报》总编辑实际职务，各级党委宣传部报刊处成为党委领导报纸的助手。另一种方式则是由党委常委、宣传部和报社相关人员组成党报委员会，领导报纸工作。如华东局为了领导机关报《解放日报》，决定以舒同、谷牧、张彦、匡亚明、彭柏山、姚漆、张春桥、杨永直、吴建等人组成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党报委员会，其中华东局委托常委舒同负责领导《解放日报》日常宣传报道工作，由于该报也是上海市委机关报，上海市委同时委托彭柏山领导该报。党报委员会每2—3月要开一次会，审查《解放日报》的报道计划和社论计划。

各级宣传部借鉴苏联《真理报》经验，利用同级党委机关报发表述评监督管理其他报纸。在东北局，要求《东北日报》对各省委机关报，以及各省市委机关报对本省市中共领导的其他报纸，给予业务指导。在华东局，特别是在上海刚解放的一段时间，《解放日报》一度担负了党委与各新闻单位联系沟通的桥梁作用，还承担了发布新闻的任务。

各级宣传部初建，与政府系统内的新闻宣传部门业务有所交叉，导致宣传工作与政府文教工作之间混淆不清，部分包揽了政府行政工作，忽视了宣传教育和思想领导工作。而在宣传部内和上下级关系方面，则由于内部工作制度不完善，部门之间工作有待协调。

2政府系统新闻出版组织体系的设立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共在新解放城市中实行军事管制，在六大区建立了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下设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简称“文教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之下又设新闻出版局（见表3），其省一级的组织一般为新闻出版处，任务是负责接收新解放城市的报纸、广播和通讯社，建立中共机关报、广播等新闻单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

在军管过渡时期之后，新解放城市六大区新闻局一般转为政府机构。1953年，上述新闻局变为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新闻出版处、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专员办事处、中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各大区新闻出版局一般下设秘书处、新闻处(分设报纸管理、新闻发布及审计科或室)、出版处三科，新闻发布工作由新闻科负责。

1950年，新闻总署、出版总署联合出台《关于各级新闻出版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草案)》，中南军政委员会据此制定了新闻出版局组织条例，规定该局“在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及中央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下主管中南区新闻出版事项”。其新闻处的工作内容为：关于公私营报纸经理业务之调查及计划等事项；关于公私营报纸编辑业务之调查及研究等事项；关于本区新闻之统一发布事项；关于本区广播事业之辅导事项；关于本区新闻事业之财政援助事项；关于本区新闻事业之登记事项。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总结其年度工作，在新闻工作中的主要内容分为：（1）编辑业务，协助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守国家机密工作，工农通讯员网及读报组工作；（2）经理业务，包括邮发合一工作，报纸企业化问题以及外区报社分销处登记业务；（3）新闻发布工作；（4）广播管理工作。①各大区军政管理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主导了军管过渡阶段及省(市)政府建立之后的报社、广播的业务工作，这与新闻总署负责新闻工作具体业务领导有密切关系。

省(市)新闻出版处的工作与大区级新闻出版局的工作内容有些是自上而下承担下来的，比如传达与执行关于新闻出版的政策法令、举办记者招待会、发布同级政府统一发布的地方性公告性新闻。不同之处在于，大区级新闻出版局要承担审核各公营报纸及广播台的预决算事务，而省(市)新闻出版处有更多事务性工作，比如办理新闻出版相关的登记工作，调查统计新闻单位并上报新闻总署与出版总署，取缔非法的或有害于人民群众的报刊、广播节目，执行新闻、出版用纸的补贴分配，事后审查及抽查当地书刊与广播节目等。

如果说省(市)委宣传部对报纸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办报思想与办报方针方面，那么“政府的新闻出版局(处)着重解决报纸编辑、出版过程中的法规执行情况和业务问题，有计划地调整、发展报业”。如1950年，芜湖市私营《新工商报》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出版后，中共皖南区委宣传部就报纸性质及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在党内发了通知。因省(市)新闻出版处的工作与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对接，新闻总署撤销后，各省根据具体情况，新闻出版处有些并入省委宣传部，如浙江省新闻出版处并入省委宣传部报刊管理处，对外保留省新闻出版处的名称，有些则并入文教委员会。

四、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政关系

上文分述了新闻宣传工作领域中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工作情况梳理了两套班子工作职责的不同，即党委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思想和组织领导，政府新闻出版系统主要负责相关行政事务。但这种分工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省(市)一级，两者在实际工作中业务偶有交叉重叠。形成这种局面有军管过渡时期管理的原因，有借鉴苏联经验的因素，也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就党政分开问题做出专门指示，明确表示以后一切应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由人民政府用法令、决议、指示等来宣布，而不用党的名义公布。因为用党的名义公布，只有党员有服从的义务，如果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公布，一切党派一切人民均有服从的义务。党是不能代替政府的。这实际上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府系统的部分工作职责和范围。也正是这样一种规定，使得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党政分开”，从而更关注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忽略了政府系统中党组的作用，弱化了事实上中共对新闻宣传工作强力领导的一面。

党政分开在新闻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在中宣部之外，设立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指导下的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负责管理行政事务。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主张该部要注重思想领导，减少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工作。新中国刚成立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共分设党政新闻宣传机关能够有效地领导各方事务。再者，虽然党政行政机关如此设置，但是新闻干部的骨干力量在短时间内仍是同一批人，只不过服务于不同工作岗位，交叉任职和兼职现象都存在。

中共中央在政府系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经过党组系统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也就是说中共中央通过党组领导政府机构，从原则上讲，政府党委会也受党组领导。从1949年11月8日至1952年8月，政务院党组系统分为三级，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四个委员会分组干事会，以及各部、会、院、署、行等机关党组，党组成员是各部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中共党员。其中，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是四个委员会分组干事会之一，党组书记陆定一，新闻总署党组处于第三级，党组书记胡乔木。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在规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担负起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同时，注明了党“通过党组”领导该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前述中央局的相关制度规定，通过文教委员会党组实现对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私营报纸的领导。通过在政府部门建立党组的方式，中共树立了对新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中共还以报社等为单位建立党组，加强对新闻单位的领导。1950年6—7月，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酝酿在上海市新闻协会中建立党组。7月19日，新闻协会党组正式成立，该党组领导了对私营报纸的公私合营及新闻界的思想改造等工作。《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主要读者对象为教师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中上层知识分子，1955年1月，为了改进该报工作，中共安排原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分别担任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并随后成立党组，由常芝青任党组书记，党组由中宣部领导。

从1949年至1952年，“党政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中共各级党组织尽量避免了‘以党代政’情况的出现”，但1952年8月，为加强中共中央对政府工作集中统一的领导，政务院党组系统进行改组，这一轮调整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出现了”。也就是在该年底，新闻总署被取消，各级党报的企业经营划归出版总署，1954年出版总署撤销后，改由文化部管理。到了1956年11月，文化部党组提出将各级党报企业管理工作划归各级党委领导。各级党委开始介入新闻单位的部分日常行政事务。

五、余论

中共新闻宣传组织体系的变迁极为复杂，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一个由不成熟、不系统到逐渐成熟系统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对党报党刊的领导方式由“集体办报、专人负责”演进为“党委领导、集体负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新闻宣传组织体系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集体负责"中党委的责任更加明确具体，各级党委宣传部成为党领导新闻工作的重要助手。

新中国成立之初，报纸是最为重要的大众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出台了各项关于报纸的政策决议，组织了党报委员会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从当时的情况看，探索了中共自身新闻宣传组织体系建设，完成转变了中共新闻宣传领导方式，而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看，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其组织体系建设是成功和有效的，不失为今天的借鉴。

（本文注释从略）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