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10亿册“红宝书”, 衍生全民“语录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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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定格“语录不离手”形象和全社会“语录礼仪”

1966年10月1日，副统帅林彪紧随毛泽东上了天安门，他高举《语录》的模样从此定格为他生命最后几年“语录不离手”的“标准形象”。

不过，从目前已看到的文献来判断，他大概没有通读过由他本人大力推动编辑出来的《毛主席语录》。

同样的，“红八月”中的红卫兵形象也和《语录》本一起定格了。

红卫兵是较早获得“红宝书”的社会群体。他们身着半新军装、戴袖章、手持《语录》的形象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标准装束——“文革形象”。红卫兵们通过传阅、转赠“红宝书”，迅速扩大了“红宝书”的传播和影响范围。

当时的中国各地城镇，很快出现了以“语录”为中心的“红海洋”，街区中满目是红色油漆书写的“语录”。

1.《毛主席语录》成为同期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出版物

文革中，除“最高统帅”毛泽东本人，全中国几乎所有的成人和学生都有手捧《语录》的经历，这自然是巨大的社会需求量。

20世纪60年代后5年，可称作文革”初期和进入中期，是《毛主席语录》印刷和发行高潮。据1969年1月2日新华社消息，全国有300多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仅1966年到1968年11月出版发行了7.4亿多册(不包括军队和地方单位自行印刷) 。1966年至1969年4月，仅战士出版社（即现在的解放军出版社）共出版发行毛主席语录5300万册。

1969年1月3日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是关于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的消息，文中写明《毛主席语录》印行7.4亿多册

 

《新华书店总店史1951~1992年》一书统计，从1964年5月到1979年2月，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为47种文字，10.91亿册，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同期印行的《圣经》。

不同于书籍形式的毛主席著作，笔者研究所及，涉及到许多版本。大致在70年代之前，《语录》多由公帑开支，免费发送。

有《再版前言》的《语录》之后，衍生出各种各样的64开本甚至更小开本的不同内容“语录”本——“老五篇”“五篇哲学著作”“论党的建设”“论财贸》等等。不管有多少版本的“语录”，有林彪《再版前言》的“语录”享有“正本”之尊，是“早请示晚汇报”的标配用本，每条语录前虽然没有用数字编号，但是人手一册的那本页码必定是相同的。

“早请示晚汇报”的领诵者在开场领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接下来一定是说：“请打开语录第××页”，然后开始领读。

每天两次。

由于统一页码，跟读的人不会翻错。

2．“红宝书”衍生“语录歌”到“语录社会礼仪”

《毛主席语录》极大地普及了毛泽东的著作，使他的论述广为人知，更有作曲家为毛主席语录谱为歌曲，广泛传唱，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余响未绝，当专题论述。

此外还有语录操、语录舞。

领袖“检阅红卫兵”后的一两年，“语录”渗透到广泛的社会礼仪，在1966-1967年间尤为突出的是“语录礼仪”或称“语录仪轨”。

20世纪60年代后4年，亿万中国人“早请示、晚汇报”是一项日常生活仪轨，即每日晨昏，要手持语录本在毛泽东像前站立，祝最高领袖“万寿无疆”，连诵三遍，然后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两遍。

在更早一些，主要是1966年底到1967年底，城市生活中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情，总要先念一句“语录”。比如进了商店买东西，顾客先念一句“毛泽东语录”，售货员也对答一句“语录”，然后开始交易。进入饭馆吃饭也是如此。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拍摄的故事片《戴手铐的旅客》有一段细节表现：一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姑娘在水果摊上选购苹果东挑西拣，售货员不耐烦了，对她喊：“要斗私批修！”意思是不要再挑了。

红卫兵姑娘回敬一句“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隐意为，我也是奉“语录”指导这样做的。

极端的“语录礼仪”事例终于发生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首次进行氢弹试验，轰炸机驾驶员孙福长飞行时背诵毛主席语录。结果在预定的早上8:00未能及时按下投掷器的电钮，等于是第一次投掷没有成功，当耳机中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时，孙福长才发现出现问题，于是“第二次投掷成功了”。（引自唐炎明、唐亚明书稿第29页，转引自陈晓东《神火之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87页）

3.从“语录礼仪”到“语录仗（战）”

《语录》的推广带来广泛的“语录仗（大战）”，社会个体以能够背诵更多“语录”者为“胜”，各持对已有利的语录条文攻击对手，对手也以此还击。

“语录仗”甚至打到了总理周恩来的身前。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书中记述一次周恩来面临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由戚本禹领衔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的食堂批斗童小鹏。中办主任汪东兴担心那里靠近毛泽东住地，影响主席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造反团不听，连汪东兴都挡不住，只好向周恩来反映。

周恩来亲自赶来劝说。造反团的人即向他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语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以示不支持他们就会“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机敏，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熟练地翻到其中的“纪律”部分，念到：“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收兵另去。但从文章叙述来看，这次“语录仗”周恩来只能说小胜，因为造反派虽然换过了场地，但童小鹏并未逃过挨斗一劫。（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43页）

与“语录礼仪”相比，“语录比赛”和“语录仗”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广泛。

4．语录的特点与不足

语录有精炼、鲜明、概括等方面的长处，多有警言警句，因此自《论语》以下一直流传。但是“语录体”著作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因为语录通常是从全篇文章或书中摘引出来，当它独立出现的时候，因为与原作原著割裂了联系，不再是系统的、全面的，有可能脱离原意被错误引用。语录常常因为阐述对象、语境的不同而互为矛盾。打“语录仗”就是由此引发的。

文革中的人们，视为“语录”为读经典的“捷径”，将“语录”看做包打天下的“真理”，“语录仗”打开了“文革”中教条盛行的大门。

林彪署名《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并非问世于盛世，而是潮水般汇入了大劫难的内乱纷争与起伏跌宕，成为“红八月”的染色剂，将神州大地翻作红色海洋，实际上贯穿了十年动乱的全过程。那个时代的成人和学生人人手中有《语录》，人人念《语录》，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

人们努力学习领会领袖思想之时，“学语录”亦成为“斗私批修”自我解剖的标配，而且时而又时地成为推动个人崇拜的利器和仪轨。

在“文革”中，若要写出一篇文章、一个文件，甚至为了“打倒”什么人，不引用几段“语录”是绝对通不过的。这就为日后“语录仗”越打层面越高，乃至进入国家决策层埋下了伏笔。

陈伯达、张春桥领衔打起的两次大“语录战”，在当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

下

江青提议林彪署名《再版前言》

从1966年“红八月”到深秋，“八次检阅红卫兵”卷起了“文革”高潮，上年（1965年）8月以“总政”名义作《前言》的《毛主席语录》又要修订了。

1. 为什么增补“六五版《语录》”

这时要重新修订《语录》有3个直接原因。

一个是刚刚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做出了更高的评价，须在《语录》前言中体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到1966年8月，“文革”的最高“炮打”对象刘少奇已经显露出来。这届全会后，原先名列副主席第一位的刘少奇下降至第8位，而且危如累卵，很快就要失去自由了。

而此前的《语录》本中，有关于刘少奇的一段话，那就是“六五版”《语录》第24个专题题目叫做“思想意识修养”，和刘少奇专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题了，另在第143页上有对于刘少奇话的引用：“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

第三个原因，在于“文革”浪潮不断神话毛泽东的同时，将个人崇拜的神话也推向林彪。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就有推崇林彪的说法：“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还肯定林彪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针“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有这样的原因，修订再版《语录》就势在必行了，而且刻不容缓。

军报汇总意见上报。总政治部即予批准，仍由军报负责落实再版。

这一次再版主要是修改《前言》，还是由当时担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的唐平铸执笔的。在前一版“前言”的底本上，他根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评价，在《再版前言》第一句里加了一个“最”字。成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者，就是无出其右，达到顶峰了，发展不上去了。

“前言”内文也有相应改动。

这时，对“语录”的编印单位署名出现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仍署“总政治部”，另一种意见是这本《语录》超出军队范畴在全国发行，应与毛泽东其他著作一样，署“人民出版社”为好。

因为《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报编辑的，唐平铸按照所属系统，将新完成的《再版前言》报请总政和中央军委批准。

总政治部不能定夺，报告转到中央文小组。

2. 江青提议林彪主持编辑《毛主席语录》，并为再版前言署名

唐平铸此时提交的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建议中央副主席林彪为《再版前言》署名。

这是因为在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党内名单排序上，仅次于毛泽东，居第二位。

对此情况，唐平铸在“文革”结束的当月（1976年10月）写信给总政党委，作了说明：

1966年10月间，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看到《解放军报》编辑的、用总政治部名义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她提出改为林彪主持编辑，并令我和胡痴报告总政，把原来的前言改为林彪写的前言。其实这个《语录》编成后，请林彪题字，开始他还不愿意。用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主持修改定稿的，有些话是康生加进去的。（唐炎明、唐亚明书稿《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第17页）

1966年担任了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也在唐平铸之后写信给总政党委，说了同一件事：

1966年底左右，江青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语录》的前言要改一下，用林副主席的名义重新发表，这样影响更大。”陈伯达马上附和。江青遂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江青、陈伯达等亲自主持修改。林彪签阅后，让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发表。

3. 江青为什么这时请林彪署名《再版前言》

在1966年一年中，是江青在多种场合奉扬林彪最着力的一年。

江青原本在军中没有任职，却在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4位军队的政治、文宣工作高级将领召到上海，听她一人边看电影边发表感受和议论，张春桥作为重要参加者加入其中，会后整理出《座谈会纪要》，由陈伯达润色。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是展开“文革”的重要理论准备。

该《纪要》报送毛泽东，他在3月上旬到下旬三次审阅修改，在原标题前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改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来，原本师出无名的江青召开会议，就变得名正言顺了。该“纪要”由《人民日报》在4月发表。(见《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第8卷第562-563页)。

由于“林彪同志委托”，“纪要”文本自然送到了林彪手里。这时的林彪很敏感，立即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后来公开发表时加上了“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字样，全文为：

常委诸同志：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1版）

当年4月10日，中央正式批准这个“纪要”，大大推进了江青的地位。江青随即担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逐步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名为副组长，组长陈伯达实际上却要听命于她。8月30日中央又发出通知，明确陈伯达病假期间或离京外出期间，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

1966年年底的江青已经相当有力量，她提出要林彪署名《再版前言》，有毛泽东改定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标题先例，林彪只能接受。

而在江青看来，同样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有关，林彪的地位上升了，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党内排名列在第二，超过了周恩来。他正是《语录》的直接推动者，要他写《再版前言》，是有足够铺垫的。

署名《再版前言》，可以视为江青对林彪投桃报李的一次公开支持，是他们的彼此间互为推动。

这时，中央文革地位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文革主要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和出版界）。这时中央常委还起作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中央常委听取文革情况的汇报会由刘少奇主持，每周召集一次。

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变成了指导“运动”的权力机构，一时间红得发紫。这个“小组”的代组长权倾一时，她要什么人写个什么，在那时没有办不到的。

1966年12月15日晚（有记载是16日，可能是15日夜至16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过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回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王力，以及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议以唐平铸起草的前言为基础，边议边改。唐平铸做记录。

会上陈伯达、康生发言最多。周恩来也多次发言，提出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中，“全面”和“全世界”这两个词，是周恩来提议写上的。

《再版前言》删去了原“前言”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段话。唐平铸回忆，这是康生的意见。增加了林彪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刘志坚在接受唐炎明、唐亚明访问时说：

江青提出要把《毛主席语录》的前言改成林彪的名义．在讨论时我内心是不同意的，因为写有总政名义的前言《语录》影响很大，不但军队人手一册，而且已发到全国。在会议期间没有找到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论述，只好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我参加了中央文革对初稿的审查，主要是江青、康生、陈伯达谈。以林彪名义的前言是中央文革讨论后决定的。（引自唐炎明、唐亚明同书，第18页）

根据江青的意见，决定将此次讨论、修改过的前言改名为《再版前言》，署名林彪，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

5. 林彪同意为《再版前言》署名

唐平铸回忆，他奉命命于12月16日晚赶到林彪处，请他审定和签阅由中央文革主持、以林彪名义写的《再版前言》。其实，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开始时连为《语录》题字都要我们一再请求，再版前言也不是他写的。军报12月19日社论里林彪的一些话，是我到毛家湾请示时，林彪当面说的。

唐平铸说，回到报社后我立即向刘志坚作了汇报，并报军委总政和中央文革。当晚，我主持起草了《句句熟读句句照办》的军报社论。在12月19日的军报发表，社论说：“我国人民喜爱的宝书《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时候，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由于有社论中“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这句话，人们由此都认为《再版前言》确为林彪所写。

有这个《再版前言》的《语录》成为此后通行的版本，完成印刷后发行则是1967年3月以后的事了。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812 字，全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本文引用了（唐炎明、唐亚明《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书稿中的史料。唐炎明先生多次接受笔者访问，谨致感谢！）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