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破四旧”何以成为现实？（1）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的一页。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把它归咎于红卫兵的残暴。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人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破四旧怎么会成为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变对象,又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未出席。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毛泽东自己反而不参加。现在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与。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而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他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发生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动员”了第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

国家机器的纵容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下，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等公安系统领导人也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因此，多数干警对破四旧持欢迎态度，甚至可以说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很多干警开始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抄家就大规模地出现于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作用。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联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半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一位老帅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表现出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未完待续）

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