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感动——点评“文军长征”

2026年1月12～13日，笔者应邀去湖南新晃县作报告，并调研考察了新晃县龙溪古镇。古镇历史悠久，地处湘黔走廊要道，留下了诸多历史印记。印象深刻的是，1938年3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为避战火，决定西迁云南昆明。其中一路由244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史称“文军长征”）途经新晃，并在龙溪古镇停留了7天。据记载，龙溪群众曾为师生举行营火联欢会，欢声笑语中透出战时难得的温情。这一幕成为“文军长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片段。文军长征，被人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参观龙溪古镇后，笔者对“文军长征”有以下一些点评供分享。

一、张治中的恳求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但此时，形势急转，局势恶化。12月，南京失陷，武汉告急，此时长沙已非久安之地。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大学，又面临不得不迁校的命运。

淞沪会战结束后，张治中于1937年11月调任湖南省主席，此时正在制定誓死保卫湖南，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张治中到临时大学演讲时说：“贵校蒋梦麟先生和我商量迁校到云南的问题，我说汽车也没有，船也没有，要到那里去，最好就用两条腿走，这也是一种教育。”

最终的决定是，学校西迁的队伍兵分几路：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全体女生及体弱男生，采用海陆并用方式，乘船与火车，经香港辗转赴滇；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乘汽车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入昆明；而贫困家庭的男生组建的湘黔滇步行团，将靠两条腿，徒步完成远征。

徒步完成远征，从长沙出发，经益阳、常德、沅陵，翻越雪峰山，穿过苗岭，直抵云南——全程3500多里，途经当时全国最凶险的“匪区”：湘西。从明朝开始，湘西就是土匪的温床。到了民国年间，各路山大王、寨主、帮派头子盘踞在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少的几十号人，多的上千人枪，俨然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民间有句俗话：“宁走鬼门关，不穿湘西山。”怎么办，张治中为此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派人快马加鞭送给湘西各大绺子（土匪团伙）头目手中。这不是命令，是恳求，信不长，但字字泣血：

“诸位当家台鉴：

国难当头，日寇肆虐，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今有二百余青年学子，皆国家未来之栋梁，为续文化命脉，不得不跋涉千里，赴滇求学。此辈身无分文，囊中唯书卷耳。若蒙高义，望勿惊扰，容其安然过境。

张某唯以民族大义相托。诸君若念华夏未亡，愿留此一线文脉，则功德无量。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谨启”。

与此同时，张治中委任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实行军事化管理。师生统一配备草绿色军装、绑腿、油纸伞等装备，以应对长途跋涉。

点评

旅行团后来的行程说明，张治中这封信，还真管用。张治中用“国难当头”，“望勿惊扰”“以民族大义相托”，这不是一道军令，而是一次放下身段的恳求。他没以“官威”压人，而是以同为中国人的身份恳求。这让土匪觉得：自己也被当成了“人”，而不是“匪”。尊严，有时候比黄金更值钱。张治中不惜降低身段，只为换这群读书人一条生路。读此信，对张治中先生在淞沪会战中表现不尽人意仍有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种敬重之情由然而生。

二、土匪的道义

“文军长征”，之所以让人动容，还在于，除了教授们的坚守、学生的坚韧，还有一群被历史遗忘的土匪，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遵守了道义，守护了文明的火种。他们或许打家劫舍，但在“民族大义”与“读书种子”面前，守住了某种底线，抢钱劫道，不抢未来。

走入湘西的第四天傍晚，队伍行进到了沅陵附近的马底驿。这个地方在沅水边上，两边都是高耸的山崖，中间一条窄窄的河谷，地形极其险恶。队伍刚刚在河边找了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准备扎营，就看到无数火把在对岸的山坡上，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不少学生被火光惊醒，抬头看到对岸的景象，脸色刷地就白了。对岸的火把烧了整整一夜。那一夜，是此行二百多个年轻人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天亮了，对岸山坡上火把全部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荡荡的山林。昨晚那上千号人，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

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弄清原委。旅行团收到一张纸条，纸条上内容是：信已收到。这些穿绿衣服的不是来打仗的兵，是国家的文曲星，是去念书救国的。天王爷说了，谁敢碰他们一根手指头，就是跟整个湘西作对，别怪刀下无情。从沅陵到晃县这一段路，天王爷的弟兄们会在暗处护着，保他们平安过境。

学生们明白了昨晚那一切是怎么回事。那上千号人不是要对这群学生动手，而是要亲眼看看，这些所谓的“国家种子”到底是什么模样。

看完了，放心了，就悄悄地撤走了。那些火把不是威胁的信号，而是一种无声的承诺：这条路，我罩了。

进入贵州地界，队伍又碰上了土匪。黔西南的晴隆山区，地势险峻得令人绝望。一边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另一边是望不见底的深谷，路就修在悬崖边上，最窄的地方只有两尺来宽。一群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有猎枪，有砍刀，还有的扛着削尖了的竹竿，出现在旅行团前面。二百多个学生挤在狭窄的山路上，一位年轻的后生捧着一张皱皱巴巴的草纸，纸条上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前头的路不太平，学生娃们要保重。日后有了出息，莫忘了山里头还有中国人。”

一群土匪，一封来自省主席的信，二百多个素未谋面的学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三者之间竟然产生了一种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四个字之上——家国大义。这些仍在课堂上读书的年轻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超越身份和阶层的温暖。那些山里的“匪”，似乎与原先课堂里说的不一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这群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读书人。

点评

湘西、贵州的土匪，在那个时代，他们劫富济贫，也讲“江湖道义”，甚至也立规矩。在最黑暗的乱世，仍保留对“文脉”的敬畏，这样的土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可敬之处。

三、黄师岳的坚守

黄师岳，安徽桐城人，行伍出身，东北讲武堂毕业，东北军67军师长，193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接到的命令，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一个听起来更像总务和保卫科长的角色，只带了几名军医、卫兵和伙夫，去给这二百多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当“保姆”。他打上绑腿，穿上草鞋，背起和学生们一模一样的干粮袋。黄中将，此时已经48岁，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自己当“官”。编队当天，黄师岳发表讲话:“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算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算第二次，三保太监下西洋算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

旅途中历经艰辛，只为保存中华文明瑰宝。黄团长一路上严于律己，指挥若定，和师生们风餐露宿，永远走在队伍最后面，亲自给学生处理伤口、用消过毒的针头挑破血泡。每天都比队伍提前一小时出发，亲自去探路，哪里有塌方，哪里路太滑，他都用本子记下来，再回来领着队伍绕开。他就像一只老母鸡，小心翼翼地护着身后这群小鸡。

特别是穿越贵州北盘江时，铁索桥断了，二百多个人，靠几条木船，每条船一次只能载几个人，渡河整整持续了两天一夜。在这将近四十个小时里，黄师岳几乎没有坐下来过，所有的师生都上岸后，他才登上了最后一条船。

旅行团抵达昆明后，在昆明大观公园举行答谢会。西南联大为表谢意，1938年6月1日，派人递上一封西南联大的信函，还有一只金表和500元川资，信中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将军务必笑纳！”看完信后，黄师岳当即提笔给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蒋梦麟回信，婉拒了赠送的金表及川资500元。信中写道：

孟、月公校长钧鉴：寇氛未已，坚决抗战，为民族复兴大业计，迁文化于后方，储材备用，实为当今之第一急务。在师岳不过奉张主席文白兄命，率领贵校学生旅行团步行到滇开课而已，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为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与愧，并所赐纪念簿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念此行。至捐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在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今已于六月一日回抵长沙复命，知关廑注，谨此奉闻，专函布臆，敬颂钧安，诸维亮察。

黄师岳启 六月二日

点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黄将军依然能够自觉坚持廉洁正直的操守，实令今人敬佩。他是国军中将，却在1938年为二百学子鞍前马后，关键时刻沉着冷静，被三校师生誉为最伟大的“团长”。这样的风范，在今天仍然十分难得，值得敬仰。

 

黄师岳后半生人生轨迹

1938年6月，黄被任命为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负责安徽桐城、怀宁一带的游击作战。与新四军张云逸部防区相邻。黄师岳多次以“地方补给”“防务调剂”为名，秘密向张云逸部输送弹药、药品、粮食与棉布。这种非正式但持续的支援，成为新四军在敌后维持战斗力的重要补充。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家属身处国民党控制区，面临被扣押或暗害风险。黄师岳亲自部署一支精干小队，伪装成地方保安巡逻，护送张云逸妻儿穿越其防区，安全送达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张云逸事后得知，深感震撼，称其“以性命为信，以道义为盾”。这一行动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也是抗战中罕见的“敌对阵营间的人道救援”案例。

抗战八年，国民党军人不知多少人晋级，可黄师岳仍为中将，20多年毫无升迁。黄师岳后入职国防部部员，与抗战初期参议，都属于闲职一类，没有军权，这说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早已淡出。

1950年，黄师岳在广西战役（一说是辽沈战役？）中被俘，时任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偶然在改造人员名单中看到“黄师岳”三字，当即询问其下落。在张云逸力保下，黄师岳被安排为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从事文史整理工作，直至1956年病逝于南宁。

黄师岳死后，许多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已成为国家栋梁。他们写信给广西政府，请求为他们的“黄团长”修建一座像样的陵墓。信中写道：“没有黄师岳将军，就没有后来的我们。”

四、学生们的坚守

长沙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到昆明。200多个穷学生，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用自己的两条腿，一步一步走到昆明去，旅行团被划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和18个小队，其中清华大学人数最多，南开大学师生最少。还有11位自愿加入的教师：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此外，还有十几名伙夫和校医随行，以确保师生们的食宿和健康。

68天行程，特别是贵州段，几乎每天都泡在水里。大部分学生的布鞋早就报废了，很多人只能打着赤脚走。二至三月的贵州高原，气温还在零度上下。那种刺骨的寒意顺着脚底板直窜到头顶。但没有人停下来。

吃的方面同样糟糕。出发时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有时候走一整天也碰不上一个能买到粮食的村子。经常是一天只能吃一顿，而且还是那种掺了沙子的糙米饭，配一碟盐水煮的野菜。

住的地方就更不用提了。运气好的时候，能找到一间废弃的庙宇或者空置的民房，几十个人挤在一起，至少头顶有片瓦。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能钻进路边的牛棚、柴房，甚至是露天的草垛里，临时停放棺材的地方。

1938年4月28日，这支队伍终于抵达了昆明。从长沙出发到最终到达，整整六十八天，三千五百里路程。

 

点评

2026年仍然健在已经108岁吴大昌，或许是这个旅行团目前唯一健在的学生。可以用吴大昌晚年回忆作为这段内容的点评：这次迁徙不仅是身体的磨砺，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认知之旅——让学生们真正“了解今日之中国”。

吴大昌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业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是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坦克动力专业的重要开创者，长期致力于车辆工程教育与科研。

两点说明

1、旅行团究竟有多少人

很多史料说，旅行团人数超过300人，也有一些回忆文章说是284人。龙溪古镇的三益盐店告诉我们，共有244名三校学生，11名老师到达龙溪。之所以数字有很大不同，或许还有医生、伙夫、守护的士兵没有包括在内；或许没有包括那些没来龙溪、最后赶上大部队的同学。

2、杨振宁、李政道没有参与旅行团

杨振宁、李政道都曾经在西南联大学习，但都没有出现在这个行军队伍中。杨振宁1938年秋天才考入西南联大，此时文军长征已经结束。而李政道于1943年先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小结

六十八天，三千五百里路，二百多条命，一枪未开，一人未失。这段历史证明了一件事：即使在黑暗的时代，在绝望处境里，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那点东西，从来就没有断过。那点东西，或许叫良知，叫血性，叫对文化的敬畏，叫刻在骨头上的家国情怀。这种良知、血性，就是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如暗夜中的星辰，虽不耀眼夺目，却始终坚定地照亮前行的路。

看懂了这段历史，也就看懂了中国。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守护着文明的火种。哪怕遍地狼烟，只要读书声不绝，只要有基本的是非观，中国就有希望。

资料来源（略）。

来源：常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