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我所知道的《新湖南报》右派案

我出生于1957年。在我出生前的50年代初，我父母曾在《新湖南报》工作，我对《新湖南报》的了解最初来自于父母的回忆。

1957年之前的《新湖南报》

《新湖南报》第一任社长李锐曾回忆：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些同志加入了这一支队伍。那时，长沙新闻界地下党的力量相当强大，一进入长沙，即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长沙是8月5日解放的，8月15日，《新湖南报》就创刊了。这里提到的“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我父亲就是这基本班子中的一员。

我母亲则在1949年12月因家庭经济的变故，从长沙一中辍学，考入当时的私立报纸《大众报》当记者。不久后，私立报社撤销，《大众报》并入《新湖南报》，母亲也成为《新湖南报》的记者。

终生从事文字工作的父母在晚年经常回忆起在《新湖南报》的工作经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美好愉快的时光。他们说，那时候新闻还有一定的自由度，没有什么通稿，编委会可以自己决定刊登什么，自己安排版面。时任《新湖南报》社长的李锐、总编辑朱九思都是水平很高的领导，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报社的氛围宽松，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很有看头。作为年轻的编辑记者，父母都感觉那两年的时光忙碌而充实。李锐和朱九思两个领导性情各异，李锐豪放热情、不拘小节，朱九思不苟言笑，长于实干。二人配合得很好，对部下既严格又关爱。朱九思还是父母的媒人，经他介绍，父母在报社工作期间，建立了恋爱关系。

1952年，经朱九思推荐，父亲被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选中，到黄克诚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就此离开《新湖南报》，不久，又跟随黄克诚进京，继续秘书工作。

同年，李锐调离《新湖南报》，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后又调离湖南，转到当时的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朱九思也调到华中工学院任党委书记。

李锐和朱九思调离后，新任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萧规曹随，继承了老领导的办报方针，《新湖南报》仍是那个读者喜闻乐见的面貌。那时，父亲已经进京，母亲在《新湖南报》任记者，她记得那时经常下乡，在偏远的山区采访农村的变化，在洞庭湖上报道抗洪救灾，尽管辛苦，甚至有时有危险，但记者的职业感由此而建立，也注定了母亲终生与新闻工作结缘。

1954年底，母亲从湖南进京与父亲结婚，从此离开了《新湖南报》，她说：当年实在不想走，因为,《新湖南报》愉快的工作经历点燃了她的职业热情和记者梦，那时结婚意味着很快生子，对于女记者来说，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既有婚约，也不得不走。她没有想到，离湘赴京使她避开了后来很可能面临的一场厄运。

冰冻三尺与五七之难

据《新湖南报》老同志回忆，《新湖南报》的五七之难在几年前就已显示出苗头。1952年冬，新任省委副书记周惠开始主管报社，这位领导的作风与之前李、朱建立的《新湖南报》风气格格不入。时任报社社长邓钧洪回忆：周惠不仅要求自己的讲话和文章在版面上突出安排，连他所管辖的农村工作也不顾其他报道，在版面上压倒一切。他经常为了版面和报社同志争个不休。由于我们坚持办报方针，既突出中心也照顾全局，这就使他非常不满。1954年冬，邓钧洪被调离《新湖南报》，换了新任领导官健平。

官健平是一个非常善于迎合领导意图的人。他上任以后，《新湖南报》丢掉了之前生动活泼的风格，被布告、指示、纯技术的工作经验长文充塞，这种逆行的转变引起了读者的不满，报社的编辑、记者们更是极其反感。但官健平和他所调来的副总编辑孟树德背后有省领导周惠的支持。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则支持李、朱时代建立的办报风格。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以至到1956年，编委不得不多次开会讨论统一思想。

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能不能把省级党报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并把省委个别成员和他们安排的干部的个人意见，不管是否和省委的决议相一致，也皆当做“省委的意见”？多数编委的意见是否定的，而官健平、孟树德的意见是肯定的。党报应该如何看待联系群众的问题？多数编委认为：党报既要有“天线”（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也要有“地线”（反映群众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要求、愿望），党报应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

而官、孟则认为：办报就“应该伏在党委的胸脯上倾听党的呼吸”，“有了天线就得，不一定要有地线。”还有在报纸上是否应该开展正确的、充分的、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报纸上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否一定要经过被批评者的同意才能发表？多数编委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的监督，是衡量报纸的党性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官、孟则认为“经常”和“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影响团结。另外，关于报纸的突出中心和照顾一般问题，多数编委认为，报纸既要突出中心（党的中心工作），也要照顾一般（一般工作以及各种有关群众生活方面的多方面的报道），报纸在突出思想性政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知识性（那时还没敢讲也要有可读性、趣味性之类）。

官、孟则认为，只要抓住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行了，一般有关群众生活的报道可有可无。讲“知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这场争论持续时间很长，分歧很大，报社同仁均认为对于报社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1956年8月和1957年6月，将争论中双方的发言编成了两本《争论集》。

到了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新湖南报》的大部分编辑都认为借此机会可以真正地争鸣一番了，两本《争论集》发到每个人手里，围绕这些问题，讨论得很是热烈。

没想到“6·8社论”以后，风云突变，整风转向反右。在省领导周惠的指挥下，官健平和孟树德公报私仇，将多有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统统打成了右派。

《新湖南报》右派案与其他单位的右派案不同，它是完全以剪除异己、颠倒是非为前提，是以错误整正确的冤案中的典型。案子涉及的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时间之长，后果之惨烈为全国罕见。当时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的总人数是147人，划为右派者54人，不仅当时在单位的人落难，连已经调离《新湖南报》、当年参加过办报方针讨论的人也悉数被揪回划为右派。

1957年的一天，我父亲拿回一张报纸，对母亲说，你知道《新湖南报》划了多少右派？母亲看了报纸，大为吃惊。《新湖南报》编委会几乎全军覆没。父母不知道内幕如何，但他们熟悉的老同事都被打成右派，他们认为很多人肯定是冤枉的。

苦难深重的另类生涯

这批右派受到的处罚非常重，其中12人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8人曾被判刑坐牢，7人被迫害至死。在被划右派至改正平反的20年中，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接连遭受迫害。

被处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编委柏原回忆：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1958年6月中旬，我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现在我们被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作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线株洲枢纽工程。我们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上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从入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警告：来到这里以后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交待、检举、交心、认罪……当然少不了批斗。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被监督劳动的右派遭遇也并不好多少。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的编辑刘皓宇回忆：我一到乡下，正是大跃进时期，我成了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同对待的五类分子。当时农村展开黑白战（就是不分日夜地出工），又没有饱饭吃，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只好奋不顾身地拼命，有时出工回来十分疲倦，已经睡了，到了寒冬半夜还要我像地主一样冒着暗夜，走几十里地去送通知。每当到了过年过节，大队民兵营长就召集五类分子训话，在公社化过程中，我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五类分子集训，由民兵押送我们。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我一天只有九两粳稻米吃，菜是没油的老包菜，八个人只有一小碗，怎么够吃呢？我不能像当地农民那样挖生产队的萝卜吃，只好到野地里扯芫葱、挖洋姜，用细糠充饥，而洋姜有一定的毒性，吃进肚里要不了一刻钟，一阵肚痛马上就得解手，否则大便就会拉到裤裆里。

《新湖南报》右派中有四对夫妻，夫妻双双划为右派，使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

编辑钟叔河、朱纯夫妻因在鸣放中与几位同事谈论长沙解放后创刊后又停刊的《民主报》复刊的可能，被指意欲创办“反党反人民”的“同人报”，划为极右分子，遭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此时两人的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岁、两岁、一岁，还有一个在母腹中，钟叔河的父母已是高龄，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使夫妻俩无法去劳教，于是申请了自谋生路。两个文人自谋生路的艰难可想而知，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又逢大跃进后的饥荒，钟叔河夫妇忍痛将孩子送人领养。

已经调离报社的原社长邓钧洪和妻子李茵双双被打成右派，他们有五个子女，李茵被下放到衡山农村监督劳动，邓钧洪在湖南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李茵的母亲帮忙操持家务，带几个孩子。李茵忍受着饥饿和屈辱参加超负荷的劳动，苦熬了一年多，终于摘帽，带着患了水肿病、肾盂肾炎、黄疸肝炎的病体，回到日思夜想的家。结果，她发现邓钧洪和母亲都患了水肿病，而最小的三个孩子都得了肺结核，治病和增加营养都需要钱，但借钱的要求被单位拒绝，李茵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毛毯，换得70块钱，才救了孩子的命。

然而，摘了帽子的李茵不仅没有被安排工作，还被要求退职。万般无奈的李茵只得又回到衡山劳动，这时已经是饥荒严重的1960年。李茵在某一天，接到丈夫邓钧洪的信，得知母亲已病重，急忙赶回家，得知母亲因女儿、女婿都是右派，被街道将口粮由每月26斤扣减到17斤。老人将仅有的口粮都留给了几个小外孙，自己只吃很少的一点。这样很快病重不起。李茵到家的第二天，母亲便去世了。

失去公职的右派们即使劳教期满，也无法谋得一个饭碗，不得不在社会底层靠打零工，卖体力以谋生。柏原回忆：他曾经和几个命运相同的难友结伙，拖板车，卖黄泥巴，给人家拆破旧房屋。他还曾经到江边轮渡去当挑夫，柏原宅心仁厚，他看到一些国民党老兵也在此揽活谋生，感觉这些人比自己更苦，不忍心跟他们抢活，遂离开另寻生计。钟叔河也曾加入过拖板车的行列，但因学过制图，后来便以这门手艺替人绘制机械图纸为生。

文革悲剧

钟叔河当年划右时，被反右主持者孟树德严词定性：你错就错在有思想。孟树德没有讲错，《新湖南报》的右派们，就是一群不合时宜的思想者。

这样一群有思想的右派，遭遇到文革浩劫，自然是在劫难逃。

文革之始，他们在红色暴力中遭遇批斗凌虐，跟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受到各种非人折磨。在经历了最血腥的暴力批斗之后，他们在混乱中开始聚集交流，思考自己的经历，为57年所受到的不白之冤感到义愤难平。他们决定为自己翻案，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人为制造特大冤案的真相。

不久，《新湖南报》受迫害干部控告团成立了。参加者有蔡克诚、陈望岳、严伯嘉、李均、宗柏生、易子明、丁明凯、阮甫堂、刘春圃、张慎恒、罗印文、何新明、杨德嘉、柏原、李冰封、刘皓宇、苏辛涛等十多人，原社长邓钧洪也参加了筹划。

刘皓宇回忆：他们一方面组织力量上访，一方面筹备出报纸，扩大宣传。为了不让人抓辫子，大家的原则是只揭发《新湖南报》制造所谓“反党集团”的黑幕，不与整个右派问题混在一起。他们找到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汇报案情，因为负责人都是原湖南的领导干部，对《新湖南报》冤案有所知晓，因此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并批给他们一笔经费。这些专业报人做报纸轻车熟路，他们共出版印刷了三期报纸，对57年冤案进行了完整回顾和申诉。反右时期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唐麟也曾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一起参与制造了《新湖南报》冤案，此时却幡然醒悟，公开站出来为受难者作证，表示对57年所为“深感咎责”。

报纸散发到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这引起了报社当权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的恐惧，他们以为这是要夺他们的权，便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最重要的是右派的原罪在文革中仍是板上钉钉的罪名，因此翻案的行动很快被残酷镇压。

参加翻案活动的蔡克诚、柏原、邓钧洪、李冰封、苏辛涛、刘皓宇、李均、宗柏生、欧阳楠、杨德嘉等，都被残酷批斗、殴打、关押，其中蔡克诚、欧阳楠惨死于人格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中。支持翻案活动的唐麟被逼自杀，李均被判刑20年。

《新湖南报》人中还有数位在文革中身陷囹圄，他们是钟叔河，因“攻击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萧湘，因“篡改毛选罪”被判刑十五年；刘凤翔，因所谓“中国劳动党”反革命案，被判刑十五年，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枪决；朱正，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

狱中的钟叔河从未服罪，他每年都写一封申诉信，申述自己的不白之冤。他也从未虚掷时光，在劳改中，他在一位好心工人的帮助下，借到二十四史，细细通读。他说：读史增强了我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我深信，把无罪者当作罪人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

刘凤翔是《新湖南报》右派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反右运动中，刘凤翔是《湖南农民报》的编委，《湖南农民报》和《新湖南报》由官健平、孟树德统一领导，刘凤翔被划为右派，受劳动教养处分。被送往株洲劳教。一年后，刘凤翔被解除劳教并摘帽，之后，他被劳教工厂派去上海学习操作粉碎机，回来后在矽砂矿厂当劳改就业工人。第二年，因青工误扳电闸发生事故，刘凤翔右臂被粉碎机轧碎。当厂干部到现场严厉斥责扳电闸的青工时，倒在血泊中的刘凤翔忍痛替青工辩护“责任不在他，是我违反操作规程，让他扳电闸的”，刘凤翔的高尚人格感动了所有人。更加不幸的是，刘凤翔做手术截掉右手肘后，患了“幻肢痛”，即那截去的部分幻觉中依然存在，且发生剧痛，这病一直没有治好，刘凤翔日夜遭受病痛折磨。

刘凤翔因是工伤，一直在长沙治伤，经常回厂去领工资和报销医药费，和厂里的工人多有交往，受到工人们的一致尊敬。1969年，该厂发生所谓“中国劳动党”反革命案件，据说，有人组建这个党，被逮捕，此案牵连到刘凤翔，尽管他与此案毫无关系，仍被判处15年徒刑。

刘凤翔服刑期间，在狱中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文革中赫赫有名的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刘凤翔在狱中与杨小凯不期而遇，并成为杨小凯的启蒙导师。

杨小凯在1967年18岁时，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成名作《中国向何处去》，他在文章中主张，还要搞一次比文化大革命更激烈的革命，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他因这篇文章入狱十年，在监狱中遇到了他的贵人刘凤翔。杨小凯回忆：那个晚上，他被押进看守所，四周黑咕隆咚的，他被推进牢房，背后的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黑暗中，从墙角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杨曦光？”杨小凯听了一惊，问：“你是谁？”那个人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谁，我算一算，你也该进来了。”

这个人就是刘凤翔，杨小凯与刘凤翔开始了彻夜长谈，杨小凯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凤翔听了，非常严肃地跟他讲了一段话：你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去了解英美政治，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要懂市场经济，你要学经济学，你要成为经济学家。刘凤翔告诉杨小凯：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启蒙了杨小凯的刘凤翔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冤杀。他从劳改农场被押到长沙等待枪决时，才得知自己的罪状是组织所谓“中国劳动党”。他拒不承认参与此事，要求公安部门调查清楚。然而，无人理睬他的要求，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智者就这样死于非命。

凤凰涅槃

1976年，文革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8年，55号文件发布，右派改正工作启动。

1979年，《新湖南报》的数十位右派陆续获得改正。因为划右数量太多，工作安排成了难题，都回报社工作是不可能的。为了谋求工作以及其他政策落实问题，很多人进京访问老领导、老同事。我的父母因为都曾在《新湖南报》工作，在那一年，接待了很多来京的《新湖南报》老友。我当时已经在北京大学读书，周末才回家，只见到几次老前辈来访的场景，至今记得他们那劫后重生的欣喜、感慨与唏嘘。

如前所述，《新湖南报》右派是一群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者，很多人才华横溢。右派改正后，一部分人回到报社，更多人被安排在湖南的文化教育机构。这些人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施展，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笔者是出版人，更多关注《新湖南报》人在出版界的辉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界的“湘军”在全国名声显赫，有一句名言“湖南人爱吃辣椒会出书”就是出版湘军名副其实的标签。而当时的这一派盛景正是由多位《新湖南报》右派一手打造。当时的湖南出版局局长李冰封、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岳麓书社总编钟叔河、湖南科技出版社首任社长柏原，都是《新湖南报》右派。经他们的领导、策划、催生，湖南出版界佳作迭出，享誉全国。

钟叔河先生是一位极富远见卓识的出版家，他一进入出版界，就以大手笔推出了改革开放的启蒙之作《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展示了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记录世界、接纳世界艰难历程的全景，丛书出版后影响巨大，一时间洛阳纸贵，被众多读者奉为现代化的启蒙读物。

钟叔河的超卓眼光来自于数十年如一日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在多年国门紧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岁月里，钟叔河的眼光却从不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是开放的。钟叔河的选题策划胜在远超于同时代人的视野与辨识力。

在后来的出版生涯中，钟叔河一手促成了《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为研究晚清历史与人物提供了权威、系统的文献。他打破了多年的出版禁忌，编订并推出了1949年后首部以周作人本名出版的著作《知堂书话》，为重新评价和研究周作人打开了大门。

钟叔河的出版理念追求作品的思想价值与长久生命力，作为打破多重禁区的破冰者，钟叔河是以出版推动思想启蒙的典范。

朱正是与钟叔河同等量级的学者型出版家。与钟叔河推出《走向世界》丛书同时，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骆驼丛书“，作者有黎澍、杨绛、舒芜、孙犁、黄裳等一众大家，丛书在文化圈里广为流传，口碑极佳。

朱正出版生涯中一个大胆之举是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这个选题是好友钟叔河推荐给他的。钟叔河在落难时从旧书店意外购得此书，他了解此书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价值，一直珍藏。钟叔河从事出版后，意欲出版此书，但因在职的岳麓书社属于古籍出版社，无法出版译著，而推荐给朱正。朱正于是拍板推出了此书。书出版后，马上遭到举报。上级下令查禁，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总编辑朱正，都被要求写检查。朱正拒绝了写检查的要求，说：这检查不能写，写了人家会说他外行。最终，李冰封受到党内处分，而朱正在不久之后被免职。

此后，朱正转向在50年代就已涉足的鲁迅研究，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考释精确，立论允当，在名家云集的鲁迅研究界独树一帜。朱正还以亲历者的独到视角以及史家的深厚功力，撰写了反右运动的研究专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部内容翔实的专著后来在搜集到新的史料时多次增订扩充，先后以《反右派斗争始末》《1957，反右派斗争全史》《右传》不断推出新版，作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后来者，我读了朱著的几个版本，深感这部集大成之作对于反右研究无可替代的价值，对朱正先生严谨求实、精进臻善的学术态度甚为折服。

在湖南科技出版社挂帅的柏原，同样是一位备受拥戴的好领导。他工作作风民主，注意调动所有人的工作积极性，为出版社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他任职期间，出版社推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传》，以及一系列优质科普书。在柏原离职后，湖南科技社引进出版了《时间简史》中译本，并以“第一推动丛书”的出版扬名立万，成为全国一流的科技社，这与柏原创社期间奠定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80年代湖南出版界的风生水起，离不开出版局局长李冰封的领导有方。李冰封思想解放，1979年即提出“市场化与公益性并行”的出版改革思路，影响了全国出版业格局。他是一个内行领导，善于和文化人交朋友，在出版圈营造了一种“文化亲情感”，吸引了很多著名作者到湖南出版社出书。李冰封曾策划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这套丛书拟出六十本，第一辑十本，作者有曾彦修、于光远、龚育之、吴江、廖盖隆、王元化等学者，后五十本因故未能出版。李冰封本人以文笔好著称，他的散文质朴无华，意蕴悠长。

深厚的人文底蕴，超卓的眼光识见，直面历史、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担当，是《新湖南报》人无论是在逆境还是在顺境，都能够奋发有为的根基。

回顾与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从工作岗位上陆续离退休的《新湖南报》右派们，开始了对五七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右派中健在的二十余人，呼应老领导李锐的提议，写出了对1957年反右运动情况和其后遭遇的回忆，由朱正、罗印文、刘皓宇编辑成书，出版了数十万字的回忆文集《1957，新湖南报人》。

文集中的每位作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回顾了这段极其惨烈的历史。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新湖南报》右派案的性质特别，与一般的右派案不同，它是一起特大冤案。

苏辛涛在《<新湖南报>党内集团大冤案》一文中说：（这起冤案）最突出的特点是：

一、定罪标准特毒。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在这年10月15日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违反了省委在反右派初期批准本报编委会通过后上报的《本报过去有关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待反右派后恢复整风时再处理的决议》，而且还是以错误整正确的冤案中罕见的典型。

二、打击面特大。当时编辑部的总人数是14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分别为54人、20人。被错划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一半。

三、打击时间特长。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省市以上的单位是在1957年秋末就基本结束了，但本报却拖到1958年春末才结束。1959年反右倾，本案的主要成员又被定性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墙角”和“台柱”并被软禁在报社，实行逼供。在“文革”期间，本案成员受苦难的人更多。

四、罪状传播范围特广。《新湖南报》除在1957年8月19日用一、三版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和一篇长新闻，8月24日又发表一篇新闻外，本案制造者还要新华社湖南分社发了一条消息，让国内外报纸采用。

五、受的处分特重。本案成员，除党团员皆被开除党籍、团籍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和被撤职、监督劳动的就各占蒙冤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

六、冤死的人特多。直接因为是本案成员而冤死的就有七位。

七、摘帽时间特迟。如苏辛涛的摘帽时间是在1979年3月。

苏辛涛说：这一冤案涉及的问题，都是关系党报方针任务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如果不把其中的大是大非弄清楚，就不可能实现“以史为鉴”的目的。

《新湖南报》人的反思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以及这个群体的苦难，而是会从更深层次反思历史悲剧发生的原因。李冰封在《<新湖南报>丁酉之灾侧闻》中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前中国，总结历史教训，竟是如此困难。总有一些人，不许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不许总结反右，不许总结“大跃进”，不许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过去，说好才行，说错误就“不利于稳定”。甚至有人还有意无意地编造些历史，捏着鼻子哄哄自己，也哄一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不去总结过去惨痛的教训，造成全民族的失忆，不了解一些民族悲剧的来龙去脉，就真的能保证以后人们不去重蹈历史覆辙么？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继续彻底地反封建，我认为，这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悲剧得以产生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是反右派的大悲剧在某种气候下得以重新出现的一种土壤，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李冰封说：在做好一切准备，采取“引蛇出洞”的方式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大背景下，像周惠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过去一直认为《新湖南报》这些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发扬民主过了头”、“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匈牙利事件一码事”，现在时机一到，当然就要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对他们狠狠加以打击，“聚而歼之”。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恐怕并不少见。但，周惠在运动中使用的人，却是像官健平这样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却是像孟树德这样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角色。要他们去打击真正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和过去一直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事例，那时，在全国却并不多见。这样做，实际上直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使党失了民心和党心。

李冰封指出：在《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中，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体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像官健平这样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除了会吮痈舐痔、吹牛拍马以外，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为什么能在混入党内短短几年中，就爬上高位？像孟树德这样有历史问题，心术严重不正的人，只要倚靠了某种类似帮派的势力，为什么也就能毫无忌惮地干尽坏事？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在现有干部工作体制中，对各级领导提拔、使用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民主监督？对干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缺乏有效的审查？这个问题，几十年了，如今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且愈演愈烈，这实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

李冰封的思考和忧患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它代表了众多《新湖南报》五七受难者忧国忧民的赤诚情怀与直面历史的深刻反思。

令《新湖南报》右派们无法释怀的是官健平、孟树德和他们的领导周惠对五七历史的态度。他们制造的冤案使五十四人瞬间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推向苦难的深渊。当年，孟树德对此曾得意洋洋地说：抓出了这么多右派，是我生平一大快事。领导周惠更是毫无忌惮地说：你说你不是右派？！我只要把干部群众叫来，让你往中间一站，你就成了右派。

而在右派改正之后，官健平和孟树德对受害者始终没有一句道歉。周惠曾有过一句表态：俱往矣，我错了。这轻描淡写的表态令人怀疑其诚意。而在1997年，周惠出版口述史著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完全颠倒是非，歪曲历史，书中说：1957年反右时，周惠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反右斗争，当然责无旁贷。多数揪出来的右派在本单位都非庸庸之辈，也不乏血性，所以被揪之初都还嘴硬，后来七斗八斗，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低了头，拿着忏悔、检讨、揭发的“认罪书”真心诚意地一遍遍做检查，甚至声音颤抖，泪流满面地将一顶顶政治帽子乖乖地戴到头上……

周惠曾为其中某些熟人惋惜：也太容易认账了，怎么听几句口号就把自己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交了出去？糊涂，没骨头。

周惠也曾为其中某些熟人惊讶。相处那么久，他们检查出来的思想和错误自己怎么毫无感觉……这人可真是善于伪装，隐藏极深……

这是何等的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明明是冤案的制造者、操纵者，在这里却成了身居道德高地的旁观者，对受害者毫无忏悔和同情，反而极尽嘲讽和不屑，心理之阴暗、人性之不堪，何至于此！

经历了周惠这样的领导以及官、孟这样的打手无所不用其及的残酷迫害，《新湖南报》人更加怀念曾经的老领导李锐和朱九思，作为老领导，李锐和朱九思都对五七年报社的大冤案痛心不已。

李锐说：对于《新湖南报》的情况，直到1979年我复职后才知其详：编辑部上百个干部，划右派的竟有54人之多，都是骨干分子。比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和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两个报社划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成为全国当年新闻界的第一大案。

李锐对《新湖南报》受难者的平反改正、落实政策给予了很多帮助，一些人的工作、职务安排也是由于他的关注和举荐。《新湖南报》人在文革后的数十年中都与李锐保持了密切联系。2019年，李锐以102岁高龄去世，钟叔河撰挽联表达敬意和哀思：生前是湘灵湘累复生，千古悲歌龙胆紫；死后有楚户楚魂不死，万民悲哭寸心丹。

 

朱九思在回顾当年在湖南的经历时说：周惠同志在任益阳地委书记时，报社某记者写了一篇稿子登在报上，提到益阳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已经记不清内容）。有次在省委开会，他正坐在我后面，趁机对我说：以后这个记者如再去益阳，要斗争他。我与他并不熟，只好笑而不答，但心想：这个人好“狂”啊！不久，他调任省委副书记，我已预感到湖南不是可以久留之地。当1953年5月，中南局调我来华中工学院工作时，周小舟同志已从湘西回来任省委书记，他了解我，深情地说：“舍不得你走啊！”但我无法向他倾吐内心里的疑虑。我是带着既留恋湖南而又不得不离开的心情走的。幸运的是，我躲过了1957年发生在《新湖南报》的那场全国少有的特大冤案。

看到周惠在《天道》一书中颠倒黑白的文字，朱九思心潮难平，他为《新湖南报》人题写了如下一段话：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公正的结论。

《新湖南报》二代们

《新湖南报》右派的子女们，大都与父母一起备受苦难。在血统论盛行的岁月里，他们因为父辈的冤案，受尽歧视和欺侮，有些人只读完小学，就再也无书可读。很多《新湖南报》右派提到自己的苦难时，表现出直面历史的金刚怒目，但在提及妻子儿女受到的株连时，却难掩悲怆与辛酸。

或许是由于父辈的优秀基因，良好家风，在没有受到完整的正规教育，在精神和生理的双重压抑中成长起来的《新湖南报》二代中，也走出了一些卓尔不群的杰出人才。

《新湖南报》二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邓晓芒、残雪兄妹。

他们的父亲邓钧洪、母亲李茵都在1957年入彀，受到监督劳动的处分。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五个孩子加一个老人的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顿中。在大饥荒的1960年，帮忙抚育五个孩子的外婆因浮肿病去世，三个小的孩子无人管带，在饥一顿饱一顿中过着野孩子的生活。

邓晓芒在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无法升学，只能去农村插队。残雪则只上完小学就被迫辍学。然而，他们却能在绝境中自学成才，逆天改命。邓晓芒1979年以初中学历直接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

妹妹残雪本名邓小华，1986年，个体裁缝身份的残雪以小说《黄泥街》出道，进入文坛。之后一发不可收。残雪作品以怪诞跳跃、碎片化的叙述方式独树一帜，她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她的文学成就获得国际认可，近年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很难想象在那样的岁月和环境中，邓家能走出邓晓芒、残雪这样的杰出人才。我们只能从熟悉邓家的朋友以及他们自己的回忆中搜寻他们成长道路中的雪泥鸿爪。

一位熟悉邓家的人回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看重的是精神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当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外婆在大饥荒中去世，几个小的孩子患了肺结核，李茵患了严重的肝病和肾病，然而，他们家的读书风气从来就没有断过。经常是邓钧洪从图书馆，或李茵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孩子们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外人有时候很奇怪，知道他们家孩子多，但是整天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直到把门推开一看，才发现原来满满一屋子人，人手一本书在看（当时他们家大小八口挤住在共二十多平米的两间房子里）……

邓晓芒曾回忆妹妹残雪的读书写作经历，他说：1969年，她16岁，我21岁；她在城里蜗居于一间六七平米的杂物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不约而同地，我们几乎同时开始埋头于读书。那一年我回到长沙，忽然发现我这个妹妹已经长大了，她和我谈她看的书，大量的是小说，还有哲学，我恰好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搜寻这些书。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发现她的有些见解很是独特，是她经过自己脑子思索而得出来的。我们相约保持通信，交流心得。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写长信，动辄就是十几二十页，主要讨论哲学问题。当然那时我们看的哲学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信说，她要把哲学放一放。我当时觉得，那些枯燥的理论对于一个女孩子也的确是太勉为其难了，也就由她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主要是文学书。她在城里结交甚广，与下放各地的知青也有来往，能够借到当时流落到社会上的各种“禁书”。 如果说，我的哲学思考主要植根于十年知青生活的积累，那么她的文学灵感则有很多来源于八年街办工厂对她的熏陶。1983年，她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黄泥街》初稿来到武汉大学，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们见面交流。那时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正在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作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主要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然而两年后，我再读到她的修改过（重写过）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我当时对她说，这部作品恐怕在十年内没有发表的机会，而且搞不好“要杀头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就在几年前，《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就被判了死刑，“四人帮”倒台才留下了他一条命。但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1985年，她发表了用同样怪诞手法写成的《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年就先后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一时间，人们纷纷在谈论残雪的作品，把她归入“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残雪的确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她还真是读进去了。我由此终于明白了她当年为什么那么痴迷地自学外语了。那时我对她的痴迷很不以为然，当时正是她从厂里退出来，又还没有决定学裁缝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每天晚上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居然不久就能去中学代英语课了。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语上，不如多读点正经书。但事实证明，她的工夫并没有白费，这么多年来，她看了大量的外语原版书，并且具备了直接与外国朋友交流的语言能力。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她一直保持着每天两个小时外语学习的习惯，已经能够在网上与国外的评论家用英语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但她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文学，她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髓，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她的小说中没有任何赶时髦或模仿的倾向，初看起来你可以说似曾相识，但读进去了，又说不出有哪一点是别人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它把读者带进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层次。

一个家庭中能够走出残雪这样不世出的作家和邓晓芒这样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固有其基因中的天赋异禀，但父母能够在饥寒交迫、饱受歧视的环境中，为子女营造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氛围，引领他们在精神世界中自由地进行思考和探索，应该是父母对他们最给力的托举。而这种极致的精神追求，也是《新湖南报》人共同的人格特质。

作为一个《新湖南报》二代，因父母早几年即离开湖南，我没有遭受很多右派二代的苦难。尽管我的家庭，也因为1959年的庐山会议受到冲击，但我们家庭的遭遇，远远不能与《新湖南报》右派们遭遇的灭顶之灾相比。我因此也未能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新湖南报》人，感受他们的精神与风骨。

2020年，我开始进行北京大学反右运动研究，为此阅读了很多五七史料，对于同一时间发生的《新湖南报》右派案有了新的关注和求索。我期待对父辈的同事们经历的这个特大冤案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2023年春，因高龄行动不便的母亲常常怀旧，念叨湖南的老同事们，我便提出替她去湖南看望《新湖南报》的老人，我也希望借此走近《新湖南报》的前辈们。

因为父母熟识的李冰封、柏原、丁明凯、唐荫荪等前辈已经先后去世，我的湖南之行只见到了钟叔河、朱正和母亲的好友谢日红。

钟叔河先生在2018年时，曾与我母亲有过数封通信，他因怀念去世的妻子朱纯，有感于认识朱纯而又在世的老人已经很少，因此将刊载有悼亡文章的文集《小西门集》寄赠给母亲，以寄托哀思。钟叔河先生知道我供职于出版界，因此在信中特地问候。以此信为媒介，我拜访了这位出版大家。

钟叔河先生此时已中风偏瘫，只能卧床，但头脑清楚，言语表达也无障碍。我转达了母亲的问候，并表示了对他的敬意。先生回忆了当年在报社工作时与父母的交集和对他们的印象。

谈到他本人，他对自己数十年来作为出版人和著作者的成果表示满意，他指着书柜中一排一排的书告诉我，这些书每年都在重印。与出版社的接洽、合同的签订都是他本人掌握。他虽然卧床，但仍然可以工作，还不时在发表一些文章。

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活着，总是要做事情的。我想起了先生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到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秉烛游亦不必，过好每一天则是必须的。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愿我们共勉”。

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我感到，他其实是委婉表达了与安享晚年的我父母及众多长辈并不相同的老年观。

与钟叔河先生相比，朱正先生的身体比较硬朗，他可以在室内走动，还能伏案工作。我当时刚读了一些反右运动研究文献，遂向这位前辈专家请教一些问题。朱正先生颇具长者风范，宽厚谦和，跟我这个晚辈以完全平等的态度交流，对我提出与他不同的看法不以为忤。短暂的会面让我领教到大家风范。一年多以后，当我有幸读到先生厚重的《右传》，深深折服于先生的言之有据，立论有方，不禁为自己一年前的肤浅无知汗颜。

在朱正先生家，有幸结识了全职照顾父母的朱晓兄，朱晓兄也曾从业于出版，与我三观契合，一见如故，如今我们是微信上频繁互动的好友，我为结识了一位意气相投的《新湖南报》二代而欣慰。

一代《新湖南报》人已渐次远行，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份独特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湖南报》人作为一个永远的精神符号，代表着不唯上、不违心，实事求是、为追求真理奋不顾身的大写新闻人。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