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邓拓最后的日子

01、山雨

1962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变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重新抬头，使得邓拓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燕山夜话》对某些人习以为常的思想陋习和“左”的弊端时有针砭，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1962年社会生活气氛已不像前一两年前那样宽松，更容不得这些鲜明有力的文字。 “夜话”中止后，他又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过十几篇随笔文章，但已“没有《燕山夜话》的文章的辛辣淋漓、议论风生的特色，也不像《三家村札记》中《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一类文字嬉笑怒骂、笔意纵横的明快和深刻。到了1964年，当江青一伙抡起文化专制大棒时，他的写作活动保持着一时的沉寂。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一个屡经风浪，连连受挫，又已留下了大量真情诤言文字的作者，“由委婉的方式到最后不得不采取的沉默，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邓拓对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现代迷信，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鼓吹“天才论”、“顶峰论”，推行一套庸俗的做法是很反感的。1964年3月他到内蒙古召开会议期间，多次同《包头日报》的同志谈报纸宣传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雷锋，既不能那么玄，又不能庸俗化，不要贴标签。一方面要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另一方面也不要轻易把一些事，都说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转引自1966年5月28日《内蒙古日报》）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形而上学，不要烦琐。现在有些人老是这儿念一段毛主席的话，那儿念一段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具体分析毛主席的话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什么情况下讲的，不要死抠字眼。学毛主席著作主要领会精神实质。”（转引自1966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这些日后被作为批判材料的言论，正体现了邓拓独立思考的勇气。

他当时却不可能想到，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分歧，已不是什么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之争。这伙野心家窥视的是最高权力，一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已拉开了大网。

早在1963年5月，时刻都在梦想“露峥嵘”的江青，就在张春桥之流的帮助下，炮制出一篇批判廖沫沙同志《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对此她自己说是跑到上海请“支持我们的”人“帮助组织” “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作为“攻”北京的一颗炮弹。从此，她频频往来于京沪之间，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沆瀣一气，密谋策划。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第一个被开刀祭旗的是民主革命时期就追随共产党、追求光明的历史学家吴晗。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这篇异乎寻常的奇文，邓拓耐着性子读了两遍。他感到，此文根本不是在谈历史和戏剧，无非借海瑞戏为由头，扣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在那装腔作势的文风、咄咄逼人的架势里潜伏着一股杀气。

当时，吴晗曾愤愤不平地对邓拓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同情地望着这位蒙受冤屈的老友，只能默默地点头。吴晗的话无疑是对的，只是仍未脱书生意气。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邓拓感到姚文元来头很大，有恃无恐。

实际上，最先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正是毛泽东本人。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看了湘剧《生死牌》后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中央书记处的胡乔木找到专攻明史的吴晗，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后来，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人的再三约请，写了剧本《海瑞罢官》。

这出戏上演后，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请他一同吃饭，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

谁知，1962年以后，江青、康生不断向毛泽东进谗言，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他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对姚文元的文章仍感到不满，认为没有打中要害。1965年12月他约陈伯达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使《海瑞罢官》的问题具有更加严重的政治性质。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对姚文元这种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恶劣行径极为不满，短时间里《文汇报》编辑部收到3000多件来信来稿，批驳姚文元的谬文。在《文汇报》组织的讨论中，经学专家周予同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历史学家李平心认为：“姚文元说旧时代的清官比贪官坏，是荒诞不经之论。”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健教授指出：“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彭真和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姚文元的文章，通知北京的报刊一律不予转载。毛泽东下令上海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作答复。僵持19天之后，《人民日报》被迫于1965年11月30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加了一个经周恩来修改的“编者按”，强调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多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根据这个方针，北京的各大报纸在转载姚文之后，相继发表了许多观点不同的学术文章。

1965年12月，邓拓主持市委大学工作部召集的文科大学生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你的观点是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点，不要怕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气，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要养成畅所欲言的习惯。自己是怎样的想法，就怎样写，不要有顾虑，不要一边倒。”（转引自1966 年5月23日《北京日报》）在《北京日报》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可以说吴晗错的地方，也可以举出他对的地方，对姚文元也一样。”（转引自1966年5月14日《中国青年报》）他还叮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这些话，表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宣传家坚持真理的勇气。

同时，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以李东石为笔名发表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都是力求把这场批判引上学术讨论的轨道，对姚文元生拉硬扯、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殊不知，正当他们和一些专家学者认真写作学术争鸣文章的时候，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磨刀霍霍，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围剿”开始了。大批知识分子被诱入他们设置的陷阱，遭到残酷的迫害摧残。翦伯赞、李平心等许多为吴晗说过公道话的历史学家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斗争；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演员，甚至对《海瑞罢官》表示过称赞的人，都被株连批斗。从此造谣诬陷成风，全国思想界万马齐喑。

邓拓是研究历史的，对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灾难和教训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多年以来逐渐酿成的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他早有察觉。那些日子，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曲《李慧娘》、《谢瑶环》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学术领域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随着批判和专制的不断升级，邓拓的战友、笔友和朋友，一个个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他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委屈和悲哀，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他明显地更加消瘦了，受过伤的腰部阵阵作痛。夜里，他难以成寐，常常被噩梦惊醒。在那难熬的长夜中，他写过一首《记梦》诗，曲折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五更风雨梦如飞，烟水苍苍夜色微。

话到海山无滴泪，写来笔墨不沾衣。

高情消尽千秋怨，碧血凝成万古诗。

默向长天寻新路，霞光芳雾映春晖。

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候，他仍向往着春天和光明，探寻走出困境的新路。然而，诗中已明显透露出感伤和悲凉的心绪。

此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加紧酝酿之中。

02、风暴

1965年，中宣部的内部刊物《思想界动向》转载了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似乎是一个信号。《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一位是北京市委书记，一位是北京市副市长，一位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他们的党政职务，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搞阴谋可借用的东西。他们精心策划了“三家村”的角色安排：吴晗是“开路先锋”，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邓拓是领军的“主将”。他们又说，“将”上面还有“帅”，企图借此名目大兴问罪之师，把北京市委置于死地。

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讨论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发言，会场冷冷清清。大家都对这次要兴师动众进行的大批判很不理解。尽管如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还是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按照中央指示去做了。16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进行批判。邓拓本是主管《前线》的文教书记，这样的批判是令人极为难堪的。彭真在材料刊出后亲自打电话给邓拓，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他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刘仁也派人专程来看他，安慰他，让他冷静对待。邓拓衷心感激同志们的深切关怀。这两位老上级，话语不多，却如雪中送炭，使邓拓感受到战友间同舟共济的情谊。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怎么也平息不了满腔压抑、委屈和激愤的心潮。

一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很沉重。邓拓抑郁地说：“我作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二三年吧！”这两位具有高度学识水平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这次都不免估计得太乐观了。

03、小舟

对邓拓的打击，使他的家成了“文革”开始后最早被卷入政治旋涡中的家庭，成了一叶在狂风骤雨中挣扎的小舟。

邓拓和丁一岚，从来都是用正面的革命道理教育孩子们，自幼教导他们热爱党、热爱领袖，做忠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母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也是道德的楷模。要对这样的父亲进行公开的批判，孩子们那纯洁得像水晶一样的心灵该如何接受？他们该如何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比起报纸上那比铅块还要沉重的铅字来，邓拓更不愿面对孩子们那一双双受委屈、受惊吓的眼睛，不愿看到那一束束天真热情的光芒黯淡下去。

但这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邓拓和丁一岚不愿回避，也无从回避。4月16日报上公开批判前，市委事先向邓拓打了招呼。12日，邓拓叫回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女儿小岚。小岚在学校品学兼优，已是预备党员了。邓拓望着女儿一字一句地说：“过几天，报上可能要对爸爸写的一些文章进行批判。《燕山夜话》有些文章宣扬了封、资、修的东西。谁有错误都可以批判，爸爸错了也可以批，批判是为了教育大家，更好地做工作。你们精神上要有准备，要相信党，听党的话，要正确对待。”

小岚是个听话的孩子，她记住了爸爸的话，以平静的心情返回学校，准备接受这场考验。

过了两天是个星期六，孩子放学回家了。一岚将小虹、阿壮、岩岩叫到自己的房间，用认真而又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将邓拓对大女儿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这年小虹14岁，正上初二，阿壮、岩岩还在上小学。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全都理解。他们只知道，报纸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那就一定是对的。他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爸爸有了错误，他们也要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批判。那几天，他们天天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批判终于来了。小虹上的师大附中语文课上，也开始批《燕山夜话》。小虹把自己写的批判作文拿回家，一岚还拿给邓拓看，说帮助爸爸提高认识。

几乎整个春天，邓拓都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也听不到他娓娓动人的语言，看不到他温文和蔼的笑容。他本来就严于律己，很少同家人随便议论政事，尤其属于党内机密的事，从来绝口不谈。孩子们回到家，见爸爸终日紧锁双眉，心事重重，他们不敢多问一句话，小心翼翼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和疑问。往日欢快活泼的家庭气氛消失了，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

那段时间，丁一岚正参加电话局的“四清”运动。在39局搞四清要经常出入中南海，一岚觉得丈夫挨批，自己留在39局不合适，就主动要求调到东城区的4分局。多少年来，工作第一已养成习惯，她很少回家，看到报上一篇篇批判文章，听到来自各个渠道的传闻，她整日忧心忡忡，却难得有空暇同丈夫倾心交谈。这是否加深了邓拓的孤独感呢？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忆及此，常令她追悔不已。

04、狂飚

无论如何，北京市委奉命进行的批判，还是力图以思想认识争论的语气进行，尽量和颜悦色，就文论“文”。但4月16日的社论已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这使人很难接受，邓拓感到气愤，心情沉重。然而就是这样的批判，仍不能令上面满意，后来被指为“假批判，真包庇”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5月，江青一伙迫不及待，干脆甩开北京市委，亲自披挂上阵。

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全部是谩骂和恐吓的口气，诬蔑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10月，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第二天，由全国大小报刊转载。翻开报纸，天天都是整版篇幅、通栏标题，从一版到四版，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打开收音机，“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从早到晚直往人耳朵里灌。

对江青、康生一伙，邓拓有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深知他们的为人。康生平时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面孔，然而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邓拓就领教过他的权谋术，整起人来心狠手辣，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江青，邓拓也知其底，一直抱避而远之的态度。前两年她为了出风头捞政治资本，要在北京市搞京剧改革的“实验田”，作为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不便硬顶，借口偏头疼，躲开了陪她看戏的苦差事。邓拓对人说，这是个“有蛇蝎心肠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性好报复。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时曾是邓拓的部下，此人一贯刁钻阴鸷，见风使舵，挑拨离间，并没有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与邓拓共患难。

那些日子，邓拓整日枯坐在书房里。在极度的悒郁和沉默中度过。他早已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忧思如焚，悲愤交加。他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革命”。对那几个小丑几个月来的表演，邓拓渐渐心明如镜，他预感到这回很难躲过那伙野心家的毒手了。

他不怪那些批判自己的群众，强压下自己的愤慨和委屈，他说：“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向来是相信党的。”然而，夜深人静他[插图]心自问：自己怎么可能是敌人！30多年，风风雨雨，几经挫折，他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过半点动摇啊！即使是1957年那次无端地被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只是反求诸己，默默吞咽难咽的苦果，一如既往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在1963年，他在题赠杨述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剖明心迹：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而现在，有谁还能理解他为人民的一片忙忙碌碌之忱，为革命的一颗明明如月之心呢？

05、炼狱

痛苦、愤慨和盛怒咬噬着邓拓的心，使他本来就多病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春残夏至，他在房间里还要穿上大衣。他开始变得一言不发了，整日默默地看着报纸上那些连篇累牍、无限升级的“批判”文章——更确切地说，是谩骂和诬陷，陷入深深的沉思。他像一只深陷阱中的困兽，被扼住喉咙，全身紧缚，任人往头上泼洒污水，而他还必须“正确对待”。他的心在滴血，发出无声的、痛苦的呻吟……

丁一岚回到家里，看到丈夫日渐憔悴的面容，真是心如刀割，却又无能为力。她深深地忧虑：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他那瘦弱多病的身子和伤痕累累的心灵，还能支撑多久呢？

1966年5月16日，那最后的、致命的一击终于降临了！就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第7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中竟有这样一段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看到这里，邓拓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昏黑。“卑鄙！”他愤怒得拍案而起，把报纸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权利这样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他不能忍受这种污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他绕室徘徊，走了几圈，理智又迫使他渐渐平静下来。他喟然长叹：是啊！历来的文字狱，罪名不都是“莫须有”的吗？何须什么根据，什么人证、物证，仅仅需要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了。他颓然坐下。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下定了以死抗争的决心。“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诤诤豪言，一下又一下，撞击着他的心扉。

丁一岚因“四清”住在电话分局。看到那篇文章，她心头就像炸开了一颗炸弹。她深知共产党最憎恨、最厌恶“叛徒”二字。多少年共同生活的可敬可爱的丈夫，怎么会突然变成“叛徒”？然而，党刊、党报，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印在那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无心干任何事情，急急赶回家，想向丈夫问个究意。

“这纯粹是诬陷！”望着妻子伤心困惑的眼神，邓拓愤愤地说：“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邓拓那苍白的脸庞因激愤泛起了红晕。一岚从他那坦诚、磊落、喷着怒火又有几分无奈的眼睛里，看到丈夫所蒙受的巨大冤屈，她愿意相信丈夫是清白的，却只有默默无语。沉默许久，邓拓惨然一笑：“也许这是中央重新给我做了政治结论。看来，我这次是冤沉海底了。”

屋里本来就显得阴冷的空气骤然凝固了。邓拓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击着她那本已战栗着的心扉。一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一头扎进卫生间，放开水龙头，让那哗哗的流水湮没她那久已压抑的悲泣，让苦涩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她不愿让丈夫看到自己的软弱而增添心头的重负，更不愿让儿女看到自己的泪水。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还要靠她柔弱的肩膀支撑呢！

06、诀别

5月16日，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市委派一位秘书长来收回邓拓保存的党内文件，这表示，已不把他当做党内一分子看待了。邓拓问：“《参考消息》是否还可以再送？”来人答道：“我看你也不必再看了吧！”对于一个毕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来说，有什么比被组织抛弃更令人痛苦呢？

当日黄昏，丁一岚拖着沉重的双脚踏进家门。她一眼就瞥见邓拓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伏案疾书。她知道，丈夫是在给市委领导同志写一封长信。她长叹一口气，轻轻走到书桌旁，扭亮了台灯。邓拓抬起头来，放下笔，搓了搓手，仰靠在椅背上。显然，他写得很疲倦了。“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一岚用眼睛示意邓拓，到书房过道里去说话。5月以来，家中换了警卫员，这已是监视性的“警卫”了。夫妻二人来到阴暗的过道里，这里很隐蔽，对方的面容变得模糊了。一岚禁不住抱着邓拓的肩头，哭了起来。“一岚，”邓拓安慰地拍拍一岚的手，缓缓地开口：“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丁一岚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对这个问题，她不是没有考虑过，也同邓拓悄悄议论过。她虽不相信邓拓真是什么“叛徒”，但既然组织上已做了“结论”，作为老共产党员的她，似应划清界限。但这个界限怎么划？她内心十分矛盾、痛苦。她更多地考虑的是五个儿女。他们生在红旗下，在得天独厚的环境里成长得一帆风顺，坚信自己是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骤然之间成了“叛徒”的“狗崽子”，无异从七重天一下子跌进了九重地。在学校里，他们受到老师的诘问、同学的辱骂，真想回家在妈妈怀里痛哭一场，可又不愿回这个冷如冰窖般的家。在家里，妈妈只是叹气，只是嘱咐要相信爸爸是个好人，不要对爸爸说刺激性的话。这几天，他们索性一句话也不说，连走路都放得很轻很轻。孩子们的凄惶神情和异常举动，自然都落到邓拓的眼中，怎不令他一阵阵如万箭穿心！今天早上，小虹上学前在过道里碰上父亲。女儿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的是疑惑、怨恨，竟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此时，邓拓突然提起了这件事，神情是那样颓丧和痛苦。不能让他和孩子们再受这种精神折磨了！想到这里，一岚万般无奈地又长叹一口气：“好吧，我带孩子们先避开一阵……”

邓拓深情地望着她凄苦的脸，说：“早点走，最好明天就走！”

丁一岚心中一怔：为什么那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了什么？莫非他又听到了什么消息？她顾不得多想多问，只是说：“明天走不可能，我无处投奔。”想了想，她又叹口气说：“好吧，反正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

邓拓凄然一笑，摇摇头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一岚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忍不住满心酸苦，一把抱住了邓拓。夫妻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了一场。一岚想不到，这正是邓拓在与她诀别。

20年后，丁一岚回忆起那个永世难忘的傍晚，仍然忧愤难平，珠泪滚滚：“我是太傻了！我当时听不出这句话的分量。那些日子，老邓好几次问我：你说这场运动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不出。我当时真的不理解，以为无非又来一场跟过去差不多的政治运动，批几个人。用不了多久，问题搞清楚了，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总相信党是了解他的，谁能料到跟着来的竟是那么一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的浩劫，真是太傻了！”

07、玉碎

夜深了。被“大革命”搞得纷纷攘攘的古都京城，终于静了下来。位于东单路口遂安伯胡同的这一角小院，也显得异常静谧，在劳累和惊扰中度过了一天的主人，该好好歇息了吧？

然而邓拓书房的灯光，却整整亮了一夜。

多年以来，邓拓和一岚虽是一对感情甚笃的恩爱夫妻，但由于各自的工作，两人常分住两地。到煤渣胡同团聚以后，因为邓拓长期值夜班，又常常夜间写作，一岚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和睡眠，也是一直分室而居的。为了照顾邓拓，一岚的卧室与邓拓的卧室相连，而邓拓卧室又通着办公室和书房。这一夜，一岚也几乎不曾合眼。她揪心地听着丈夫在隔壁房间踱步的声音，时隐时现。她知道，丈失正进行着一生中最艰难、最严峻的思考，而当脚步停下来时，他一定是在继续写那封长信了。是的，此时的邓拓，正思绪如潮，奋笔疾书。

窗外，一架紫藤萝，在惨淡的月光下，向小院投下斑驳的花影。正是花开时节，暗夜里飘散着沁人心脾的幽香。多少个这样的夜晚，邓拓伴着这花香或展卷细读，或写下隽永的宏文，或吟哦不朽的诗句，而这一晚，草木有知，也会感到孤寂无主，明明是夏夜，却似有阵阵寒气袭来。

邓拓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发出的声音，面对那些莫须有的批判罪名，他不能再沉默了：

彭真、刘仁并市委同志们：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他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他并不满意自己写过的一些诗文，但是，他不能容忍那种断章取义、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肆意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党性和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在这里充分地表露出来。

邓拓更不能容忍的，是对自己政治历史的诬陷诽谤。他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在审讯中的不屈表现以及出狱后寻找党组织的经过，以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骗子们的谎言，他义正词严地写道：

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在追溯那一时期政治形势的时候，他正气凛然，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了一些揭露和反击。他暗讽了那个几十年来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此人批起“坏戏”来声色俱厉，必置人死地而后快，而自己却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低级下流的戏。这正击中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曾咬牙切齿地骂道：“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在信的末尾，他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 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

这封6000字的长信，是邓拓用他一生的最后心力，字字泣血般写成的。邓拓写文章从来是一气呵成，不用誊抄，而这封遗书，却抄写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处改动的痕迹。“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可惜的是，一代新闻家、学者和诗人，在那个时代的挤压下，只能以这样一篇为自己申诉的文字告别这个世界。写完给市委的信，他轻轻地走到隔壁卧室，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们。看到亲人们睡梦中还似惊魂未定的面庞，邓拓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他回到书房，忍着身心刀割般的疼痛，给亲人们留下最后的话：

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了紧握一生的笔。他感到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该结束了。他只有以一死来保全自己的气节，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拿起了摆在床头的，平日借以安眠的小药瓶……

第二天清晨，丁一岚来到邓拓的卧室，看到倒卧在地上、身躯已僵硬了的丈夫，不禁痛哭失声。她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身躯，泣不成声地对他说：“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多年以后，丁一岚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这样痛心的话：“邓拓的自杀我是有预感的，但我没有劝阻。我知道他无法再活下去了，与其这样屈辱的活着还不如死了。我认为自己真的爱他，就不能救他。”

这是一个妻子对她品格高洁的丈夫最深的理解。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的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封遗书，立即收抄走了。直到1979年，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邓拓13年前留给北京市委的信。

几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丁一岚被通知邓拓的遗体秘密送去火化。没有花圈，没有哀乐，也没有送葬的人群。按当时组织的决定，遗体用了假名，除亲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着的是谁。陪伴邓拓走向最后栖息地的，只有丁一岚、三哥邓叔群和二姐邓淑彬。

送亲人远行，一岚已顾不得什么风险。她穿上了特为出国才做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案的白纱。她从庭前紫藤架上采撷了一束邓拓生前喜爱的紫藤花，扎在从花店买来的花束中。

凄风苦雨中，只有三位亲人跟在灵车后面，慢慢地向火葬场走去。三哥和二姐心痛欲裂，禁不住问一岚：“这是为什么？这究竟为什么？”一岚无言以对，只有默默地流泪。

这一年，正值邓拓54岁的盛年时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是最早的牺牲者。他那渊博的学识、杰出的才华，还未得到充分的施展。如果不是这场始料不及的横祸，天假以年，他该能写下多少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优美隽永的诗文和传诸后世的书作啊！以他作为政论家、宣传家丰富的资历和经验，又该能为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多少贡献啊！

邓拓的悲剧仅仅是一场更大的悲剧的开始。紧接着，田家英、李琪、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一大批干部和文化人用几乎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有千千万万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这场浩劫中死于非命。他们的家人、子女，也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来源：传记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