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故事”，还是“事故”？

————农村改革史断想（1）

杜润生85岁时，召集当年参与文件起草人员回忆农村改革，主编了一本书——《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在序言中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可见，农村改革是一种“非预期结果”。

由此我想到，当年在九号院工作时，多次听到杜润生这样谈农村改革：“有心栽花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说这句话的情景，我印象至深，语气慢条斯理，后边轻松而俏皮的“嘿嘿”一笑，这是他惯常的笑。这句话听起来相当俚俗，其实更有一层深意。

回溯农村改革，结果的“非预期性”鲜明地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工农或城乡之间，从高层的部署设计角度来看，改革是从国企开始，但是，设计中的国企改革尚未破局，设计之外的农村改革却率先兴起。其二，在农村或农业内部，实行包产到户、撤销人民公社也并非在改革布局之中。不仅1978年三中全会时，而且直到1980年初，高层依然对人民公社体制情有独钟，有心要栽的“花”，依然是“人民公社”，而且认为，公社体制还要坚持二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后，还要过渡到更高的“一大二公”。但是，包产到户横空出世，成为“无心插柳柳成荫”，瓦解了人民公社。那些高层决策者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会成为一种长期政策。

1980年3月13日, 根据高层的要求部署，国家农委专门召开会议，继续研究修改《人民公社条例》（通常称“六十条”）, 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有一种意见，将“人民公社条例”改为“人民公社法”，彰显这个制度规定的长期性和正规性。但是，农村变化很快，包产到户正在动摇公社体制根基。7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万里提出：“不要再搞什么‘六十条’了，我们只搞当前行动的几条。有些政策已经过时了，比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当然要改。”（国家农委办公厅会议笔记）。

放弃人民公社制度，是高层决策者的一种被迫，也未曾预料。回想1958年人民公社登台时，可谓大张旗鼓，气壮山河，等到从宪法中消失时，则是悄无声息。人民公社的兴亡，堪称是中国农村社会制度史上真正的“龙头蛇尾”。

由此我还想起，当年在一次副总理田纪云、陈慕华参加的小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杜瑞芝说：“农村改革，是农民拿着扁担打我们屁股打出来的。农民步步紧逼，政府节节败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从沙发上直接站在了起来，用手拍着自己的屁股。杜瑞芝长期担任广东佛山地委书记，是广东农村改革的重要开拓者，文革前就被毛泽东称为什么话都敢说的地委书记。杜润生听了杜瑞芝这种发挥，“嘿嘿”一笑，感叹了一句：“这个小杜”。 杜瑞芝是杜润生老乡，当年是跟着杜润生参加革命，杜润生总是叫他“小杜”。

对农村改革的表述，不论是杜润生的“没有蓝图”说，“无心插柳”说，还是杜瑞芝的“扁担打屁股”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如果再概括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也许可以说——农村改革是“一连串事故”。

1980年代农村改革，作为一场扭转历史方向的政策革命，并不是事先设计、精心构思的故事，而是一系列政策“事故”。 “事故”不同于“故事”，故事有特定构思，事故是出其不意的突然发生。如果非要说成是“故事”，那也只能说，是一系列成功的“政策事故”处置，构成了一个伟大的 “改革故事”。

仔细考察农村改革的决策过程，可以说充满了“意外”，这是“政策的意外”，“政治的意外”。有一种力量，总想打扮成是高瞻远瞩的设计规划，试图把这个“事故”乔装打扮成一个精心构思的宏大设计，美化成一个迷人的“故事”，以显示其英明。此种努力，用心可谓良苦，但是，涂脂抹粉经不起风吹雨打，梳妆打扮的宏伟说辞，终究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挖掘考究。

想到“事故”这个词，是因为，当我想到改革决策过程，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汽车追尾景象。那些年的政策制定，就像是高速路上发生汽车追尾。首先失控的汽车，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使农民有了自由自主，于是，能干的人自然就要雇工，这就触发原来政策规定的“不准雇工”； 有了自由、自主权的农民，种地之外还要干别的，要办工厂，搞工商业，要离开村庄，走南闯北，就要进城。这就冲击了原来那些不准农民务工经商、不准农民自由流动的政策禁忌，突破了既定政策壁垒。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是现场反应式的，是一连串正确的临场发挥。在这个回应农民现实需求的过程中，政策制定的核心特征，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权利，让市场竞争，让政策竞争，而不是依靠某种理论设计，依靠领袖挥手指方向。这是农村改革积累的根本经验。

作为中国改革最高成就，农村改革是一系列超出高层决策者规划设计的“意外”组成。家庭承包制度意外“做大”，人民公社制度意外“瓦解”，雇工经营的势不可挡，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都出乎高层设想之外。如同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并非后来表述的北上抗日，而是一系列军事失败后的流散转移。

说改革是一连串事故，肯定有人不赞同，甚至说是贬低了农村改革。但是，如果换一种表达，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容易理解。摸石头的过程，也是充满意外的过程，需要谨慎而正确的现场应对，也伴随着“一脚踩空”。最值得总结者，是如何更好地摸石头。政策制定的过程，就是摸石头的过程，而不是依靠宏大构想来规划设计的过程。没有哪个人、哪种力量，能够把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作一个完整的故事设计编造出来。

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如果仔细追究，其实有两种“摸着石头过河”：一种是作为工作方法，一种是作为历史观。从农村政策来说，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暂时同意农民搞包产到户，在思想深处仍然要坚持将来要走向所谓“集体经济”，仍然寄希望于向“集体经济”的“飞跃”，就不是在根本上贯彻“摸着石头过河”，而依然是企图依托政治强制来推行乌托邦。或者说，这种以“集体化”“集体经济”作为核心概念的宏大历史叙事，依然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政策观。在这种看起来迷人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农民其实被简化为历史的工具，沦为“集体化”“集体经济”的奴隶，而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

杜润生所说的“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是怎样发生运行起来的？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这种多方面互动要真正发生起来，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前提条件，这就是巨大的政治空间。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让农民真正“动”起来的政治空间，只准许中央动，不准地方动，只准干部动，不准农民动，那就不成其为“互动”。如果农民、基层只能“被动的动”，只能按照高层设计去执行，不能主动地创造选择，那就这不是成为真正的“互动”。没有这种真正的“互动”，也就无所谓改革。

改革前的政策制定，不是真正的农民与政府互动，因为主要是高层在“动”，主要是领导在“动”，农民是被动的“动”。在政治力量的驱使压迫下，农民的“动”，主要是被迫顺从，是忍气吞声的曲意逢迎。人民公社土地上的劳动，农民连家里养猪养鸡都受到限制、打击，自由市场被关闭，生产不能自主，生活没有自由，根本谈不上政策过程需要的农民和政府“互动”。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才是真正的互动。农民和政府在互动，基层和高层在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农民获得了创造自由，聪明才智得以发挥，造就了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

说农村改革来源于农民的伟大创造，实质上也就是说，改革进程来自于农民对于既定政策和制度的反叛。高层决策者自以为高明，设计出人民公社制度让农民去遵守，制定出一些规则让农民去适应，企图全面规划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说起来是为了农民，实质上就是对于农民的极大不尊重。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文件中，不仅明确要求农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而且还要取消家庭。具体来说，家庭承包制是农民对公社华、集体化的反叛，农民的反叛导致政策被迫让步。这就是杜瑞芝所说的：改革就是农民用扁担打政府屁股。

社会学家周雪光说：“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惯有轨道上的一个‘脱轨’阶段”（《二十一世紀》双月刊2018年12月号）。这种列车“脱轨”说，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如同一个人站在某个高处，看到远处的火车脱离了惯常的轨道。如果从中枢机构内部窥测农村改革决策过程，则如同在机车驾驶室里瞥见了驾车者一系列操作，甚至一些手忙脚乱。“脱轨说”和“事故说”，恰恰是对农村改革发生过程的内外两方面的观察描述。

其实，从大历史角度看，不仅作为历史瞬间的农村改革是一场事故，生动活泼的社会进程本身，也可以说是一连串事故。这让我想到了卡尔·波普尔的话：“人性的变化(包括思想、认识等等)，本身就作用于而且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然而，人性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第232页）。卡尔·波普尔又说：“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不可能预言的，而历史的行程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知识进步的左右，故而历史行程就是不可能预言的，也就是说历史的进程并无客观规律可寻，--历史是不能预见的，未来是不能预知的。“（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第288页）。历史的步伐，无情地打脸那些自以为把握了历史规律并企图驾驭历史进程的人。 塔奇曼也说：“人类的行为记录是非逻辑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不含任何必然性。”（塔奇曼著《历史的技艺》，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第8页）。这些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其中深意值得体悟。

                                  （2025年1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