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这一天，这篇文章

——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8周年而作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此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全国许多报纸转载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推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大讨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刊发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已经载入史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新华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39页）：

（1978年）“5月10  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场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20-121页）：

（1978年）“5月10  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其他许多著作，都有或详或略的类似记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完整的表述，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只是加上“唯一”二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鲜明，精准，有力度，抓住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焦点。著名学者于光远认为，如果平铺直叙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老生常谈”，“唯一”标准就有很强的现实性，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本语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向人们宣讲这个原理，用以剖析、批判、否定“两个凡是”。经过这场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已经被历史留下。

多年来，许多人关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与成稿。对此，有各种叙说和论断，甚至同一个人前后的说法都不一样，还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解和遗憾的现象。

各种争议，大致涉及谁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者，胡福明撰写文章的缘起等问题，本文在下面将会有所记叙。

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与成稿，很需要讲一下以下四个人的作用。

胡耀邦

是胡耀邦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

“文革”结束已经五十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大了解所谓“三次路线斗争”，这里作点说明。当年，把“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把1971年林彪事件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把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实即“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那时中央党校是党委体制），审议党史党建教研室提出的“三次路线斗争”教学方案（党委委员吴江与会）。胡耀邦听取了教研室负责人的说明后说：你们的方案不能用，要立即收回，销毁。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胡耀邦不是泛泛地讲实践标准，他讲的实践标准，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排他性，蕴含着唯一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指定由吴江牵头，组建一个小组，重新撰写指导学习的文件。吴江在这个学习文件中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以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并拍板定稿，同意此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同意用“特约评论员”署名。

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和有关同志撰写多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

“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是耀邦同志的创造，是在回答本人请示的问题时讲的。在那个时候，“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和中组部的《组工通讯》的文章。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推进者。

但是，曾发生过谁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中，有一个怪异现象。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提胡耀邦的名字。本文前面抄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就是这样。本人应一些报刊之约，写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在发表时，胡耀邦的名字都被删掉了。我看到，在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中，有一篇对领导干部讲思想路线的讲课稿，讲稿中有这样的话：“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通篇不提胡耀邦的名字。

1998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提了胡耀邦的名字（这个讲话稿由我们三个人撰写）。此后，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提胡耀邦名字的现象，开始改变。

吴  江

稍后，哲学家吴江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撰写文章。（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又深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吴江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

孙长江第一稿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吴江删去了“检验路线”，恢复了原题。

《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吴江嘱咐孙长江，将《光明日报》的稿与他撰写的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江对孙长江撰写的文稿作了两次大的修改。

吴江是这篇文章的出题者，指导者，主要修改者，初步定稿者（吴江改定后送耀邦同志终审）。

吴江同志风采，沈宝祥摄影，2010年秋

 

孙长江

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主要撰写者。他按照吴江的嘱咐，将他自己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和《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两个文稿捏合在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定稿，由孙长江签发付印。文稿上写：“按此稿付印  孙长江  五月八日”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其他同志，用很大功夫修改胡福明的文稿，几易其稿，但他们强调“一切真理”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将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提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的哲学著作没有这样的表述）。“一切真理”与“唯一标准”，针对性差别明显。

孙长江说，“实际上文章吸收胡文原稿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光明日报》编者认真查看对照了孙长江的稿和他们的稿后说，“约有一半多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使文章的逻辑更加清楚，文字叙述更加精确流畅”。

孙长江撰写文稿时，是将《光明日报》稿可用的文字剪下贴在稿纸上，我统计，约有2000字，占文稿的三分之一。

文章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有份量、针对性很强的文字，都是孙长江撰写的。

《光明日报》编者逐段察看文稿的修改，其实，两个文稿的最大差别在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文稿的标题，也是文章的精华和灵魂。这也是与《光明日报》文稿的最大差别。

胡福明

胡福明在1977年夏秋间，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投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者认为，文稿“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但“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加工补充，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后，还是可用。那时，提出实践标准的人还不多，胡福明是其中之一，要充分肯定。《光明日报》的编者经过多次修改，将文章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作为“哲学专刊”的文章发表。

正在这时，刚从中央党校结业的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 这里顺便讲一下杨西光。

杨西光与我们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是华东野战军的战友，长期保持联系。通过孟凡，杨西光知道《理论动态》的内情。孟凡还带杨西光见了胡耀邦。当时中央党校有八百学员，能同胡耀邦相见并交谈的人不多。

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对实践标准有所认识。他阅看了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后，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决定在第一版刊发，但觉得文章份量不够，要作重大修改。杨西光又考虑，为扩大影响，此文要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就要经胡耀邦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刊登。于是，杨西光与吴江、孟凡联系，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帮助修改。理论研究室原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不可能改变原来的安排，很自然地将两个文稿捏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各种争议，大都牵涉到胡福明，为此，在此多说几句。

首先是《光明日报》编辑与胡福明关于文章写作缘起的争议。

先讲一件事。1978年夏，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讨会。孙长江、胡福明都参加了。一天，我在办公室，听到孙长江在走道里的大嗓门：这个胡福明真不像话！我走出办公室，孙长江已在门口。他给我一页纸，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大连会议的简报。这期简报只有一页，除了刊头，文字很短。刊登的是胡福明的发言。大意是，他的文章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报纸上刊登的实际上已不是他的文章。“面目全非”四个字，我记得很清楚。这大概是胡福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那篇文章。那个时候的局面“不太明朗”（胡耀邦语），胡福明这样讲，是可以理解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新华社记者采访胡福明，请他讲撰写文章的情况。胡福明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光明日报》1979年3月21日）。作者很具体地讲了自己揭批“四人帮”的发言，如何一再遭到指责，因而想到，“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经过认真读书、思考，他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标准，并写了这篇文稿。

2008年，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之际，《解放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采访胡福明的谈话，讲他当年撰写文章的缘由。

下面抄录两段：

我当时看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很奇怪，很不理解。我觉得“两个凡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不准平反冤假错案，不准拨乱反正。（引者按：事实上，当时还没有“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用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那不怪我，可我已经发现其错，不做斗争，不批判，就是失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有义务去批判“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我当时这样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看了以上材料，我们会发现，胡福明在1977年3月讲的情况同他以后（从1996年开始）讲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下面，我引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书中的记载。

《光明日报》一位编者写文章说：“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编者文章说：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胡福明那时不可能明确反对“两个凡是”。

阅看胡福明的文稿，点名批判的是：“王明、林彪、‘四人帮’”。

《光明日报》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在1978年4月13日晚，杨西光召集他们开会时（参加者有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等），才第一次听到杨说“两个凡是”，感到很新鲜，于是随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四个字。可见，从这时起，他们才针对“两个凡是”修改文稿。

我认为，胡福明在1979年3月讲的情况，比较符合实际。

另一个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作者是谁。

1984年，《光明日报》在新任总编辑杜导正主持下，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这年的10月4日，在《光明日报》上公布了评选结果。宣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获特等奖，作者胡福明。他们写信将这个结果告知吴江和孙长江。

孙长江并代表吴江当即给《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写信（此信同时送有关同志），列举事实严肃指出，将《实》文作者归结为胡福明一人，不妥。

《光明日报》领导对孙长江的信，对吴江和孙长江的意见，采取不予置理的态度。

当年主持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已经退下总编辑职务、任《光明日报》顾问的杨西光，看了孙长江的信后，知道了这个情况，也写信提出：“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写出一个材料。在《光明日报》评论部主持下，1985年1月20日，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的作者不是胡福明一个人，而是胡福明、孙长江两个人。“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这个调查报告否定了评奖结果。但我们没有看到《光明日报》领导对这个调查报告的反映。

这里要补充一句：孙长江也写了初稿，也是“初稿的执笔者”。本人没有看到孙长江撰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都对我说，他们看过孙长江撰写的文章初稿。

《光明日报》的这个错误判断，以讹传讹，影响甚大。

在许多人摆出事实，指出《光明日报》的错误判断后，《光明日报》编者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3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第5版的一篇报道，用了这样一个副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给人的感觉，这是《光明日报》编者羞羞答答地纠错。

 

2013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第5版的一篇报道

 

本人曾给当年主持此事的总编辑杜导正同志写信，希望他出面说清此事，澄清混乱。如果他能发声纠错，既还清了历史旧账，也肯定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本人在《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书中，将胡福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作者之一。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我认为，这样肯定胡福明的贡献，比较确当，也足够了。

今年5月10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48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8周年。本人是当事人和见证者，有责任也有条件说清楚一些事。2028年是这两件事的50周年。我之所以在今年撰写此文，是因为本人已经94岁了，思维还清晰，手脚还灵便，再过两年，就96岁了，到那时，身体状况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我决定在今年撰写此文。

1998年4月21日，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座谈会，与孙长江合影

 

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应当得到翔实的记载。本人撰写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论著，都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包括这一篇文章。

多年以来，本人注意搜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原始资料，以后，申报并被批准列为中央党校的科研项目，建立了课题组。最终，编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四册，收编174篇文字资料，约120万字，266张照片资料，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新闻出版总署很重视，将此书列入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但最终被卡，未能出版，令人遗憾。（为保存资料，课题组自印了一部分）

                              2026年4月4日初稿

                              2026年4月30日修改

                              2026年5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