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1984年起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侧记

——耀邦同志关于商品经济的若干认识

1984年是20世纪80年代迈出改革步伐最大的一年，是最有战略性突破胜利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告别了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又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张目立本。

中央是如何议及这个问题的呢？1984年1月16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耀邦同志说：

今年工作担子很不轻，有几个会议现在就要定下来：

第一是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开不开？什么时候开？

第二是人代会什么时候开，采取什么形式？

第三是党的十二届三中，时间、议题要定下来。

在这次会上，耀邦同志还对明年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了设想。在耀邦同志看来与其召开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不如开一次经济改革方案的中央全会更好。会前，耀邦同志征求过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多数同志和他的观点比较一致，个别同志虽然没有观点上的对立，但是态度比较谨慎，认为：搞出一份经济改革的方案有需要，可以试一试，但也要做出搞不好的准备。

而此后不久的2月底，邓小平同志亦两次约见胡耀邦、万里等同志，指出对内放活、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必须打开新局面。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需要的”，此时已成为中央核心领导层和书记处同志的共识。经过全党的努力，最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何耀邦同志这么关心我国的商品生产呢？首先，这和他身处的建国建政的实际情况，经济生活的具体体验有着密切关系。那时我国还未摆脱商品经济的历史影响，当时明明存在着商品、资本、货币、市场、价值规律、八级工资制，但在国家计划经济看来，它们却成为政府意识中的“产品”、“资金”、“计划指令”。我认为对计划经济的突破是从社会上的“商品”客观存在和概念、范畴开始的。

（一）一堂家教课：“为买而卖”和“为卖而买

耀邦同志在十年“文革“”中，有两年半是在“五七干校”中渡过的，具体时间是1969年5月到1971年末。自1972年至1975年他一直赋闲在家。一次闲谈中，他给我简单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他说在商品交易中，“为买而卖”的经济活动叫简单的商品流通，马克思并用W—G—W´方式予以表达。W是商品，G这里是指货币，W´是指另一种商品。这是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互通有无的现象和道理。

这使我想起1968年至1970年，我在北京军区怀来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时，学生连连长解放军同志钱国强在一次讲话中讲过，农村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农家老太太，用家中老母鸡下的十个鸡蛋去在农村集贸市场卖出一元钱，然后用得来的钱去供销社买一些油盐酱醋。农村的现实和父亲的家教，让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村和一点经济学的知识，让我头脑稍有开窍。这十个鸡蛋是第一个W；在集市农村自由市场上卖了一元钱，她得到了货币G，然后用一元钱在供销社中买了半斤盐，这半斤盐是第二个W，两个W因是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所以第二个W要加上一个符号撇。父亲讲，这种“为买而卖”的商品交易有什么剩余价值，有什么剥削呢？

另外一种商品交易，是“为卖而买”的经济活动，这叫资本流通中的商品生产，它的公式马克思概括为，G指资本，买到劳动力W，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使G增值而变为G´，增值的部分才有剩余价值，才称利润，方式是G—W—G´。

这次家庭式的理论教育对我影响很大，当时的文革年代，农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长途贩运都被视作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办起的东北哈尔套大集，虽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大集，但集贸市场的实质也是“为买而卖”的互通有无的交易，简单的商品买卖。

父亲在中央党校工作时，他谈了这一观点，并请吴振坤写了一篇《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吗？》的文章，1978年1月10日发表在《理论动态》的36期。整理的文章比耀邦同志的闲谈更有理论色彩了，比如说“为卖而买”的商品流通，这是资本流通，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文章认为，这叫简单的商品流通。文章说这一观点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四章分析论述的十分清楚。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做出了更简洁的概括：“简单的商品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所需要的东西。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一开始就买进他不需要，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一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有所增加；马克思把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马恩选集》第三卷P311）

文章还有一些说法十分新颖，其一，“集市贸易是比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更古老的形式。”我认为我国农村的集市贸易是简单的商品交易，但却早于资本主义，给农村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十分错误。其二，简单的商品流通，“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的交换”。 “不言而喻，谁也不会拿鸡蛋去交换鸡蛋”。其三，“这种交换，目的是消费。.....其中有些是作为生产消费，但大量的是作为个人生活消费，用于满足社员家庭生活需要”。其四，“货币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

中央党校1978年1月10日刊出的36期的《理论动态》，是一篇很好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也是一篇研究商品问题的政论学术文章。当时农村还是人民公社的政经体制，城市工商业改革还未启动的时期，但当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九十年代初期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想两者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实践，并予以解答。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国有公司、民有企业是不是都是“为卖而买”的实体企业呢？是否都是资本流通的实体呢？我想99%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一事实吧？如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种现象都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们决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张闻天同志有篇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很深的文章，可能对今天的中国人有启发，国企和民企到底相同点有哪，不同点在哪，也需今人回答。容下文回答。

（二）《决定》之前的理论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最先提到商品货币关系这一问题的人是许涤新同志，他在国有企业也要讲求“利润”时讲：“为什么还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这种剩余劳动的形成的收益称为利润呢？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因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还需要用价值形式来表现。”文章刊登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8期上，时为1977年10月10日。他并未否定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是否最终形成了剩余价值？他回答的并不清楚。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否只能转化为企业的利润，到底能否转化为剩余价值呢？许涤新同志肯定社会主义企业必然存在的剩余劳动，相当不易，但回答的并不彻底，这是形势使然。

1978年5月开启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7月至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以及9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时发表的“北方谈话”，极大鼓舞了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解放。

1979年6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138期，发表了王钰、刘海藩的一篇新颖的经济理论文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调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文章没有提计划经济，而只是提“计划调节”，而计划调节又“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又和商品生产紧密相联，文章讲了些什么观点呢？

观点一，政府“计划调节”的作用，最重要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陷入无政府状况，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对外经贸法律政策的制定实施，进行宏观指导、调控。文章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19页）

观点二，我国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所有制形态只有全民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态，工农之间的交换形式如何处理？全民所有制不同行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又如何处理？同一公有制企业的员工干好干坏的分配形式怎么处理？耀邦同志文革前就研究过这个问题，“文革”期间反而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在“九大”前一个月给毛泽东上书的信中，集中说到此事：

斯大林积三十年的经验，提出了消灭这种差别的具体道路，是把集体农民逐步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斯大林还设想过：用“产品更换”可能是使农村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

那么出路何在呢？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耀邦同志回顾了1958年的经验教训，他在信中说：

主席提出的是一种新形式，是工农结合的形式，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劳动结合”。

劳动结合，主要是亦工亦农，可以使农业直接取得工业的支援，可以使两者直接地互相促进，因而可以使农业迅速地不断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

     我愈想愈坚信，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但为何1958年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又失败了呢？他在信中也分析到，一是很多地方没有铁矿，即没有劳动对象，在强迫命令下，很多家庭不得不砸锅卖铁；二是没有技术指导，炼出了大量的没有质量的废钢铁；三是耽误了农业生产和别的行业的生产。

观点三，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很爱说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离不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平等交换，价格要围绕商品的价值而上下波动，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文章明确指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效益如何“主要在于能否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因此，“每个企业必须努力使它的个别劳动低于至少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才能使其在交换中实现，并取得较多的盈利。”这种观点应该回答了耀邦同志在上书信中“我怎么也想不通”的疑问。确实商品交换是比“产品交换”、“劳动交换”更合理、更易行的交换方式。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生活中亦应通行不悖。

毛泽东在研究大跃进得失问题时，也曾感慨说认识到：“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育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耀邦同志给毛主席的上书信写于1969年3月8日，以后他又参加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虽然毛泽东没有给他正面的回信，但也未给予任何批评，也可能上书之信根本就没有送到。“文革”结束、改革启动，耀邦同志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建国以来的历史，实践给予他明确的回答：社会上的使用价值的交换回避不了商品经济，用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劳动交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解决的首要问题。

薛暮桥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1949年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任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80年9月8日，他完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很多观点和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以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前后许多观点相同或相似，同时也不排除薛暮桥思想对耀邦同志的影响。

比如薛暮桥谈到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把高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国家、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相结合的决策体系”；“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实行中央、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制度”；“无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组织流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职工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代行大会的职权，监督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薛暮桥在发表这篇文章后，又发表了对这一文章的“说明”。“说明”的一个根本基点就是：“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指《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初步意见》）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并认识到有必要冲破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就是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存，全民所有制只需要一个模式，集体所有制也只需要一个模式，非常简单。”最后表明了坚决改革的态度：“这种教条主义的认识，不但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薛暮桥同志总结20多年经济问题的经验教训很深刻，呼吁研究有计划的多种经济形式，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现象，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党内外的经济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与之有共鸣，发声支持者，已有相当市场了。1980年9月16日上午，党内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印发了《薛暮桥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会上薛暮桥同代表体改办作了《初步意见说明》，耀邦同志明确同意薛的《意见》和《说明》。这是党内第一次讨论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会议，

（三）耀邦同志召集的五次起草小组座谈会

1984年4月底，经中央决定，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三中全会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下设负责具体工作的起草小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从后来看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袁木同志为组长，从4月29日到7月底，起草共三稿，可惜三稿均不理想，起草小组改为双组长搭配，林涧青、袁木2人均为组长，保留了前小组的杨启先、谢明干，增加了郑必坚、林子力、王愈明、高尚全、桂世镛等同志。

此后至三中全会召开，耀邦同志至少五次召集起草小组进行座谈，他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详细插话和发言，起草小组的同志当时做了认真的纪录。十分感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鲁利玲同志，她搜集了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量相关材料，现将她保留的有关笔记作一梳理。

 

7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邓小平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的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

8月5日在北戴河，耀邦同志听了改组后的起草小组的第一次汇报，当时他有即席发言：

改革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党内确实有些同志把一些做法当作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不能怀疑的，至于具体制度现在都在探索之中。

坚持计划经济，充分利用经济调节手段。你们能不能回答什么是计划经济？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提出来的？他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提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可能做到有计划地发展，避免主观随意性，减少浪费，争取全社会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投资，大体上协调发展。什么东西都要计划，管理死死的，不叫计划性，叫随意性。（高尚全笔记）

如果只是总结文革期间经济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中高级干部中还是比较好通过的，但在经济的运行轨道和体制上进行改革，耀邦同志预估了他的难点，证明他是清醒的。

8月20日下午在玉泉山，当起草小组谈到简政放权问题时，他说：

几十年的习惯势力，还有实际利益问题，这个问题不冲破不好办。老干部传、帮、带能传多少？传精神、优良作风，但这些在有的老干部身上也消失了。我不是贬低老干部，这几年有意冲淡了传帮带的说法，能带得起来吗？……

改革要使人信服，要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哪个部门的责任。中国搞现代化要花学费。（高尚全笔记）

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习惯势力的阻碍，还有实际利益的调整。老干部的历史作用、功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消极的东西也在冒头。保证在改革之中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而绝不能蜕化变质，这种现象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

8月22日在北戴河，耀邦同志讲：

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改革的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改革的目的、步伐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凡是解放生产力的要推广，凡是束缚生产力的都要改革。这是历史的长过程，要写价值规律，计划体制改革、责任制、价格、领导体制等问题。写文件要解放思想，要有锋芒，敢于分析问题，说明道理，解放思想。计划管得越严，良性循环就越起不来。

斯大林的计划是主观机械唯物主义，计划成了漫画。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国内、国外有影响：我们的改革是有指导的，精心设计、施工的。（杨启先笔记）

凡属社会主义国家都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实践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承认“价值规律”，“对经济体制改革”持积极态度的国家，却不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认可的观念。要使“计划不成漫画”，耀邦同志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经济改革目标。”

8月30日，在玉泉山，耀邦同志讲：

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电气化，二是工资到1990年翻一番。文件不要过多地讲自由化问题。农村出现百万元户不要怕，太平洋上出现孤岛也没什么可怕的。写文章要注意准、深、美：准，基本理论、决策是否站得住脚？深，道理讲得深不深？美，有没有文采？

马克思只提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经济，但没有实践。列宁开始讲计划无所不包。我们讲的计划的含义是什么？

讲得过头了就是谬误。资产阶级也不能没有计划。如果不把计划经济的含义讲清楚，认为计划是无所不包的，必然造成主观随意性，官僚主义首先是这种经济制度造成的。要说明我们的计划经济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计划经济。（高尚全笔记）

我国在1985年前后，起码出现了两家资产达百万元的民有企业，在报纸上广为宣传。一家是傻子瓜子，耀邦同志曾专门批示安徽省委，要求提供年广久的企业经营管理材料，他在视察安徽时，还曾经对地方负责同志说：“改革开放首先是实验，放手让傻子瓜子发展就是一个实验”；另一家是农民企业家李安民创办的山西介休安泰焦炭公司，1988年企业收入达百万，当时新华社记者李果、通讯员赵承太写了19号内参《一个百万富翁的思索》上报中央领导。这家企业固定资产70万元，抽出70%分给企业的骨干工人，剩于30%归出资人，随着企业不断扩大，分得股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有人指责他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他却坚称企业的股金分配和退休养老金制度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其实年广久、李安民就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邓小平和胡耀邦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当时各报对李安民的正面报道，就是中央对农村百万元户企业的支持。据李安民讲，1991年他的企业工资确实翻了一番，当然实现翻番的不仅他一家企业，全国企业也都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

9月8日，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第五稿。9月9日，邓小平审看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来信，对信中提到的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表示支持和赞成，给起草组以极大支持。

会议决定，9月11日至20日，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党内组织讨论，中央层面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和中顾委委员等约400人。会上，耀邦同志还指出：

计划、价格、领导三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

（谢明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

9月18日，耀邦同志在玉泉山，与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针对文件中遇到的难点，他讲：

计划经济并不说明社会主义的实质，只是表现形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东西。能不能把计划经济冲淡一下，这不是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形式，不反映社会主义的实质。

人们的传统认识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对立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

邓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首先打破了这一偏见。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一点，尽管他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突出讲明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他更是一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者。

以上就是耀邦同志听取起草小组五次汇报时的插话和意见交流。1984年10月8日，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耀邦同志在主持会议时，首先介绍了有关情况：

小平同志说，文件看过了，文件写得很好，会就不参加了。今天，紫阳有外事活动，文件最后是他主持的。

当胡乔木针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建议文件中再加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的指导和行政调节”时，耀邦同志明确表示：

行政不叫调节，叫干预，这是……从实际中得出来的，觉得我们对价值规律重视不够，所以他专门给常委写了信（即9月9日的信）。最近他建议我好好摸一下，妨碍我们进步的主要是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乔木同志把规律讲得太多，就冲淡了。常委会上决定，（这个问题怎么表述）由总理决定。（高尚全笔记）

由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取得了认识上的基本一致，对未解决的、还需进一步改革的课题都采取了继续改革的态度，最后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认真讨论，终于在10月20日，《决议》被表决通过。

（四）为何“商品经济”之前要加上“有计划的”四字

诚如邓小平评价的那样，《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言犹未足，他又补充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些新话固然带有改革进程中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开端，但不免让有些人还有些疑虑，他们可能是中国经济市场导向的坚决拥护者，总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为什么非要加上“有计划的”四个字，是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半句多余的话，抑或是赘语？

我个人认为，欧美以资本支撑的商品生产发展了二百多年，虽然促进了生产力迅猛发展，但引起的无政府秩序、生产危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惨烈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对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也有变化，也有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手段。1984年3月，耀邦同志和余秋里、胡启立、姚依林、宋平、王丙乾、吕东等人讨论“七五”计划时，他谈到美国的农业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到相当程度，总有一天会停顿一下。比如美国，是从农业搞起来的，但它的农业搞了若干年，后来限产了。

耀邦同志这种认识不知来源何处，但早些年就谈过谈过美国的农业：

美国的农业差不多工厂化，而且大幅度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实质上是过剩产品倾销。（《胡耀邦文选》368页）

耀邦同志1984年春节期间去广东走了一趟，看到许多投资都是盖旅馆、搞轻工业。4月20日，他在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讲：

轻工业我们现在还不够，但其中一批产品，总有一天要饱和的。所以最好把投资引导到开发性建设项目。......如新造林场、亚热带作物场、饲养场、中小型电站、公路、桥梁、港口、中小型矿床开发等等。中国的荒山、荒坡、荒滩、水面多得很。将来恐怕要开这样一条禁，广东的华侨可以到广东的区去开荒，也允许雇工，允许找代表人。（《胡耀邦文选》545页）

恩格斯晚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并没有回避。1891年10月，他曾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新观点：“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管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业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 耀邦同志在阅读马恩著作时曾经重点标注了这句话，既然资本主义都能注意计划性，更何况社会主义了。

以上材料都说明耀邦同志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态度和认识，并已经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了。当然，这种提法绝不是承认苏联那种经济体制，而是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全面周密思考。

2026.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