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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作者:胡耀邦      时间:2011-10-09   来源:《红旗》杂志
 

同志们,朋友们:

  整整七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以孙中山 (1) 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在古老的中国发动了推翻清皇朝的革命 (2) 。这次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今天的形势下,我国大陆的九亿八千万同胞和台湾的一千八百万同胞,共同纪念这个光荣的节日,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后,中国人民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爱国志士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年,成为时代潮流的先锋。这个革命运动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由于清朝政府极端腐败,丧权辱国,不但是反动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而且已经彻底地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革命党坚决主张,必须用革命的武力推翻这个政府。他们的号召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史中,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预期目的,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从此以后,不但民国初年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 (3) 迅速遭到失败,而且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不能不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违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推翻了他们所支持的清朝政府,这就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命运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所能任意支配的。从此以后,任何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的武力,最后都不能不由于人民的反对而覆灭。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既然几千年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都能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侵犯、不可改造的呢?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发挥首创精神,学习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奋斗。

  辛亥革命后八年,发生了五四运动 (4) ,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开始表现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辛亥革命后十三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举行了推翻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后二十六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因而中国人民能够进行历时八年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使台湾得以归还中国。辛亥革命后三十八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彻底结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并且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其他志士们所追求的目的,终于成为现实,而且远远高出当时设想的水平。七十年来的历史表明,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开端,为以后一系列的历史发展打开了道路。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做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抱着崇高的敬意。

  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爱国志士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著名的风云人物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右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以及其他许多人 (5) 。在他们中,除了当时牺牲的先烈以外,有些人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有些人进一步成了共产主义者,也有些人后来离开了革命。所有为辛亥革命建树了功绩的人们,永远受到人民的称颂,他们为革命牺牲奋斗的高尚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丰功伟业是永垂史册的。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中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黑夜沉沉的中国,高举革命民主旗帜的历史功勋;永远不会忘记他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并且同窃据民国的招牌实行反动统治的军阀势力坚持斗争的历史功勋;永远不会忘记他领导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把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 (6) 发展为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期的三民主义的历史功勋。

  孙中山先生一生既有成功,又屡经失败,备遭险阻,但百折不挠。他不断地总结经验,追求新的思想,勇敢地随同历史的进程一道前进。他坚信经过人民的斗争,中国一定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大的飞跃,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先进的国家。他以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为实现这个理想奋斗不息,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的英雄气概。孙中山一生宣传“天下为公”和“民有民治民享”,坚持“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到晚年,他仍然为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抱病北上,并且提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庄严口号。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精神是他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民族的一切革命者、爱国者。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精神纽带。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 (7) 又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8) ,分清了历史经验中的是非。前进的目标已经明确,建设的道路已经确定。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壮大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目前时期我们的内外任务,概括说来,有三件大事,这就是: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做好第二件第三件大事的根本依靠。使富强雄伟的中国,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有可能经过有计划的努力逐步实现这个理想。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还比较落后,但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前进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也有各种有利的条件。落后是能够改变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振奋精神,打破一切不符合辩证唯物论和不适合于四化建设需要的老框框,努力研究各行各业的新问题,开辟新路子,创造新局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建设一支为四化英勇奋斗的,思想先进、技术熟练、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强大队伍。我们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扬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要尽量吸收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同外国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地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以辛亥革命以来的无数革命先烈为榜样,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这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础,它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

  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第二件大事。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这不但是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国际条件,而且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对全世界人类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新中国成立,实现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中国在外交上仰帝国主义鼻息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我们独立自主地从中国民族的利益出发,也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确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一切侵略和武力威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现在,各种大小霸权主义正在世界许多地方侵略扩张,这是加剧国际形势的动乱、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我们始终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而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这样就有可能延缓世界战争的爆发,维护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求同存异,联合一致,并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一切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国家建立广泛的联合。我们仍然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9) 。我们反对在大小霸权势力的侵略行为面前作无原则的纵容退让,也决不希图从任何范围的战争中牺牲别人来谋取一己之利。我们要求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加强反霸权、反侵略的斗争,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中国人民具有坚毅的斗争精神和很强的生存能力,我们不怕任何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战。中国人民决心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的第三件大事。这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尤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湾在被割让五十年之后,才得复归中国,而随后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国内战争重起,台湾又同祖国大陆分离达三十二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多么深重的不幸啊!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的爱国传统。历史上的国家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从来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总是复归于统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在祖国大陆上永远结束了几十年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人民所要求的国家统一。但是大陆同台湾还没有统一,始终是笼罩在全国同胞心头的阴影。时至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要求,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0) ,郑重地宣告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随后不久,我们提出了尽早实现大陆和台湾间通邮、通航、通商和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张。十天前,也就是国庆日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又发表谈话 (11) ,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讲话从来是算数的。台湾人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为祖国统一大业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一定都会热烈地赞助叶委员长宣布的方针政策。全世界关心远东和平的人们听到这些方针政策也是感到高兴的。

  台湾问题,纯属我国的内政。这个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诚然,过去两次合作都没有延长下去,但是任何公正的人不能不承认,两次不幸的分裂都不是共产党方面挑起的。我们不想在这里算旧帐,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而且让过去的教训使今后的合作做得更好吧!

  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世呢?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难道蒋经国 (12) 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 (13) 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

  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 (14) 先生、孙运璇 (15) 先生、蒋彦士 (16) 先生、高魁元 (17) 先生、蒋纬国 (18) 先生、林洋 港 (19) 先生,邀请宋美龄 (20) 女士、严家淦 (21) 先生、张群 (22) 先生、何应钦 (23) 先生、陈立夫 (24) 先生、黄杰 (25) 先生、张学良 (26) 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对于蒋经国等先生和台湾各界同胞会有什么损失呢?外援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还是本国十亿人的爱国大团结。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毁长城的人,无论高唱什么不现实的口号,任何人也无法帮助他转危为安,化否为泰。我们如果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中山先生生前号召“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和平,奋斗,兴中国”呢?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让我们学习中山先生的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携起手来,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

  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辛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



注释

(1) 见本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注(9)。

(2) 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3) 指袁世凯一九一五年、张勋一九一七年两次试图恢复封建帝制的复辟。

(4) 见本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注(23)。

(5) 以上是对辛亥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先驱。

(6)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一九〇五年孙中山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是以国民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做到“家给人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民族主义,是要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求得中国民族真正自由与独立,对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

(7) 见本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注(1)。

(8) 见本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注(2)。

(9) 见本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注(15)。

(10)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11)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谈话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12) 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浙江奉化人。一九二五年赴前苏联留学。在前苏联期间加入前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前苏联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任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三青团干训班主任兼赣县县长等职。一九四五年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和部长、“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和院长等职。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去世后,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一九七八年五月起任台湾当局“总统”。一九八八年在台北病逝。

(13) 见本书《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注(5)。

(14) 谢东闵(一九○八—二○○一),台湾彰化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漳州、永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活动。一九四五年后,任“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等职。一九七二年任台湾省政府第九任主席,一九七八年出任台湾当局第六任“副总统”。

(15) 孙运璇(一九一三—二○○六),祖籍山东蓬莱。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与“行政院院长”。二○○六年病逝于台北。

(16) 蒋彦士(一九一五—一九九八),浙江杭州人。一九三六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一九四二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回国。曾任金陵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历任台湾“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秘书长、“外交部”部长、“总统府”秘书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是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常委。

(17) 高魁元(一九○七— ),山东枣庄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第十八军军长。到台湾后,历任台湾军队军长、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陆军副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是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常委。

(18) 蒋纬国(一九一六—一九九七),浙江奉化人。蒋介石次子,蒋经国之弟。早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物理系。后赴德国留学。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政府青年远征军营长、副团长。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装甲兵参谋长、副司令。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军装甲兵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等职。

(19) 林洋港(一九二七— ),台湾南投人。一九七六年后,曾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内政部长”、“司法院长”等职。

(20) 宋美龄(一八九七—二○○三),原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蒋介石夫人。与宋蔼龄、宋庆龄并称为“宋氏三姐妹”。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妇女协会新生活运动理事会理事长等职。活跃于政治、外交等领域,对近代中国历史与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三年在美国逝世。

(21) 严家淦(一九○五—一九九三),江苏吴县人。一九四五年调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主持有关美援租借法案事宜。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副总统”等职。

(22) 张群(一八九七—一九九○),四川华阳人。一九二六年后长期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市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一九九○年在台湾病故。

(23) 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一九三○年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并多次担任军事委员会各地行营主任。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一九四五年代表蒋介石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一九四九去台湾,后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一九八七年在台湾病故。

(24) 陈立夫(一八九八— 二○○一),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后去台湾。历任台湾“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25) 黄杰(一九○三—一九九五),湖南长沙人。抗日将领,曾参加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后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后去台湾。

(26) 张学良(一九○一—二○○一),辽宁海城人。张作霖长子。早年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一九二八年任奉军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十二月宣布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一九三○年率兵入关,协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率东北军不抵抗而退入关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被蒋介石扣押,并被长期监禁。一九四六年被移送台湾继续监禁。一九九一年获得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同意,赴美国旅游探亲。二○○一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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