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富华山
1989年4月15日，父亲病逝于北京医院。 追悼会后不久，我和大哥德平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康海群，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副书记蒋祝平等领导的陪同下，一起去共青城为父亲选择墓址。 来到共青城，忠厚的共青人首先带我们去的是他们最好的地方———七墩林。这是共青城内一座小小的公园，满山杉林葱郁如漫，珍珠湖碧水环绕，登山望去，共青城尽收眼底。共青垦殖场的场部就在七墩林对面，场领导们说，他们希望父亲在这里安息，好一出门就能看到他。 但是我和大哥都认为，公园原本是人们放松身心、休闲游乐的去处，在这种地方拱起一座墓地，即使是他们所敬重、热爱的人的墓地，也会让人感到沉重。父亲生前最害怕侵占群众利益，死后怎么能与群众争地呢？另外，在这里安葬，必然要伐去林子里的一些树木，这有悖于父亲一生大力号召绿化祖国的努力。 我和大哥提出，绝不能因父亲的墓地而改变共青城的整体规划，七墩林还是留给人们做公园，墓地以离开中心区为好。 于是，我们一行人向鄱阳湖边寻觅。 那天细雨绵绵，我们一路都走在如泣如诉的春雨里，而且越往湖边走雨下得越大。可是当我们走到离湖边不远的一个小山包时，天空突然放晴。一同来的共青人说，这是整个共青城的制高点，建议将父亲葬在这里。可我觉得这里过于荒凉了，这座光秃秃的红土小山包上几乎连荒草都没有，我实在不愿意把父亲一个人留在这人烟稀少、草木荒疏的秃山上，就要求继续转转。 可是一离开这个小山包，雨就追着我们下。我们在雨中连看了两三处，都不满意。不一会儿，雨竟下得瓢泼似的，只好往回返。奇怪的是，我们的车刚开回到这个被称作制高点的小山包附近，雨声竟戛然而止，一时间出人意料地没掉一滴。 大哥慢慢走过来，轻轻对我说：“妹妹，看来爸爸是愿意住在这儿了。” 我们都又回到那个小山包上，走走停停，看着，说着。 大哥慢慢走过来，轻轻对我说：“妹妹，看来爸爸是愿意住在这儿了。” “我也有这个感觉。”我回答说。 大哥转身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这里好！” 墓址就这样暂定下来。 1990年12月3日傍晚，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定于5日上午安葬父亲骨灰的通知。这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零八个月了。 12月5日，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一早，父亲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的护送下，飞抵九江空军机场。 母亲和在京的家人缓缓走出专机，大哥德平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二哥刘湖抱着父亲的遗像，三哥德华和我爱人刘晓江抬着花圈，全家老小次序井然地走在共青城的红土地上，来到热爱父亲的人群里。 在墓前举行的简单的安葬仪式上，母亲将父亲的遗像交给了已是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于维忠，含着眼泪对大家说：“从现在起，耀邦就是共青的人了，他的忠魂保佑你们的事业发达兴旺。” 说句实在的，墓址确定后我有些悲伤，想起这片裸露在清风冷雨中的红土地，心里就不禁漫过阵阵凄凉。一想到父亲将永远留在这座荒僻的小山冈，陪伴他的只有这棵孤寂矮小的马尾松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 更让我悲伤的是，当时还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又没能赶上父亲的骨灰安葬。因为从母亲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到安葬父亲骨灰一天半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赶回来参加安葬的可能。每想到这太多的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时，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难以抚平的创伤隐隐作痛，总有抑制不住的泪水伴着不尽的哀思绵绵而来。 所幸，当我第一次有机会来到共青城为父亲扫墓时，眼前的景象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从未想到的惊喜。离选址来到小山包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这片昔日的荒丘野滩，被忠厚多情的共青人建设成了一座满目苍翠的壮丽林园。 知道父亲要来共青城以后，共青人年年来这里义务种树种花。可是连共青人自己都觉得奇怪，他们过去曾先后三次在这里种树，但是种多少死多少，只剩下山头的那棵小松树。如今父亲来了，土还是那么瘦，树还是那几种苗，怎么就种一棵活一棵，几年便成林了呢？人们不禁感叹：一草一木亦有情！ 站在墓前，顺着富华山坳向东望去，满眼葱郁，绿林如海，一直伸向烟波浩淼的鄱阳湖。在那湖光山色里，鹭群晨飞如霞升腾，鹤阵暮归似锦飘落。鄱阳湖对面的林子里，过去极少见到的鹭鸟和从没见过的白鹤、天鹅，成群结队地飞来营窠结巢，栖息繁衍。傍晚，成群的白鹤飞回栖息在浓绿的树枝上，上白下绿，鹭鸣鹤唱。飞鸟洁白高贵的生命，使这片绿林红土生机盎然,充满灵性。 墓碑是一块芝麻白的花岗岩，线条简洁的三角图形就像旗帜的一角。碑上依次排列着烫金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共产党党徽，喻示着父亲一生走过的历程；墓碑的右上方，刻着父亲的侧面雕像；色泽庄重的墨晶玉花岗岩碑座上，镌刻着中共中央委员会定稿的580个字的《胡耀邦生平》；碑座两侧，圈以电镀金属栏杆。 墓碑的前方，是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两侧路边，是厚厚的一层灌木，伴着四时的花朵，依傍在高大的松柏树下。墓地两旁沿阶而下至山脚，总共73个台阶，喻示着父亲73年的人生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