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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人格的追求(3)
作者:      时间:2007-03-16   来源:
 

3.家事乡情

  父亲当选为党的主席,对我们全家都是个压力。记得那天,父亲在中央开完会回到家,吃完晚饭后,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我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

  他转身让秘书往浏阳中和乡打个电话,给老家的亲戚们定下几条规矩:

  不许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许家乡搞庆祝游行;不许进京找他办私事;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不许哥哥外出作报告……说完,他起身回去办公了。

  即便如此,浏阳县里、乡里的同志还是有人找到我家,向父亲要项目,要物资。但父亲一一婉拒,指着他满书柜的马列著作,用和缓的语气说:“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有一年全国化肥紧张,浏阳县委托伯伯到北京来,找父亲给批点儿。父亲当时就火了,嚷道:“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伯伯也急了,站起身就想打父亲,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父亲冷静下来,嘟囔了一句:“那也不行!”伯伯一气之下走了,住到了在北京当中学教师的女儿家。

  进京办事的乡亲希望父亲能够给予适当照顾,帮助家乡搞建设。父亲很认真地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后来,父亲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高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还是没有给浏阳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帮浏阳人说过一句话,可是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父亲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父亲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浏阳的客人们走后,父亲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母亲说:没想到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

  父亲没有利用职权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伯伯住的还是那幢风剥雨蚀的百年老宅,一家人依旧泥里水里躬耕务农。

  那年伯伯的二儿子中学毕业,去县里看望一个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流露出想找份工作的意思。那个领导便给他在县招待所安排了个工作。父亲得知此事,让那个领导马上把他退回农村去,并特意要伯伯来一趟北京。

  伯伯不知道父亲有何用意,高高兴兴地拎着半尼龙袋父亲爱吃的腊狗肉、活鳝鱼什么的,从浏阳辗转到长沙上了火车。一路心情愉悦地到了北京。可是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批评他说:“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崽在农村待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

  伯伯辩解说:“我没搞么子呀,是别个给我帮的忙。他好歹也是个中学生,人家的崽当得干部,我的崽为什么就当不得?”

  父亲说:“当干部可以,但要基层推荐选拔。”

  伯伯问:“他们要不推荐选拔怎么搞?”父亲说:“那就当农民。”

  伯伯火了:“当农民,当农民,就你厉害!我走,再不进你家的屋。你当你的官,我为我的民。”说罢,拔腿就去了在北京的女儿家。

  伯伯到底是参加过革命的人,事后他想通了,说:“他当领导的,不这样要求自家屋里人,又如何去讲别家呢?”

  父亲担任总书记后,坐的还是国产的红旗牌轿车,直到去世也没换。法国总统密特朗送给他两辆高级雪佛莱轿车,他坐都没坐就上交了。

  那年他出访欧洲,在意大利逗留时,使馆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份价值20美元的礼品———威尼斯游船模型。父亲看到后立即叫来秘书,问:“谁买的礼品?为什么要送礼?”见没有人回答,父亲不高兴地说:“不是规定不许送礼收礼吗?退回去。给我退回去!”

  共青城的几位领导只要来北京,都会到家里来看望父亲,父亲也总是留他们吃饭。但几十年来,父亲没收过他们一件礼品。父亲第二次去共青城视察时,那里已经走出了一条发展之路,共青人送给他两个羽绒靠垫,父亲收下了,当场付了钱。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了一套《辞海》给父亲,他一收下就付钱。

  如果说父亲为政清廉,无愧于他的国家和人民,那么也可以说我们兄妹严格自律,无愧于我们的父亲。在这方面,母亲堪称我们的表率。

  北京市委考虑到母亲不但是抗战干部,而且已经在北京工作了20多年,光在市纺织局当党委书记就已多年,因此不止一次要调她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当部长。1983年,又提此事,母亲与父亲商量,他们一致认为这样做不妥,随后还是由母亲出面拒绝了。他们不愿意有人说闲话,母亲更不愿沾父亲的光。

  父亲地位的变化,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任何改变。

  父亲的工资待遇还是当年任团中央书记的水平,直到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1984年以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富强胡同6号(原皕兹府关东店20号),父亲住的还是那间1976年唐山地震时被震斜东墙的旧卧室。

  要说家里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屋里的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叫得更欢了。

  记得还是在父亲任职中央秘书长的1978年,中央办公厅就希望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去住。父亲硬是不肯,说:我要在富强胡同住到老。有些老朋友也希望父亲不要搬,说搬到中南海,我们想见你就不那么容易了。

  后来,还是邓小平和陈云亲自出面,说:耀邦啊,现在“文革”刚结束,社会这么复杂,还是搬到中南海去吧。

  有人建议父亲搬进中南海的“二○二”,这所房子是1974年专门为毛泽东盖的,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大地震,病重的毛泽东才搬进去住,直到病逝。

  可是,父亲觉得那所房子太大,不适合家用,又很浪费,提议用来接待外宾。

  后来,父亲知道不搬不行了,就交代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说:“一定要搬的话,搬进去的房子一不要好,二不要大,只要离中南海近,工作方便就行了。”

  1984年,中办在中南海外找到了一处房子。

  父亲觉得这个小院一边通着街道,一边连着中南海,既方便客人来访,又方便去中南海办公。虽然小一些,但在红墙上开个门,走上十来分钟就能到办公的地方,他同意了。

  可是这所四合院年久失修,太破旧了。房管人员查看后提出:这房子需要大修。

  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忠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拿着大修设计图请父亲提意见,父亲看着他们一脸的热情,笑笑说:“再说吧,过几天让李秘书把我的意见转告你们。”

  他们刚走,父亲就对身边的李秘书说:“你想过没有,我们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能住几年?就这样,不要搞什么了。要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再修。”

  我的一个朋友看了这个院落,对我说:这地方不好,门不正,路不直,胡同是死的不说,还太窄,进出车都不方便。加上前面有所中学,另外三面是民房,太吵了。她建议:要么另找个地方,要么大修。总之,不能住在这么个不吉利、不方便的破旧地方。

  我开玩笑地把这些话跟父亲说了。父亲不高兴地说:“什么吉利不吉利!想住好房子,不要找借口。”

  既然父亲定了,大家就什么也不说了。

  在刚搬进去的第一天,小客厅的地板就被二哥一脚踩出了一个大洞。这所房子实在是太老、太破了,可是父亲就是不让大修。然而,这就是我们的家———总书记的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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