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郭先生”

　　在家里，我们这些孩子辈的人私下里都戏称父亲为“东郭先生”。父亲的宽容博大，不仅是对党内外有不同意见的人，还包括对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整过他的人。

　　“文革”初期，父亲的一个秘书无中生有地“检举揭发”他，罗列了他不少“罪状”。父亲很痛心地当场辩驳说：“你是党员，说话要凭党性！”

　　“文革”后期，那个秘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检讨了自己的“揭发”都是胡说八道，但一直害怕再见到父亲。其实，父亲对此事早已冰释全无，在这个秘书想调回家乡来找父亲帮忙时，父亲没有拒绝。后来，他得到了一个适合他特长的工作。

　　1976年夏天，“四人帮”疯狂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组织造反派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以及相关单位批斗父亲。

　　一个曾受到父亲器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被指定作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批判。这个小麦专家是父亲亲自将他从河南省偃师县邀请到中科院，参加编写《小麦育种学》一书的。可在批斗会上，他却是非不分地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引起中科院群众的普遍反感。

　　粉碎“四人帮”后，家乡县里开除了他的党籍。1977年10月9日他给父亲写信认错，希望在处理他的问题上帮他说说话。当月13日父亲就回信给他，说：“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信上还说，“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

　　我曾跟父亲开玩笑：“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

　　11月10日他来到我家，想当面向父亲道歉。可父亲问寒问暖问收成，却只字不提批判会的事。他再也憋不住了，诚恳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话说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批斗会上对您……”

　　父亲打断他的话，安慰他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纠缠它干什么？”

　　然而，他所在的县领导不肯原谅他，1981年取消了他参加国际科技会议的权利。父亲从《内部参考》上看到这则消息，亲笔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同河南同志做点核实工作，然后按实际情况给予实事求是的处理。”

　　由于父亲的批示，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王若林处长专程去偃师县做调查，不仅恢复了那位小麦专家的党籍，还将他调回县科研站工作。

　　“文革”期间，揪住父亲不放的团中央“军代表”、中科院差点置父亲于死地的造反派头头，后来都因为整人太狠，积怨太深，在“文革”结束后受到审查。然而，当问题反映到父亲那里时，他们的问题都得到了从宽处理，而父亲其实是被他们整得最狠的人。

　　除了在“文革”中数不清的痛苦，父亲还有一次被整得很厉害，就是在陕西工作期间。

　　“文革”中，带头批判父亲的西北局领导也受到了冲击。“文革”结束，父亲主持中组部工作，为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部里的人和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猜测父亲不会理睬他的案子，就是替他平反，也得拖上一阵子再说。

　　可是父亲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他要大家“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还指示：要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还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等到这位领导身体好起来后，父亲又推荐他担任了中央的重要工作。

　　后来，父亲当了总书记，这个领导接受了原在西北局时的秘书的建议，来到我家里当面向父亲赔礼道歉。父亲笑着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也许是受了父亲一贯宽容大度的影响，多少年来，我们两家的三代人一直常来常往。我的儿子和他的孙子不但是同窗好友，至今还交往甚密。

　　我曾跟父亲开玩笑：“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

　　父亲曾和一个年轻干部谈起过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做人，不能有害人之心，但防人之心也不要有，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说过：你瞧耀邦叔叔打牌，他的牌拿在手上，另外三家儿都能看到。

　　在父亲追悼会期间，台湾记者曾问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对父亲的印象。

　　秦川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深得人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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