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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团旗火样红(2)
作者:      时间:2007-03-16   来源:
 

2.运动中的思考

  在党内高级干部眼里,父亲是很得毛泽东赏识的。可很多人不知道,在历次党内政治路线斗争中,父亲一直守身如玉,从来不肯趋炎附势。

  共和国史上重大政治运动之一的整风运动,在1957年上半年全面展开,中共中央频频呼吁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批评党和政府的错误与缺点,鼓励他们投入到大鸣大放中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

  在这个充满了整风精神和鸣放意识的报告中,父亲指出:“要使青年迅速抛弃所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要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绝不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做到……我们不能不让青年人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

  25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与会代表,毛泽东即席讲了话。他号召:“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

  父亲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政治风向很快要有变化。但他却没有料到,形势会变得那么快。大会结束后不到半个月,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严酷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而且规模急剧扩大。

  7月16日,父亲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启程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待他回国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时,得知团中央打了一大批右派,他着急地说:“必须刹车了!”当下就往团中央机关打电话,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他想赶回去找中央书记处领导,尽可能地保一保年轻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中国青年报社成了重灾区,正、副社长和总编辑被“一锅端”。刘绍棠等17位著名编辑和记者被打成右派。其中有的是因为报道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的是在报上揭露了一些省、市委领导干部搞特殊供应的“秘密商店”,有的是写了篇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文,有的是仅仅给人事科贴了张大字报,还有的不过是说了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在中央书记处给《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的问题定性时,有人提出他的问题是在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报纸不能当传声筒、翻版书、留声机。

  邓小平听了,问父亲:“他怎么能这么说呢?”父亲马上替他开脱:“他这是糊涂俏皮话。”邓小平想了想,点点头说:“噢,这是个糊涂人,总编辑就不要当了。”

  于是,张黎群仅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团中央常委职务的处分,却幸免被定为右派。

  在父亲的力保下,副总编辑钟沛璋的右派定性问题被拖了一年。但在随之而来的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团中央有人翻出上一年的旧账,就钟沛璋不定为右派的事向父亲发难,认为这是右倾表现。最后终于把钟沛璋补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才告结束。

  这些人都是我们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出色办报人,却被一场狂风刮得满园凋零,父亲不由得连连叹道:“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

  作家刘绍棠16岁被调到团中央工作。1952年起,他的文学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神童作家”。1957年春,在北京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有些过激,次年被划成三类右派,开除党籍。就在他准备到大运河边的儒林村接受改造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与他谈了一次话。父亲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习惯地回答:“我是因为一本书主义,堕入了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不料还没等他说完,父亲就打断他的话大声说:“你什么也不是,就是骄傲!”临走时父亲握住他的手嘱咐说:“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多年来,父亲一直为没能保护住这批知识分子而深感痛心。20年后,父亲有机会为这些并非右派的右派平了反,后来又找到机会和他们见面。父亲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很难过,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团中央一批很有才干的团干部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震惊中外。其实,这次会议计划是纠“左”,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意想不到的悲剧。这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时,父亲正在青岛忙于筹备召开共青团三届五中全会。全会之后,他带着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去了山东优秀回乡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的家乡蹲点劳动。干了一个多星期的活,到了长山岛,父亲拉肚子拉得很厉害,只好就地住院治疗。7月27日下午,北京忽然来电话,通知父亲8月1日之前赶到庐山,参加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第二天,还没等父亲出发,北京又来电话,要父亲29日上午赶到莱阳机场,有专机接他上庐山。当父亲匆匆赶到机场时,一架苏式伊尔-18飞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飞机上闷热如蒸,进了机舱父亲开玩笑地说:“哟,小高炉嘛!”可是没人搭腔。父亲立刻感到飞机上气氛不对。

  同乘这架飞机的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父亲和这些将军们都很熟,尤其是许世友司令员。他是抗大第三期学员,父亲当过他所在一大队的党总支书记。老战友重逢,从胶东一路聊到江西九江。可当晚乘汽车上庐山后,父亲却没什么话说了。

  1957年大规模反右之后,全党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家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已经变得有些盲目了。这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看了,对“大跃进”一词大为赞赏。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毛泽东的激情也感染了父亲。在11月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父亲曾充满激情地作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报告。

  事实上,那年夏收前后,大跃进就已经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浮夸。

  有一次谈起这事来,大哥问父亲:“那会儿你们真的相信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吗?”父亲说:“刚开始相信。那时候毛主席都相信嘛,还发愁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出用1/3的耕地种粮食,1/3的耕地轮休,1/3的耕地改种观赏植物,这样来解决粮食太多的问题。”可是到1958年秋天,当父亲沿着毛泽东视察过的路线对河北、山东和河南进行考察之后,他就再也不相信那些高产的神话了。

  父亲来到河北的杨柳青,这个农民的儿子亲眼看到那些和他父辈一样也是摆弄庄稼的农民们,将60亩刚刚灌浆的稻子移植到一亩地里;稻棵密得光照不进,风吹不透,人们就用灯光照,用鼓风机吹。产量就是这样被60倍的谎报,效益呈60倍的虚假。

  父亲说过:“五八年到河南,省里同志指给我看一条三尺多长的藕。看的时候,他们催我快走。我觉得奇怪,偏要仔细看看,结果发现是几节对起来的。到太康县时,给我看一串三十几斤的红薯,仔细一瞧是用线绑上连接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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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引退勤政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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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勤政中南海
第 十 章 跋涉新长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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