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访谈:踏遍青山..
·省报总编眼中的..
·谋划贵州的全面..
·忘记了历史,就..
·池必卿漫忆
·呼唤阳光政治
·中国需要宽容的..
·向传统封闭空间..
·忆二姨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痛悼厚泽 >> 痛悼厚泽
朱厚泽:用“三宽”创造好环境
作者:韩福东      时间:2010-06-01   来源:南风窗
 

  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因癌病医治无效,于5月9日凌晨零点十六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0岁。11日上午9时,他的家属在北京医院北楼悼念厅举办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有人感怀落泪。

  3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三宽”本来没准备见报

  韩福东:您1985年下半年出任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文化艺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六任中宣部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韩福东:您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中宣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韩福东:您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社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我听到一些反对的传闻。既然传闻来了,我要回答这些传闻。后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我就把那三个“宽”一起讲了:对不同的意见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整个的环境、氛围要搞得宽松一点。然后就展开了,从文艺方面扩展到其他方面。我说,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而自然界的冲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随时都会到来,完全刚性的东西是不耐冲击的。只有保持一点柔性、一点弹性,才能适应这个局面。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庭问题,这都是需要的。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直接就发了一个摘要在理论版,大概占了1/3版,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经济一开放,文化产业必然受到影响

  韩福东:1985年7月,您就开始出任中宣部部长了。您当时都提倡些什么?

  朱厚泽:我是主张搞活一点。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跟他们讲,艺术品是艺术家在创造,小说是文学家的作品,学术文章是人家研究员、教授的事,中宣部干什么?给人家提供一个好环境,让大家奋发努力。

  韩福东:在邓小平时代,您觉得传媒出版较毛泽东时代有了哪些变化?

  朱厚泽:现在这个时代要跟毛泽东时代相比,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以前一个省只有一张报纸作为官方喉舌,市报都不许搞。例如,贵阳市1958年曾经办了一段《贵阳日报》,后来又停了。大量的报纸是在“文革”之后才搞起来的。改革开放前,刊物当然也有,就是各省的“小《红旗》”,这家叫《团结》,那家叫《奋斗》,都是这种。当然也有文艺刊物,不过都是垄断的。而现在的各种报刊加起来有多少?大不一样了。

  邓小平时代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胡耀邦等人都主张学术探索、文艺创作要搞得活一点,在党内有这种宽容的人和宽容的力量。还有一个因素是邓小平要开放,他要跟世界接轨。意识形态上的单打一,怎么可能跟整个开放的形势不矛盾?外国进来的不光是汽车。汽车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技术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

  韩福东:您是说,这个经济一开放,文化产业必然受到影响?

  朱厚泽:必然受到影响,我们要跟全球做生意,那一套什么都不允许的办法,能和人家谈得通么?所以还有一个时代潮流在里面。

  把农民的手放开

  韩福东:您离开中宣部到农研室时,农村的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么?

  朱厚泽:总的讲,还是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我1987年到农研室时,农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那时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开始到广东附近去打工,乡镇企业开始放开,温州和苏南也在向前走,形势还是比较好。矛盾没有像前两年那么激化。

  邓小平复出后,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最大范围地解决农村问题。耀邦、万里等都支持了包产到户,最后邓小平也点了头。这一点头,影响就很大了。整个农村经济都恢复活跃了。原来是把农民的手绑起来,绑起来政府管人家饭也行,又要人家自己管饭!把农民的手放开了,他们还能养不活自己?

  韩福东:包产到户时,贵州的情况是怎样的?

  朱厚泽:当时在贵州,辩论非常激烈。当时的省委书记池必清态度非常坚定,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池必清书记说的。

  邓小平的经济试验,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村问题。这个农村政策对西部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工商业政策邓小平是主张开放的,这个也是很适合的。我们当时都是非常拥护的。

  有了这两条以后,经济就开始活跃。我在贵阳市委工作的时候,城里的菜、肉、鱼问题都解决不了,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沈阳率先把城市的农贸市场给放开了,让农民进城卖菜。这样搞在城里能行吗?北京也担心得不得了。结果是搞起来了。全国都到沈阳去看,沈阳开了一个关于全国城市市场的会议。我们贵州后来也搞起来了。

  韩福东:改革开放最初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释放了生产力,但也产生一个问题,农村始终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形成美国的那种庄园式生产。

  朱厚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连小农经济都谈不上,中国是微型农户。法国就是小农经济的国家,波兰也是。但是看看人家的土地和人口是什么关系,人均耕地比我们大得多。而且我们解放以后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无法出来,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形成中国这种状况,既有我们政策上面的原因,长期的封闭,城乡分割。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非常紧张。主观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让农民介入工商业,认为农村搞乡镇企业是搞资本主义,是跟国营争资源。这是很糟糕的观点。

  现在农村要逐步从分散的农户走向大农业。这是一个过程,最起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量的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农民要走出来,在工商社会找到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另外一个条件是,农村本身生产力在发展,要允许他们的土地相互兼并。只有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联合。

  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取消农业税

  韩福东:1990年代以来,导致干群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最开始改革基本是农民受益的过程,后来利益就受到损害了。

  朱厚泽:最近这些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当工商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土地向非农用途转移的时候,被政府和资本集团给分掉了,他们拿不到多少。农民要带着资金和技术才能进入工商社会。资金从哪里来?全世界的农民,都要靠土地产权的转移。这是最大的问题,农民转不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农民“光着屁股”进工商社会。

  第二个,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搞法。把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他进不来了。所以我老是呼吁这个问题:为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商社会,提供一个低成本的通道。

  韩福东:也有学者,比如北京的张惟英教授,认为城市的资源承受能力有限,还是要搞人口准入。

  朱厚泽:这个问题提的人多了。为什么你可以在城市,不让农民进?

  韩福东:此前农村干群冲突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村干部不断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

  现在把农业税取消了。您在农研室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提出过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么?

  朱厚泽:当然早就提出来了。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我们农研室通过研究报告的形式,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因为原来国家财政不重视农村,只想从农民这边拿东西。几千年以来的皇粮国税还能不交么?怎么能够免呢?当时强调政府财政没有这个力量,给顶住了。

  韩福东:您在农研室做副主任时,主要关注哪一块?

  朱厚泽: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经营、从单一的农业转为农工商一起搞?让农民从农村的限制中走出来,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韩福东:后来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凋敝了。

  朱厚泽:乡镇企业不是凋敝了。乡镇企业有两种形态。一种以温州为代表,它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的雏形,不但没有凋敝,反而一直发展下去了。另外一种形态是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搞不下去就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集体财产被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占为己有,影响很坏。

  韩福东: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块,也长期未予考虑。直到近几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才多了起来。您感觉呢?

  朱厚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没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下调整,这个选择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的财力是允许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们没有加大力度去做。政府现在办了许多不该政府办的事,不要把钱投入应由市场解决的领域。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朱厚泽生前谈话见证-胡耀邦富民政...
仁心厚泽,永留人间
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
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
胡德平:口述历史 厚泽同志在80年...
“三宽部长”朱厚泽:任期最短的...
朱厚泽:用“三宽”创造好环境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