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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厚泽同志在80年代
作者:      时间:2015-05-15   来源:
 

从初识到临别

  我们的交往像一场轮回,与朱厚泽同志从初识到临别的场景,都涉及到20世纪80年代讨论文化发展战略的一次会议。

  我第一次见厚泽同志是在1985年的上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理论界开始受到重视,传统文化的讨论也在那一年成为热点,上海率先开了一个研讨会,叫作“上海文化战略发展研讨会”,是中央支持开的。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出席的人比较多。我记得曾庆红、黄菊都参加了。

  今年430日,我去看望厚泽同志,高占祥同志、何方夫妇及两位年轻同志也在场。

  厚泽同志病危昏迷之际,他一睁眼,一张口,都那么吃力,我预先准备好的问候竟然完全忘了,只是语无伦次地说:“反正是很难受的,……支持一下,肯定是很难受的……” 占祥同志的谈话开了一个好头,他说:“您是一个开朗的人。您在我们心里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当你面这么讲,不当你面也这么讲。”占祥同志的评价,同样代表我。

  我和占祥同志都是上海文化战略研讨会的当事人。我谈起当年的场景说:“您是代表中宣部去的,高部长代表文化部也去了,我在那次会上第一次见到您。”

  我在他病榻旁回忆起这件事,意识已经不太清醒的厚泽同志立刻有了反应:“搞文化发展战略,后来小青年们要找我。在东湖,我说把他们都请来一起聊天嘛!” 这是我那天听他在医院坚持说出的最后一段比较完整的话。

  “痛心!痛心!朱厚泽同志艰难地抖动着嘴唇,和我们进行着简单的对话”。这是我那天从医院回来后的一段日记,时间距他去世只有九天。

  那天,我接着提到上海会议之后,厚泽同志的武汉之行。

  知道厚泽同志要从上海去武汉,会后我向他提出一个请求:如果去武汉调研,可否和那里《青年论坛》的社长、编辑座谈一下?了解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对改革的一些要求和意见。他欣然同意。

  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武汉市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武汉的改革气氛非常热烈,时任市长的吴官正同志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举动,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人物。那时,我作为中央整党联络小组组员被派驻武汉。《青年论坛》是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创刊于198411月,在当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重要刊物。这是一些年轻人一起创办这本杂志,我也积极支持,创刊号上有我写的一篇文章《为自由鸣炮》。

  厚泽同志这种关心舆论建设,着眼于年轻人的培养,从多方面对宣传理论人才的培养,让我很感动。

 

一生都在思考

  1985年中,中宣部部长由朱厚泽同志出任,胡耀邦把厚泽带到北戴河中央会议上,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宣传部长。”

  为什么选他来当宣传部长?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他有些想法很前卫。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富民”的省长。贵州是个穷地方,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干人”多,“干人”就是穷人里的穷人。在整党工作中,他把“富民”当作全党的根本任务来宣传,我记得这段历史,贵州是“包产到户”推广最早的省份之一,很快老百姓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1984年,在全省的一次会议上,厚泽同志说,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市场商品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这对于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做了一个省委书记的应有贡献。

  他也是最早从环境问题考虑,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问题。1984年前后,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再调入,甚至与粮食主产区省发生矛盾。贵州也是粮食调入省,生活好了,温饱解决了,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可以不再从外边调入粮食了?摘掉贫困省的帽子。朱厚泽说,我们还要调入粮食,不能小富即安。我们搞更大的农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山坡不再种粮食了,不再搞大字报田了,要种草和树了,生态的问题。我还要调入,我搞生态。

  这么高瞻远瞩,专注于全面调整,而且和种草种树生态结合起来,这在省委书记中,不多吧!省领导班子取得共识,坚持继续调入粮食24亿斤,除了用于发展传统名酒,着重用于退耕还林还草,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他还强调,必须多为农民服务,种植业调整也要以服务为先,不能简单地不让他种烟,只强迫他不种烟,他就种鸦片了。你必须得告诉他种什么好。多深刻和尖锐啊!

  19869月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十三大还没召开时,朱厚泽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他是在1986108在中宣部学习六中全会的报告时,引用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后来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这本来在六中全会已经定了。

  我觉得这证明了两点,第一,厚泽同志从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之后,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第二,他担任了省委和中央部门的第一把手之后,不仅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而且还勇于思考。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握宣传方向,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出现了矛盾、困难,他也敢于承担。

  我想这应该是党中央看重他,调他进京任宣传部长的主要原因。

  那天占祥同志在病床边说:“那时候我在文化部,您在中宣部。我到文化部后第一个请您去讲话,您讲的‘三宽’,大家热烈鼓掌。我让大家很好的领会您的精神,这个精神我是一直坚持的,我想今后文化艺术界凡事要体现您讲的这种‘三宽’。这个‘三宽’很好啊,精神很到位,所以后来我凡事按照您讲的‘三宽’去做的。”

  宽则扩大团结面,人才辈出;窄则脱离群众,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三宽”说的是文化工作,其实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争取未来的工作何尝不该这样?

 

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厚泽同志1987年初离任中央宣传部长时正当盛年。有位朋友回忆说,他向中宣部同僚发表离职感言:“一年多以前,也是在这儿,也是这些人,也是为我举行了一个会议……;那次是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而来;这次是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意愿而去……”台下,从会场的最后一排迟疑地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他接着讲,“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说着,他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据说,这时掌声就很大了。

  “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最后,可以说就是掌声雷动了。

  后来厚泽同志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又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再后来他赋闲在家,参与了许多调研工作,担任中国“三农”最大社团—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的会长,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90年代初,我调到全国工商联,做得最多的是民营经济的调查工作。记得是1994年,我们想在海南开个民营经济的讨论会。那时整个气氛对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全国思想阻力都比较大。到底是把民营企业家当资本家来看,还是作为我们党培养起来的企业家来看待,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比较暧昧,这个会一会儿让开,一会儿不让开。当然最终还是开了。我们请了厚泽同志,我们的老部长李定也去了。经济学家有萧灼基,有董辅礽,有没有厉以宁我忘了。

  可以说,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大业。就在病中,他还在探讨“中国模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他还做出这样的思考:即使中国经济发展强大了,也万万不可骄傲自满。

  21年前父亲逝世时,厚泽同志是最早一批到家里来吊唁的人之一。我还记得,他来时的步子很快、很急切的样子,但是表情却十分沉着。今天,轮到我来吊唁原中宣部的老部长,更是我的忘年交。所以,对于厚泽同志,除了敬意,还有当年那些中青年朋友难忘的情谊。

  (根据胡德平2010511与章立凡、 徐晓谈话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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