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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
作者:      时间:2015-05-15   来源:
 

时光过得真快,今年(按:2006年,作者撰文时间)已是朱厚泽走出贵州大山、定居京华的第21年。这二十来年间,中国的变化巨大,人的变化亦大。我们都已垂垂老矣。

  回忆高中后期,他所在的清华中学与我就读的中山中学两个高中毕业班,结成兄弟班,我们常去花溪联欢聚会。那时,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朱厚泽口才极好,文笔漂亮。他们办的《狂飚》壁报,张贴在进校门的迎面一堵大墙上。我们班上同学常常被他的时文吸引,伫足观看。他时年十七八岁,剃着光头,团团的脸,皮肤油黑,脸带机智微笑,言谈幽默而带机锋。他多才多艺,足球健将,游泳选手,亦有歌喉。当年他真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对象。那时,清华中学不收女生,演曹禺话剧《雷雨》时,他扮演女主角四凤,可惜我未能一睹这位“四凤”风采。

  回首当年,宛如昨日,不胜神驰。

 

  1982年隆冬季节,却是春意盎然。改革开放大业方兴,大批年轻有为、经受考验的知识型干部被推上各级领导岗位。贵州也启动省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省委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我看到朱厚泽的名字。当时他是中共贵阳市委副书记。地市要员参加省委文字工作班子,他是独一个。那次我也被抽调到起草小组工作。

  第一次开小组会后,再没见到厚泽的身影了。大家都知道,他要高升了。果然,12月底中央通知来了,任命朱厚泽为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名列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朱厚泽是贵州省委书记中第二个黔籍人。从198212月出任省委书记处书记、19853月任一把手书记,到19857月调京任中宣部部长,他在省委工作时间仅两年零八个月,是历届贵州省委书记任期最短的。

  19311月,朱厚泽出生于贵州省织金县一个书香门第,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舅父),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

  童年时,他就失去了母亲,几位姨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他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爱的。他的二姨父王定一烈士是贵州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土、地下党员;二姨熊维真是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朱厚泽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熏陶成长。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朱厚泽就读于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的清华中学,那是抗日期间疏散到大后方的一批清华大学高材生,在原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直接关注下创办的享誉西南的好学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以其天资,早早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优秀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坚持到贵阳解放。

  贵州解放后,作为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朱厚泽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贵阳市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从1949年到1964年,朱厚泽在贵州政界以年轻能干久负盛名,但提升并不快。

  196410月,急风骤雨的“四清”运动席卷贵州高原,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市委领导班子几乎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的罪状主要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作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其实,那恰恰是在贵州这个偏僻省份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先声。听一位老友讲过一个笑话,据说当时批判他“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因为他作报告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无非说明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但这话成为重要罪状。

  “四清”后期,他下放贵阳市花溪区农水局,到黔陶公社劳动,一下就是八年。后来,我去过他劳动期间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坐落在田坝中间,四壁泥巴墙面,只有一小窗孔,室内黑压压的。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攻读马列,自修英语,学电子技术书籍,还自己组装了一部电视机。那自制的小小“新产品”,没有外壳,机身裸露,然而这个新玩意,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未拥有,他却捷足先登,其乐观精神可见一斑。

  记得,“文革”期间,有一天我在贵阳街头遇见他,昂首阔步,笑声朗朗,身穿蓝色海军呢新大衣,是部队处理的那种。问他近况如何,他黠笑说:“野牛呗!”我一怔,转想才知指的是,他区别于关进“牛棚”的党政干部,是可以乱跑的“野牛”。他真是任何枷锁都套不住的犟牛!

 

  作为本籍省委书记,朱厚泽对贵州高原有着炽热的爱与深深的了解。进入省委后,他的许多见识与风格,颇为人们瞩目。

  198414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4日那天,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分析各省市特点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

  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农村包干到户的激烈争论基本过去,池必卿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在全国也颇博美誉。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初着先鞭。

  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吹发展商品经济。本来,他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我曾查《贵州日报四十年》大事记,据不完全统计,他从担任省委第二把手到一把手,个人活动见报的不到10次。但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时任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个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见1984211《贵州日报》一版头条)

  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经济工作,对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他反复在各种场合阐述农村改革要迈开第二步,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公路建设和场坝、乡镇、城市的市场建设与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

  这事,反映到我们新闻报道上也有明显转变,报纸版面上新鲜语言多了,思想也活跃了。我们以厚泽提出的“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作大标题,在报上大声疾呼,发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专业户的言论与消息报道。有些言论的标题很尖锐,比如《二贩手是二郎神》、《为“弃农经商”正名》、《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都体现了厚泽的意见。

  不同于有的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朱厚泽总是从全局高度看贵州。1984年冬天,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朱厚泽与来黔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交流时,谈起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设想。

  中办同志听后,当即问:向中央写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朱厚泽赶快写报告。随后,朱厚泽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一千多字的建议信,送给池必卿。必卿看后,非常赞同,亲自提请常委会讨论,最后以省委名义报送中央。

 

  朱厚泽作为省委书记与省委机关报的关系,在他跌宕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我躬逢其盛,在我一生新闻实践中却占了重要的有意义的一页。

  他指导工作,固然也常有指示、批评、表扬等日常性的及时指导,但他更重视给人以思想指导。他最反对只会照抄照套,人云亦云,随风转向,忽左忽右,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1985年,有一段期间,国家经济增长出现某种“过速”,中央提出加强宏观调控,有些基建项目和企业要下马。省内外报上一片“刹车”声。他和我谈话时说,宣传不要一阵风,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他比划着手势说:像水龙头一样,水大了要关点闸,但不要关死总闸。应该是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不要再“一刀切”。贵州的问题不是“过速”,而是如何继续搞活经济,并尽可能加速资源开发和充分发挥现有经济技术基础的潜力。这是贵州的省情。

  他希望宣传要把握这个指导思想。他较少给我布置具体报道题目,常常循循善诱,让你自己去思考,把报纸办活。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不可把党报凌驾于人之上,训人、压人、束缚人。

  记得,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来势汹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对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抱着警惕态度。他一方面向报纸打招呼,要冷静、实事求是进行正确宣传;另一方面,要求贵阳市委、市公安局及时纠正一些“左”的苗头,如有人在贵阳街头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裤”裤脚等错误行为。

  当时,《贵州日报》发了一条座谈会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说: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教父》,是一部“打砸抢”的教科书。朱厚泽看到这条新闻后,立即打电话到报社批评。

  我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正在泰国访问,回来后,见到我,他眼睛瞪着说,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给中外文艺作品定性?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允许百家争鸣,谁也没资格当裁判官!

  有时,他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那一套官架子,认为是低级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学者,喜欢务虚,谈实际工作,往往从理论高度同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你有事找他,打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秘书把关”。听说,1985年他与当时刚上任的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人小说的生动素材!(龙志毅长篇小说《政界》就有这个影子)这是朱厚泽的一种风格,一种工作方法。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

  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

  在结束此文时,偶见一份手记,是厚泽的老同学写的: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避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

  读到这传神的几笔勾画,我才知“山之骨”之说,不是始于前信,原来早就有此语。他出生于乌蒙山区,“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

 

  200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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