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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通:生命的颜色
作者:      时间:2015-05-15   来源:
 

  离休21年、被誉为党内“好人”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朱厚泽,59日凌晨病逝,享年80岁。当夜,北京暴雨骤降,电闪雷鸣;窗外,被打落的白色丁香洒了一地。

  此前,被查出口腔鳞癌转移的朱厚泽春节前住进北京医院,一个星期前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去世两天前,已插上呼吸机而不能言语的他,曾在板子上写下“马上回家”四个字。

  逝世前几个小时,由于不能前来,95岁高龄的经济学家于光远致朱厚泽夫人熊振群的慰问信函,正由秘书揣着赶赴医院。他的离去,令许多友人,觉得“太快”。

  家属说,病重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曾到医院探望。而59日一早,胡耀邦遗孀李昭及子女送去花篮。510日傍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中组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等个人和单位的花篮,也被送入位于万寿路甲15号的朱家客厅。

  朱厚泽生前曾有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根据朱夫人意愿,511日上午在北京医院北楼告别厅,可以个人身份再“看一看”。

  厅内肃穆安静,朱厚泽躺在两千朵白玫瑰做成的花床上。家属仅口头通知极少数亲友,而最后到场近千人。一些老人执意前往送别这位“年轻人”,比如92岁的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

  “他是难得的好人。”于光远秘书胡冀燕说。而朱厚泽去世后,护工小高给经常陪伴朱的一位友人发短信说:接触过这么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么明大理、尊重人、善良的老人。

  遗体送别仪式上,施光南创作的《多情的土地》,取代哀乐,在家里客厅和吊唁厅中播放。朱厚泽病逝当天正好是西方的母亲节,年幼丧母的他,也将很快实现回乡的愿望。

 

 

  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厚泽在家乡贵州工作了36年,而在政治中心北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仅有4年半。19857月,他去职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部长。

  当年7月,时任中宣部官员的郑仲兵在办公楼里遇到一个五十开外的陌生人,穿着一件半新不旧蓝布紧袖的工作服。这来自西南边陲、一副“烧锅炉的”模样的新部长形象,此前已被见过的同事私下流传。

  “你上几层?”新部长问。

  “十一层。”郑仲兵回答。

  “啊,是理论局的,高高在上嘛。”朱厚泽打趣说。

  至今,留在郑仲兵脑海中的朱厚泽,仍然是有一颗常人心、一副常人态的老师和朋友。

  但是有半年的时间,这位新部长却几乎不说话,而是穿梭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听各种意见甚至争吵,直到1986年才开始“讲一点话”。在当年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

  他在发言中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这一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和“文革”结束十周年。

  直至19872月,朱厚泽在中宣部呆了一年半。因为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使朱此后的其他身份经常被忽略。他后来转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又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被公认演说能力超群的朱厚泽,却是话最少的一个,更多的时候他总在聆听。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朱厚泽是“思考越深越痛苦”。

  这位“年轻”的老人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此时的朱厚泽往往是快乐的。“年轻朋友开一个小会请他,他也会到场。”青年学者余世存说。511日,吊唁厅的肃静,也一度被一青年的哭声打破,这位青年哭喊说:“朱部长,我们爱你!”

在吊唁现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就回忆起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到基层同青年人座谈办报的旧事。即使已住进医院,这个80岁的老人还跟《贵阳晚报》的年轻记者赵丹霞来来回回发短信,当时赵正在西藏出差,他们讨论起西藏人的信仰。

 

 

  在离休的21年里,朱厚泽的脚步几乎未曾停歇。在2009年被查出病症之前,他甚至一年有二百多天都在外地。他自己订票坐车找饭店,几乎从不带秘书出门,但陪伴左右的一定有照相机。

  自19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他开始热衷摄影,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摄影作品中为其精选出版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

  “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的女儿朱玫说。此前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时也有个习惯——以各种座谈会取代一般工作会议,思想观点充分碰撞。

  这本影集,也是这位前宣传部长公开出版的唯一书籍。现在能搜索到的朱厚泽的公开文章,不过十余篇。

  “他是‘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一位友人说。直至此次病逝,朱此前反复修改但最终仍未收入某部书中的一篇文章,才得以由该书编者公布。

  有多位友人曾建议他编集子,但遭到拒绝。余世存也曾受托去做说服工作。“但说到他的自传或口述自传,他就绕开话题,只说自己太忙,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的摄影集都是“散篇作品”,翻完几张跨页的云海图,便很快会“从天上跌落到人间”——普通百姓面庞,脏乱的农村人家。“他没有书生气和贵族气,一直跟平民大众的心相通。”余世存说。

  朱厚泽曾概括中国改革历程为:从国家回归社会,从官方回到民间。他曾为中小企业和农民企业家鼓与呼,并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感到担忧。

  多位亲友证实,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朱正在思考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和以前一样,朱厚泽仍关注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

  很难有人能探究他的心境。两个月前,在医院里,朱厚泽和余世存这对相差38岁的忘年交说起大理苍山西边的千年的核桃树。余世存说:“他劝我去看看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核桃树。”这些核桃树在过去的岁月中,默默养活了当地的百姓。

  不过这些来不及细说,他们就匆匆告别。老人握着年轻人的手说:你不要来了,赶紧做自己的事,读书,好好想问题。

 

 

  朱厚泽研究的领域,宽而杂。家中的四个书柜,大致以中国研究、苏东研究、西方政治学、外国历史划分。

  这位学历史和地理出身的共产党官员,也对科学技术格外关注。每期的数码杂志,是他必看的刊物。1976年,他自己成功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电脑尚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过花甲的他已学会上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

  “我妈妈最不高兴,说他是老网虫,吃饭都不下来。”女儿朱玫说。2005年,75岁的朱厚泽还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在开博日志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检验。”

哪怕在与外界隔绝的病房,来访的客人总要被要求分享外界的信息。

  427日,一位友人说起刚刚升空的美国太空飞机。当时言语已有困难的老人,接连问了几个问题,比如这会不会改变武器游戏规则,令该友人一时答不上来。第二天,朱厚泽还再次问起。

  实际上,他关心政治,但不完全都是政治。在北京,他不仅参加老人们的研讨,还喜欢与女儿一起参加艺术沙龙,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前卫艺术聚集之地“798”。“他会一个一个展馆地看过去,他对那些东西从来不会拒绝和排斥,还到处拍照。”朱玫说。

  而朱厚泽自己,则是在用一生实践对美和自由的追求。除了喜欢美术和摄影,这位老人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出身书香世家的他曾当过文工团长,在各种场合,他也时常会快乐地展现他的男高音。

“人可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可以选择生命的颜色。”他的一位友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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