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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真理标准大讨论 绕不开胡耀邦 离不开邓小平
作者:王强华 孙长江 张义德 马立诚等      时间:2008-05-09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这是一个半开半掩的门,这个门只开了1/3.也许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世人瞩目的,但是政治体制、法理体制的发展,我们还有2/3的工作要做,我们要把大门敞开。 我们为这个国家美好的未来而祈祷、而期待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解放;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思想解放,就会引导人们创造什么样的时代。”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为从30年思想解放历程中寻求继续前行的动能,凝聚共识,再续推力,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4月27日,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主办《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30周年纪念论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期望。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多功能厅举行,15位与会嘉宾畅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本次论坛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主要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展开。下午,与会学者回顾了30年改革脉络。此次论坛是南方都市报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而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年底将举行“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颁奖典礼”。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没有一个字提到“两个凡是”,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光明日报》的文章,但都明白,是针对“两个凡是”,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引自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真理标准大讨论)我认为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不想让他出来工作……我觉得就是邓小平那一句话,开始不少人反对,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逐步接受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责任编辑王强华

  主持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整整说了30年,这30年祖国上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适应时代,承前启后,将是我们本次论坛的意义所在。

  今天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三十周年纪念论坛,我们将秉承解放思想的精神,请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

  下面正式进入到论坛的主题发言环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上午的嘉宾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

  嘉宾主持贺卫方:下一步再解放思想到底解放什么?解放思想倡导者、我们本身的思想是否解放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非常荣幸,今天上午的三个主题发言人,都是创造这段历史的人物,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有一本书叫做《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改革开放30年,在这个会场上,聚集了好几位让我们非常尊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所以,我很荣幸地来向大家介绍,今天上午的三位主题发言人,他们都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作者和最重要的编辑。

  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一位发言人,他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责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后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王强华先生。

真理标准大讨论 小平一表态 各诸侯齐支持

  小平把它当例子来说

  王强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责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后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30年前,我们党和国家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公认的。但在具体确定邓小平的地位时,出现了不同意见:邓小平是支持者,邓小平是领导者和支持者,邓小平是发动者和领导者。产生不同意见,我觉得并不奇怪,可能是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所以,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一谈。我把我认识、我知道的事情讲一下。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我觉得可以得出这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第二个结论是,邓小平是把真理标准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来举的。就是说,搞这个讨论,如果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到斗争发展的前景,它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我认为邓小平是把这个思想当做例子来说的。

  那么,这个发展前景是什么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华国锋的辞职,以及我们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我就不讲了。所以,从方法论来看,真理标准讨论作为一个讨论,它有它自己特定的性质、特定的特点,不是任何一个讨论可以比拟的。

  没有红头文件动员大会

  那么,真理标准讨论有几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你说是讨论,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公开出来的基本是一种声音,就拿我们《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以后,总编辑杨西光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没有人跑来说支持你们,更没有在报纸上提出对这个不同的意见,一片沉寂,基本上是一片沉寂。

  二十几天后,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了,看得出来他讲那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5月30日,邓小平找帮他起草的同志讲话,他说我要重点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另外提到,现在真理标准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第二天,邓小平审阅了为他起草的那个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来信,然后就给华楠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讲四个问题,请你考虑。华楠是当时《解放军报》的社长,解放军总政的副主任,当然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了。6月2日,邓小平按照他的计划讲了那一通话,没有一个字提到“两个凡是”,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光明日报》的文章,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是针对“两个凡是”,是支持文章的。

  我记得杨西光跟我说过,当天晚上(6月2日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可能是哪一个部队的副司令员,给杨西光打电话,像报喜一样,说小平同志讲话了,支持你们的。这样杨西光心中一块石头就落下了。

  传统地看的话,讨论总得有几个人在一起,在会议上张三说、李四说,或者是在报上说。那么,等到邓小平一说话以后,那边也不怎么讲话了,也没有听说谁发表声明反对讲话。这个真理标准讨论既没有红头文件,据我知道的也没有开大会动员,这个讨论就这么在全国搞起来了。

  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

  这个讨论还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各路诸侯纷纷表态。当时有一个省的省委书记,通过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就问你们这个文章有什么背景?那个时候老是在背后摸底,后来我问杨西光怎么办?他说不跟他说。但什么话都不说也不行,我自作主张地就说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是杨西光定的稿。那么,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真理标准讨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后来又夹杂了思想、认识、理论问题等交织在一起,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认为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搞“两个凡是”,不想让他出来工作。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何必搞那么复杂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问题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邓小平那一句话,开始不少人反对,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逐步接受了。当时是27个省、市、自治区,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十个大军区司令员,包括我们许世友这样的开国元勋也出来表态,为什么表态呢?包括我刚才讲的有个书记来打听背景,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完了以后,再加上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讨论,华国锋才下台。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中国的特色,你说在当时情况之下,华国锋是中央主席,而且不光他一个人,你能开大会来批他吗?能直截了当点“两个凡是”吗?所以,邓小平以他个人的威望,他是特例,他讲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心领神会,心知肚明。所以,一表态就是这么回事。

  30年前改革开放,发轫于这一场大讨论。如嘉宾主持贺卫方所言,“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文章的发表需要多大的勇气。”

  30年后,我们梳理思绪,准备再次擎起解放思想之旗时,厘清历史尘埃中的事件真实轮廓,重温前辈们的话语和勇气,无疑能为我们斩却犹豫彷徨,撕开混沌迷雾,坚定前行决心。

  论坛开始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孙长江、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任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辑张义德,为我们带来最贴近最真实的回忆。

  解放思想·回顾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启动,迄今已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来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无不由解放思想肇始。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为标志。这次思想大解放比较特殊的背景是,中国要从长期“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乐章。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基础上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从此,中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一个是组织枷锁,就是大量的冤假错案。

  ———1977年6月,胡耀邦

  说胡耀邦同志是这篇文章的推动和组织者,丝毫没有贬低邓小平的意义,因为邓小平是支持的啊,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孙长江

  嘉宾主持贺卫方:我们听了王老非常平静、富有细节化的风格,告诉我们一个历史,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文章的发表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应该再次向王老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

  这可以说是一篇伟大的文章,富有勇气的文章的诞生,也离不开学者,做理论工作研究的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了,政治家的重要性在这个国家也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特别高兴,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当时在中央党校研究室工作的孙长江先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在这里有请孙老。

这篇文章是当时路线斗争的需要
孙长江认为,谈思想解放的破局不能绕开胡耀邦

  “有一个人物,很艰苦地思考问题”

  孙长江: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不能绕开胡耀邦,要讲中国的解放思想,也不能跳开胡耀邦。我今天的发言就想讲一下,胡耀邦和真理标准讨论。标题是“胡耀邦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关系”,副标题叫做“纪念解放思想30周年,怀念耀邦同志”。

  1978年,中国是一个转折时期。那个时候有个特点: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然后隔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将近三年以后就是1978年。中国社会上,大家都在思考、议论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那么贫穷、那么崩溃,怎么办?中国怎么往前走?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想谁能够挽回这种局面呢?希望邓小平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把经济改变过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冤假错案非常多。大家一见面就谈这些问题,一个是邓小平能不能出来工作,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能不能平反。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要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派”。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再一个就是晚年毛泽东。有一个人物,思想比较敏感,很艰苦地思考问题,想着党心、民心的人,这个人就是胡耀邦。

  “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

  1977年的5月中旬,在中央党校一次党校教学会议,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耀邦说我是想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发言的地方。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历史理论刊物,你们同不同意?我想办几个刊物这几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来抓。这是1977年5月中旬,他就办这个《理论动态》了。当时的《理论动态》是第一个提出来要重新考虑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

  1977年6月,胡耀邦曾经和来他家的朋友讲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一个是组织枷锁,就是大量的冤假错案。打破这两个枷锁,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党和国家的复兴,非此莫属。所以,胡耀邦的贡献有两条,一条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有一个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

  因“唯一”两字,文章当时被批得很凶

  这已经提到晚年毛泽东的问题了。1978年2月,耀邦同志对组织部的同志讲,照毛主席晚年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去执行,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全国人心涣散,互相戒备,互相斗气,我们的国家任何现代化都别想实现。因此,不愿意亡党亡国的人都要挺身出来,打碎这两个枷锁。

  后来,叶剑英同志提议,所谓党校要研究党史,研究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的路线斗争历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当时中央党校的党史教研室搞了一个提纲,交给耀邦,耀邦说这个不行,都是照抄文件,要按照事实。当时刚开十一大,还是肯定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胡耀邦就让吴江组织一个研究班,重新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耀邦同志给小组成员讲了两条原则,一个是小平同志讲的、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个是真理要靠实践来检验。这是研究党史的两个原则,有人就误会了,以为检验真理的路线斗争要有两个标准,以为一个标准是毛主席的,一个标准是这样。

  那时候我跟吴江讲,这样不行啊,这样搞两个标准就有矛盾,当时我跟吴教授就定了,我们要写一篇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特别强调“唯一”两个字,当时这个文章被批得很凶,也是因为这两个字。有人说“唯一”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就是要“砍旗”。所以要理解这篇文章,“唯一”这两个字是精神核心。

  我从头到尾都参与过来的。当时《光明日报》送来了胡福明同志的文章,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文章标题也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说一个问题,当时这两个原稿,一个原稿是《光明日报》的原稿,就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个是党校的原稿,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这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当时,吴冷西(1976年10月参加负责筹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临时领导小组工作,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电话打过来以后,我和吴江商量,我们要赶紧回答他的问题,要不然将来被打倒了就没法说话了,所以赶紧策划第二篇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篇文章。后来给《解放军报》,他们登了,也没请示胡耀邦,回避这个。所以我们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只关注第一篇文章。

  “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我曾经和胡福明同志说过,我说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是当时路线斗争的需要。说胡耀邦同志是这篇文章的推动和组织者,丝毫没有贬低邓小平的意义,因为邓小平是支持的啊,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事情就完蛋了。一开始,邓小平提出完整的、准确的标准,使得有可能打破“两个凡是”。

  但是,完整、准确的并没有解决问题。思想解放的破局,我们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但是不能绕开胡耀邦。这不是争功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是他的老部下,这是事实。历史不能随便改变,耀邦同志是组织、推动者,这是中央的结论,一点没有贬低耀邦同志的地位,也没有贬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是讨论取得胜利的一个保证。

  主持人贺卫方:谢谢孙老。中央党校是解放思想的学校,孙老也是思想解放学者中,非常杰出的代表。当然,我希望中央党校的朋友们可以继承前辈的精神。我们应该向孙老再一次表示敬意。

  下面这一位是光明日报高级编辑、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任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辑张义德先生。有请张老!

“发表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拍的板”
张义德称,最初文章发表时邓小平并没注意,争议产生后在会议上表示支持

“两个凡是”,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张义德:“两个凡是”,这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就是提出“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同志也没有做到。“两个凡是”,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你就得照办;毛主席作出的决策,你也得照办。

  可能大家也知道,在“文革”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文件,就是(国家领导人)逝世后遗体要火化的问题。这个文件是毛主席头一个签的名,周恩来、刘少奇都签了名了。这个问题都不是秘密啊,在党内传得挺广的,很多人都知道。

  这就是说,中央领导人从毛主席开始,就有这么一个打算,就是去世以后遗体要火化。那么,华国锋主张盖毛主席纪念堂,就是保留毛主席遗体,就是不火化。所以,就是华国锋同志,也没有做到“两个凡是”。

  《理论动态》先发表,主要是解决转载问题

  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的关系是有不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批准的,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先发布的。为什么呢?当时胡耀邦同志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理论动态》不转载其他报刊上的文章,那只能是它先发。第二天,就是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因为当时我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时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主要是一个转载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这几个中央级大报,都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但是《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没有这个先例啊,而且他们也不敢转。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先发表,然后《光明日报》才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光明日报》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纸,但是《理论动态》是一个内部刊物。

  当时,因为有《理论动态》先发表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是要经过胡耀邦同志批准的。胡耀邦同志要事先看过,他同意了才可以发表。他不同意,当时是发不出来的。

  “文章发表时邓小平不知道”

  到底真理标准讨论跟胡耀邦和邓小平是什么关系呢?我这么看,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拍的板,在《理论动态》发表后,《光明日报》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但是,作为真理标准讨论的范围是很广的,刚才王强华讲了,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么半年多有多少啊?从5月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舆论准备了。

  那么,邓小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说了,文章发表时邓小平不知道,那么发表前就更不知道了。

  这是1978年,大概是秋天,在作协的核心组会议上,邓小平有个讲话,是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啊,后来,有人反对,我才找出来看一下,这不误导嘛,这观点正确嘛。所以,我就在6月2日,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里面,支持了一下。那么,在6月2日之前,实际上邓小平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整个的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在这之前讲了很多话,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跟胡耀邦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整个真理标准讨论是邓小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贺卫方:张老登台的细节,大家都可以注意到,可以想象张老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我们也为北大有这样一个值得尊重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过贡献的前辈、校友表示由衷地欣慰和敬意。

中国改革的动力,大部分来自民间,不是来自上面的

  主持人贺卫方:接下来,我们请马立诚先生为上午的三位主题发言人做个简要的点评。

  马立诚(著名政论家):我讲4点。

  第一点,今天举行这样一个“寻求破局新路”的大会,我觉得说明了汪洋主政广东以后,中国出现了新气象。

  第二点,真理标准讨论,是党内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者是一个启蒙事件。这篇文章(“实文”)是不是胡耀邦布置的题目?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邓小平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是从北到南,从中央党校到南京,还有《光明日报》的同仁的一个共识。孙长江、王强华、张义德等诸位先生都很客气地说,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常识,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我很同意,但是在普通的常识、正常的知识都寸步难行的时代,你把这个正常的知识、常识讲出来,就无异于一场革命。法兰克福学派给“启蒙”做的定义是,启蒙就是用知识代替神话。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党内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发动的启蒙。

  与这篇文章问世前后的同时,中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一个是16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回城以后,走投无路,自谋生路。结果,中国的个体户、私营经济破土而出。第二个,就是这一年11月份的小岗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了生死协议———包产到户。从这一年文章问世前后的几件大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的动力,大部分是来自民间,不是来自上面的!30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是下面的力量冲破条条框框,引起了上面的斗争,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上面表一个态度支持。上面总的来说是比较被动的,是需要下面提出的。

  因此,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我们的角度可以变一下,不一定非要争是谁领导的。我们要看出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哪。在今天,下面还有,比如说直选乡长,就是创造的。现在,有人说,只选乡长违背《宪法》第101条。第101条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压制了乡镇一级的选民,所以是违法的。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像当初那样,寻求破局之路一样,支持改革中的创新,打破新的故步自封,打破新的“凡是”。

  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胡耀邦显示了他的锋芒、威力和开拓精神

  第三点,在胡耀邦得知这篇文章起草的时候,他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文章最后发表的前夕,他两次亲笔修改。在文章发表以后,胡耀邦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这是哪个中央领导?还点名了胡耀邦的名字,当然最大的压力出在胡耀邦身上。同时,有人认为胡耀邦是一个激情有余、思考不足的人物,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已经显示了他的锋芒、威力和开拓精神。

  需要发扬当初真理讨论的精神,才能打破固步自封

  第四点,今天的瓶颈在哪里?我们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当然要着眼于今天,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从这样的角度认识和评估一些事件,才会对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作用。历史当然不会重复了,但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仍然要1978年那样的思想解放。实践、问题没有中断,思想解放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比如说在新的实践里面,我们遇到一个电子民主问题。公民用互联网、手机等等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质疑和批评。不是有很多的地方用压制或者是逮捕的办法,来对付电子民主吗?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呢?太需要了。我们不能不谈到,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第一个倡导思想解放,汪洋这样做,就是承继了1978年思想解放的思想和精髓,他邀请了给省政府“拍砖”的28位网民当面座谈,说“欢迎拍砖”。我看在政治光谱上,这个颜色差异太大了。

  当时的瓶颈是“两个凡是”,那么今天瓶颈是什么呢?我们都应该集思广益,在这个问题上动个脑筋。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财富增长很快,但是公平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要求不断得到满足,政治的需求日益强烈;干部教育不断加强,但腐败现象日益蔓延。

  比如说遏制腐败,解决决策体制、政治体制、干部体制方面的问题,落实科学发展、依法治国的问题,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发扬当初真理讨论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打破固步自封。

思想解放离不开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大学的自治

  主持人贺卫方:非常感谢马立诚先生要言不烦,充满、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点评。今天上午的主题发言和评论都接近了尾声,作为主持人,我感觉到特别荣耀,能够在这样非常重要的场合主持。同时,我觉得今天上午的讨论,可以说是提出了非常重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了解了历史,而且深化了我们对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的关注。

  说到思想解放,我们对“解放”这个词饶有兴味。1949年后我们就说解放后,在此之前我们是被捆绑住手脚的,到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后,我们就解放了,解放的力度很大,我们废除了财产的私有制。我们有了最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跟着他前进就没有问题。“文革”中有部电影有句台词,有一个工人解放之后,他说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解放?什么才是解放?解放的标准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在探索,我们有过一些说法叫做自由,解放和自由是怎样的关系?

  像马克思所构思的那个未来的、人人都享有最高度的自由、所有人的解放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前提,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涉及到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非常根本的问题。

  我真的感觉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过去感觉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破冰状态,我们的前辈为破冰做出了很大努力,现在这个担子落到了我们新一代的人身上,我们怎样寻求思想解放的道路?我想,这次活动在北京大学举办,也有我自己可以想象到的含义在里面。

  其实,思想解放离不开学术的自由、学术的独立、大学的自治。如果我们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面,我们可以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在课堂上,在学者的写作里面,不能够真正地畅所欲言,不能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的目标,我们就谈不上思想解放。大学里面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进步,有着非常深切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是我自己的启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给予表达的机会

  第二个启发,我觉得是我们政治话语的变革,其实是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变革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其实是由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这套语言构造而成的。所以,我们每次改革都离不开语言方面出现的突破。新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语言的变化会不会有一个趋势,逐渐有一天,我们干脆别说这种“中国特色”的话,我们就说全世界都说的话。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其实我特别赞成在座的各位老先生,他们当年用的这样一个命题,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编辑,不是报社的社长,而是实践。它有一个时间差,必须让我把话说出来、把观点表达出来,再交由实践检验,而不是说我们还没有表达出来,就来检验我们、考察我们,就由你来判断对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是非常了不起的命题,非常伟大的命题,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真理讨论的深切的意义所在。

  我们还有2/3的工作要做,我们要把大门敞开

  我们活动的LOGO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半开半掩的门,这个门只开了1/3.也许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世人瞩目的,但是政治体制、法理体制的发展,我们还有2/3的工作要做,我们要把大门敞开。

  我们为这个国家美好的未来而祈祷、而期待,谢谢大家!

A特03-A特13版

  论坛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韩福东 南香红 陈亮 虞伟 上官敫铭

  实习生 张磊 郑洁芹 梁嘉琳 郑晓艳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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