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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落实干部政策,必须执行“两个不管”(1)原则
作者:      时间:2016-02-23   来源: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胡耀邦

第一,这次会议意义重大

为什么说这次会议的意义重大呢?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写信和上访的人很多,粉碎“四人帮”以后更多。我们中央组织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对这种情况应当怎么看?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情况比较复杂。上访的人,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陷害的,或者是被林彪、“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伤害的。他们拖儿带女,忍饥受寒,甚至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赴京上省,申诉自己的冤屈。他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相信搞信访工作的同志,能够伸张正义,帮助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信访工作很难开展,许多申诉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少人回去后反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上访的人中,也有一些是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坏蛋。他们打着“上访”的旗号,诬陷革命干部和群众,达不到目的,就寻机闹事,冲击信访机关,强占接待室,殴打接待人员。这两种情况,都使我们许多做信访工作的同志很难受,很义愤。明知是应当处理的案件,也不好办,不能办,不敢办。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眼看到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受到如此严重损害的情景,真是痛心得很。

华主席、党中央领导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来信来访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央组织部接触的情况看,去年底以前,每月来信一千多件,现在上升到八千多件;来访的由每天二、三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多人。反映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申诉自己的问题,要求昭雪平反冤、错案件。这是大量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二是揭发、控告某些领导人在揭、批、查运动中捂盖子,压群众,或者是检举某些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这一类约占百分之二十。三是对如何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提出许多建议,对一些政策问题、工作问题提出不少意见。这一类约占百分之十。在这些来信来访中,尽管有的人反映的情况不完全属实,有的要求过高,也有个别无理取闹、诬告好人的。但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可靠的,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也是积极的、可取的。

粉碎“四人帮”前后,信访工作出现的这种大变化,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第一,说明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党,充满着信赖。坚信我们的党能够坚定不移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信我们党有决心、有魄力拨乱反正,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恶果。第二,说明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对有利于抓纲治国,促进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事,就积极发表意见;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第三,说明我们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正在逐步得到恢复,毛主席所期望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又重新开始出现。这种正常的民主生活,是我们党兴旺发达,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

这次会议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华主席、党中央很关心,汪副主席(2)亲自主持,并且作了很重要的讲话。大家又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的有关指示。如果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好办,不能办,不敢办,现在,情况和条件完全不同了,我们就应该努力办,大胆办,认真办。当然,为了把事情办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清楚,统一认识,找出办法。我相信,只要我们群策群力,千方百计,采取有力措施,信访工作就一定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为抓纲治国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来信来访中,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因此,我主要是讲讲这个问题。

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要落实政策,有多少冤案、错案、假案,我们没有要各地统计。一是一时难于统计清楚,二是免得分散下面同志抓紧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我现在讲点情况。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六,上海市占百分之十八,陕西、甘肃各占百分之十二。有的省、市比例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如果按百分之十五估算,全国各类脱产干部受审查的,就有二百多万人,加上不脱产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从复查的情况看,受审查的人中,需要落实政策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许多案件真是骇人听闻。举几个例子。河北丘县,共十二万人口,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被打成“国民党”的四千四百余人,长期被关的二千二百多人,致死的四百余人,致残的五百三十多人,扫地出门的一千五百多人。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寄出的假材料涉及十七个省,一百三十多个县,二十三个部队。黑龙江有个二万二千人口的嘉阴县,在“清队”(3)中被关押、批斗的有五百多人,被打成叛、特、反、坏分子的四百人。天津碱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抓“叛徒、特务、走资派”,制造了二十七起冤、错案件,被诬陷的干部、职工有九百三十四人,其中被拘禁、关押的一百零七人。辽宁省的冤案、错案有一千多起,牵连到的干部四万七千多人。全省致死的两万多人。

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落实干部政策。从全党看,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实际上才开始搞。上海是做得比较好的,市委最近有个报告说,到六月底止,被审查的干部已结案的有二万四千多人,尚待复查的还有六万人。因此,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又不能高估。

明年是建国三十周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关键的一年。我们想,争取在明年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基本做完。工作一定要抓紧,慢慢吞吞、拖拖拉拉不好;但是催得太急,就容易浮皮潦草,搞虚假的东西,也不好。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有些地方落实政策搞得好,有些地方不那么好,甚至很不好?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共产党员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几十年来,我们党做任何事情,都是讲实事求是的。搞民主革命,靠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还是靠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违背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要大力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在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上,反复要求我们,应当严肃认真尽快妥善处理。需要作出结论的要尽快作出。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华主席还多次重申毛主席的指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消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华主席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掌握,更好地付诸实践。同志们,你们看,华主席、党中央的这些话,说得何等清楚啊!有方针,有政策,有界限,有办法,有要求。问题就在于我们付诸实践怎么样。现在竟然有人说“没有文件”,“不了解意图”,“不知道精神”。这种说法,讲轻一点是思想糊涂,讲重一点是不负责任!

为什么有人对落实干部政策总是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呢?就我们的同志来说,我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有私心杂念。认识问题比较好解决,私心杂念问题就难一些。我这里说的私心杂念,主要是指有些同志过去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伤了一些同志,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他们口头上也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办了错案,做了错事,输了理,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错了就改,改了就好。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要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同坏人坏事斗,同错误倾向斗。在斗争中,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要头脑冷静,讲究政策,把方法搞稳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在斗争中都很难避免遇到两种情况,一是挨错斗,二是斗错人。挨错了斗,固然很不好受,但也可以受到锻炼。给你平反了,你就应当心情舒畅,鼓足干劲,为党工作。如果对过去受的委屈,老是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把心思纠缠在这上面,我看犯不着,一点好处也没有。至于斗错了人,一要改正,二要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同志有时为什么会错斗自己的同志呢?我看大体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一是粗枝大叶,不作调查;二是主观猜疑,贸然从事;三是偏听偏信,没有核实;四是头脑发热,感情用事;五是关系不好,趁机出气;六是宁“左”勿右,无限上纲;七是遇到压力,丢了原则;八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好好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养成实事求是,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好思想、好作风,对党的事业、对自己都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这些人,在一生中办的错事是很多的。要革命,要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我自己在对人的处理上,就犯过不少错误。延安时期,我搞组织工作,错误处理过几个干部;解放初期,在川北工作期间,也批过几个案件,后来证明是假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对几个干部的处理,很不恰当;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但是在写证明材料时,对两三个同志也说过不符合实际的错话。对这些事,我至今感到不安。对革命者说来,问题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错了就改。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在我们党内,有的人整人整得不少,整错了又不肯改正,不主动解放被错整的同志,结果自己也不得解放,别人不想打倒他,最后自己毁坏了自己。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这是第二点。

现在,需要落实干部政策的人还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成堆,这些问题怎么办?

有同志问,“四清”(4)中的错案可不可以纠正?“四清”运动教育和挽救了不少犯错误的干部,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阵地,成绩是很大的。但也有一些地区和单位,在一段时间内,把干部队伍中的问题看得过重,对有些同志的问题定性不当,处理偏重,伤害了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今年八月一日中央在批复贵州省委的一个请示报告中作了批示,明确指出:现在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这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干部、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团结,巩固“四清”成果,都是十分必要的。中央这个批示的精神,对全国都是适用的。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有同志问,反右派斗争中真正搞错了的可不可以改过来?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华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5),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6),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提到,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华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多次同我谈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还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有同志问,在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中,有人借口落实政策,有错也不认账,提出许多无理的要求,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讨价还价,向党伸手要官要地位,怎么办?这种情况可怕不可怕?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是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你确有错误,有问题,你不承认,是你不实事求是。我迁就你,包庇你,岂不是我也不实事求是了吗?所谓留“尾巴”,也是这样。你确有问题、有错误,这个“尾巴”是你本来就有的,你硬说没有,这不是实事求是。你没有“尾巴”,硬给你按上一个,也不是实事求是。你提出无理的要求,甚至向党伸手,是你不顾大局,这叫什么实事求是?我迁就了你,我把实事求是丢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同志,对落实政策中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要敢于抵制,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说服不听,就批评,批评再不听,就可以拿到党组织中去辩论。说来说去,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要达到华主席、党中央的要求,非搞实事求是不可。坚持正确的,要靠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也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大家都坚持这种态度,落实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诸如材料处理问题、补发工资问题、子女安排问题,等等,都是不难解决的。这是第三点。

还有同志问,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这么大,要办的事那么多,人手这么少,怎么办?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大家动手,全党办案。现在,全国县和相当于县以上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单位,有几万个。如果平均一个单位办好一、两百个案子,全国一年就是几百万个。做到了这一点,明年把这个工作基本上做完,是大有希望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同志不敢办,不会办。这就要靠上面的党委,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典型示范。毛主席告诉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落实干部政策,单靠开会、作决议、发指示、提要求还不够,还要领导亲自动手,解决一些老大难案件,作出样子,下面就可以跟着学。学你那个敢于坚持原则、拨乱反正的实事求是精神,学你那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好作风。大家都这样做,我们的事情就可以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是第四点。

我还想附带讲一点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对人的处理问题。

现在全党还在搞清查定案,搞“双打”。这件事,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做好。对那些追随林彪、“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特别是那些拒不悔改的人;对那些打砸抢首恶分子;那些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那些严重违法乱纪,民愤很大,特别是至今还目无党纪国法,继续为非作歹的分子,必须坚决揭露,严肃处理。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但是,对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诚恳检讨,认真改正,就要从宽处理。对那些群众意见较大,不适宜做现任工作的,可以采取调动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任何人,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搞逼供信,不要牵连他们无辜的家属和子女。我们决不可重复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错误的政策和方法。只要我们认真做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就能够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了这个局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第三,对同志们提几点希望

我们党的信访工作和信访机构,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倡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老人家规定了信访工作的路线和方针,还亲自处理来信,接见来访,坚决反对对群众来信来访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敬爱的周总理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花了很多心血。我们处理来信来访的干部队伍,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长期培育、锻炼出来的,全国已经有十多万人。大家在党委的领导下,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为人民做了非常有益的事情。实践证明,这是一支很好的队伍。

现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对信访工作的要求更高了,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工作的特点和意义,提高自觉性,把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得更好。

信访工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来信来访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涉及的问题很广泛,情况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做这个工作的同志,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非常负责的精神,付出艰苦的劳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甚至挨骂、受“气”。这一点,在座的同志,体会比我深刻得多。做革命工作,总会有困难,会遇到麻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这个。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再困难、再麻烦也要去做。有了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我们办信访,就能够不辞一切劳苦,力求把自己经手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地办稳妥、办出结果来。当然,工作是繁忙的,但是,再忙,也要注意调查研究,切不可粗心大意。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差错。办一百件来信来访,发生一、两次偏差或错误,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难免的。问题是,一旦发现差错,就要勇于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会不会有人抓住一两件错事,打“棍子”、扣“帽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呢?“四人帮”横行的那种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应当有这种担心。如果真的有人打“棍子”、扣“帽子”,那也不怕。有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有经过几次路线斗争锻炼、大大提高了觉悟的群众说公道话,我们就什么也不怕。我们是共产党人,就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样,无私无畏地去战斗,去工作。

信访工作又是一件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天天要接触许多来信来访,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要求,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说话、办事都要符合实际,符合党的政策;也只有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才能把问题解决好。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要求我们准确地鉴别来信来访中的是非真伪,妥善地处理问题。正确的意见和要求,就旗帜鲜明,坚决支持,认真解决。有的同志长期受冤屈,心里有气,要善于体谅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避免感情用事。有的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让人把话讲完,然后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说服,以理服人,不能压服,靠压是不能服人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学习,通过办理来信来访的实践,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学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来访者的思想工作,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

信访工作也是一件保持我们党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的过硬工作。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把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通过处理来信来访,经常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体察群众的疾苦,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这对于执政的党极为重要。干部、群众找上门来,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考验。我们应当不辜负人民的期望,经得住这样的考验。该办的事一定要办,该平反的冤、错案件坚决帮助平反,该处理的坏人坏事要敢于严肃处理。在这里,官僚主义的态度是不行的。历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上面的官僚主义,常常是下面那些坏人坏事的保护伞。而那些专门干坏事的人,又总是希望领导机关多一些官僚主义,他们才好钻空子。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我相信,我们搞信访工作的同志,是讲党性的,一定会注意密切联系群众,避免官僚主义;一定会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一定会在这两个方面炼就一身过硬的本领。

同志们,你们所肩负的责任是非常光荣、非常艰巨的。你们工作的好坏,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争取新长征的胜利,关系极大。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主席曾经说过,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我们做好了信访工作,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解决了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就会更加拥护党,拥护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这样,我们的党就是不可战胜的。今天,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各条战线拨乱反正,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政治经济形势很好。我坚信,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信访战线上的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以后,一定能够进一步振奋精神,大胆工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成绩!

 

注释

(1) “两个不管”,指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原则。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2) 汪副主席,即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3) “清队”,见本卷《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注(18

(4) “四清”,见本卷《在吉林、北京等十一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上的讲话》注(5)。

(5)  十一号文件,即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通知》。

(6) 五十五号文件,即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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