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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一组批语
作者:      时间:2016-02-23   来源: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九八五年二月)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怯弱的机会主义态度。    

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

  

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1)同志落实政策。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在人民大学右派葛佩琦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上的批语)

 

()这信说我们几个月没有实际解决他的申诉。看来,我们的工作效率还有改进的地方。()反右派中个别完全错了的案子要大胆处理,完全错了和二十年表现好的,我意应恢复党籍(不用甄别平反这个名称)。可考虑从此案着手办。如何,请即研究。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在一封反映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问题来信上的批语)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2)。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律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在《内部参考》刊登的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写的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上的批语)

  

可先同冶金部同志商量,把真实情况摸一摸,再考虑如何按邓副主席请中组部酌处的批示精神办理。我的意见是:清理工作搞稳当一点是对的,对一些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主要是着眼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某些不合适的同志,可以把工作变动变动,也可以下放。这样处理,可以稳定多数,恢复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过去搞的错案、冤案,一定要抓紧纠正,愈快愈好,拖久了更被动。这里有一个切实打通一些负责处理过错案、冤案而现在仍在负责岗位上的同志的思想问题。因为这方面的工作一些地方进展不快,往往是这些同志思想不通。   

商量后,再进一步如何办,也请提出方案。

事情办到一定程度(如两个月左右),请鞍钢党委向省委、冶金部、我们写一个报告,以便我们转中央同志看。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一份反映鞍山市清查运动存在问题的材料上的批语)

 

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弄得太不正常。现在这个流毒没有肃清。只要不是特殊情况(如叛国投敌,阴谋叛乱,行凶杀人等),凡处分党员,特别是开除党籍,必须经党组织讨论决定,并必须经本人到场,任何人无权个人决定。这个党内正常生活必须严格恢复起来。否则,党内是非功过,永远纠缠不清,而许多违法乱纪行为,则得不到有力的防范。这件事,要在《组工通讯》(3)上发议论。

(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在中央调查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

 

信访同志们:你们看,一件冤错案平反昭雪了,起了这么好的作用。你们的信写得及时,也写得好。希望你们加紧工作,对一切判明是冤错案和合理要求、建议的信,都尽量给所属党委写信,甚至给本人写回信。但信写得好,也不容易。这就得学习,耗费精力。但我们每个人的进步都是在用心学习、勤奋工作中得来的。如果只是看一看,转一转,清清点点,收收发发,怎么能有多大进步呢?对不对?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佟铭元(4)家属来信上的批语)

 

此件是否请陈云同志先看看,请他提点意见后再上报? 此外,我总感到干审局写的有些复查报告不够清晰、明确。写这种文件,也是一门大学问,须经常不断研究,要努力做到:阅看的人一看就很明白问题的前因后果、关键所在。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在中央组织部干审局报送的关于王鹤寿(5)问题复查报告上的批语)

 

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不必这样。我们都有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高思想水平的任务。我也很希望你们不断提醒我这方面的问题。你们的规定和几封回信样式都很好,同意。请你们大胆工作,想更多的办法使各地认真解决我们转去的案子。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使全党真正迅速地、负责地、认真地办案。共产党员要会干实事,多干实事,不是应付上面,更不是图虚名。这一点,还要请你们不断地想办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在中央组织部杨法陶(6)所写报告上的批语)

 

老干局、干审局,我不知其中谁有其他问题,如果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只是工作上的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就不要再追究了、再作什么另外的结论了。人都死了,为党做了几十年工作,死前又是点含冤死去的,更不应该吹毛求疵。如果有谁有重大政治问题,那又当别论。我意应即通知所属单位,并尽可能通知本人,有些问题现在就解决。中央文件发出后,迅速搞骨灰安放仪式。骨灰安放重要的一项是写好悼词和谁参加。

这种事解决越快越好。不快或不热情,都是招来人们理当的责备。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中组部干审局关于“六十一人案” (7)中十二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善后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

 

十一

 廖沫沙(8)同志原系北京市委干部,复查结论仍以北京市办理为好,中组部可以协助。复查时,可以向中专办要原始审查材料,也可以不要。中组部一年来复查的许多案子就没有向中专办要过原始材料。许多原始审查材料不实之词不少,如果钻到这种材料中去,反而使自己糊涂了。对一切人的复查,一定要着眼于大是大非、敌我性质的区分,不可在细微末节上费工夫,否则,久拖不决。对廖的复查我看并不难,只要敢于实事求是,个把星期就可以解决。我还主张现在就改善对他的生活待遇,并同时考虑对他的工作安排。北京市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近来大有进展,这很好。但部分地方、单位仍不适当地留有尾巴,请注意克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廖沫沙同志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十二

这封信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同志死后虽在政治上获得平反,但善后工作做的不够完满,应该实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补作一些善后工作。比如对这位同志,她年纪大了,又有病,我看她的处境是很凄凉的,心情是很悲哀的,因此,我们应该去看看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在一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遗孀的来信上的批语)

  

十三

(杨献珍(9)的问题)“应该重新复查,加以改正。但不宜采取撤销中央文件的办法,而应采取改正的办法加以处理。”

(平反复查报告)“要条理化,要说清当时批判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实的,要一条一条有根据地说清楚。也要考虑当时杨献珍同志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对这些错误该如何看,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写好后应同杨献珍同志本人见面,并经本人同意后再上送中央审批。”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在中央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平反复查报告上的批语)

  

十四

 野苹(10)同志:这个同志的申诉,请你负责同总政有关同志及本人再商量一个合情合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季同志(11)吃了苦头,这一点我是很同情的。季同志申诉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和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全部按季同志的意见(处理),组织上就要慎重考虑了。总政的决定,已明确说了过去对季同志的处理是不适当的,明确宣布撤销,在我看来也就是彻底平反了。当然,如果结论能够多说几句话,并且同季同志商量着一起办可能更周全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案件,我们一般用冤假错案名义,因为这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全党都赞成,而且大得人心。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案,我们一般不用冤假错案,而只用完全搞错了,或过头了、同事实不符等说法,而加以撤销、改正。比如对右派,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定成右派分子的一些同志,也可以说是冤案,但我们不这样说。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条件,如果也用冤案名义,也用平反名义,那就离开了历史的具体分析,全党也不赞成,反而使事情不好办。这一点必须同季同志说清楚。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总政对季同志的决定能再修改一下,我赞成。如档案中仍装着季同志的材料,那应该加以撤销。这一点,我是完全支持季同志的。究竟如何办好,请你们开诚布公地商量办。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在季铁中申诉信上的批语)

 

十五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卑视这种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宣部信访处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的批语)

  

十六

我不清楚统战对象的落实政策问题你们是否干预。我建议你们积极干预,这样才能广泛联系统战群众,才能促进统战工作的发展。统战部要直接干预,一批人一批人地干预,也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干预。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致统战部的信)

  

十七

把布哈林(12)当作反革命枪决,现在凭我们的常识来判断,当然是个错案。至于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严重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因苏联未平反而承认苏联原来的判决。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一封认为《理论动态》一篇文章称布哈林为反革命不妥的读者来信上的批语)  

 

十八

中组部:要考虑向各地打个招呼,为刘案受冤屈的同志要提前平反才好,以免临事被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登载的《群众纷纷来信,要求为刘少奇同志公开昭雪和恢复名誉》一文上的批语)

    

十九

实事求是地、稳妥地解决好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是党中央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一个重大方针。原豫鄂边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应积极地加以解决。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张执一(13)同志的信和郑绍文(14)、张执一等九位同志给党中央的报告的批语)

 

二十

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烦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以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烦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三日在一份上海来的申诉信上的批语)

  

二十一

地下党问题要很好地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

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在福建宁德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陈贵芳六月二十三日反映福建地下党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来信上的批语)

  

二十二

党外朋友的政策落实,看来抓得不紧,分寸上掌握又偏严,请同统战部同志商量一下,要在明年之内求得一个基本上合情合理的完满解决。要再一次发动各民主党派、起义将领和其他党外人士一起参加,发现一个落实好一个。这件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观察,都不能掉以轻心,望切实抓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作出的批语)

  

二十三

昌浩(15)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在一位老同志指责“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回忆文章上的批语)

  

二十四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关部门不切实了解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很遗憾的。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烦琐地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哪级党委定的由哪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二十五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导、号召。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  在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刊登的《希望尽快平反这个长达十六年的冤案》上的批语)

 

二十六

落实党外人士政策看来要组织一个班子,用一两年时间去各地巡回检查落实。但这个班子不许搞一般号召、指示、经验介绍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即使正确,下面多数人不看,即使看了,顶多也是照转一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这个班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向党内外人士打听谁未落实好政策,每发现一个就督促所属党委解决一个,不落实好,就不罢手。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在新华社一个材料上的批语)

 

二十七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二十八

我们现在一些党组织对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坚决,不彻底。这件事一定要引起我们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重视。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一些党组织对这样的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事不重视或重视不够是不好的。就整个来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和各种统战对象、对起义人员、对侨眷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失误。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二十九

(在“不少人学有专长……三分之一以上有亲友在海外、港澳、台湾”处批注)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凡属真有专长身体又好的人,要吸收他们参加搞侨务工作、对外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文化工作。

(在“这些同志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的应尽快彻底平反,还未恢复自由的应尽快恢复”处批注)要快刀斩乱麻!只要不搞繁琐哲学,纠缠细微末节,几天时间就可解决。

(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工资级别一直没有调整过,目前工资又确实偏低的,建议提出专项指标,给予调整解决,有的可多调两级”处批注)搞了几十年革命,受了半辈子委屈,现在在待遇上调高两三级,人不多,花不了几个钱。省委就可以定!

(在“工作有需要和有条件去港澳、台湾、国外的,可安排他们出去,有条件和必要的还可长期在外工作和居住”处批注)只要有条件,而且本人愿意,完全可以去。去时还可送点安家费。在国外多有些故乡人,好处很多。这方面也要进一步破除保守思想。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在江一真(16)《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上的几处批注)

 

三十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细枝末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往往是我们一些没有吃过苦头的同志,思想上仍然“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认真纠正。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三十一

中组部和统战部要联合起来,切切实实、踏踏实实把各种人的政策落实好。方法是(一)不要搞什么总结、规定、号召,因为这样的东西不起作用。(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查明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加以督促落实。大家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就可大量发现问题,发现了就加以解决。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就落实政策问题对中组部和统战部作出的批语)

  

三十二

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中央信访部门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三十三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不是哪个人对党的政策坚决对抗不执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县以上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和下决心把事办好办彻底的热忱不够。我说过几十次,抓这种事,不能单靠发号召。发号召,发文件,发通知,现在可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是要到基层、到党外人士中去访问,发现一起就处理解决好一起,这样,人们就会找上门来。对找上门来的人我们又不怕麻烦,负责解决好。这样,又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快地处理好。我看这样再抓上两年就可以完满解决了。这里,谈的党外问题,党内遗留案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一份有关党外人士落实政策的材料上的批语)

  

三十四

袁庚(17)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习仲勋(18)同志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习仲勋同志批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下旬在胡启立(19)转送的蛇口工业区袁庚为一位青年干部申诉的材料上的批语)

  

三十五

直接找我落实政策的人仍很多。中组部、统战部、北京市要有更多的积极性、主动性才好。中办和国办也要积极参加。经常联系群众,经常打听各方情况,就能发现大量问题。发现了就按中央方针,大胆负责处理,没有什么等待、请示、谦让、顾面子等等,这样就为中央领导同志分了忧,也才能增长才干。

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就落实政策问题作出的批语)

  

注释

(1) 葛佩琦,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后在胡耀邦过问下冤案得到平反。

(2) 一九二七年十月,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距胡耀邦批示已有五十一年时间。因此胡耀邦讲中共建立政权已有五十一年历史。

3)《组工通讯》,是在胡耀邦的指示下,中组部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创办的内部刊物。

4)佟铭元,曾为辽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职工,“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后在胡耀邦过问下冤案得以平反。

5)王鹤寿,曾任冶金部部长、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八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6)杨法陶,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人。

7)“六十一人案”,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为参加抗日斗争而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离开监狱。“文革”中这批人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九七八年年中,经党中央同意,胡耀邦领导中组部复查该案,一九七八年底对该案予以彻底平反。

8)廖沫沙,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教育工作部部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因六十年代初与邓拓、吴晗合开《三家村札记》专栏,“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8年。后在胡耀邦过问下冤案得以平反。

(9) 杨献珍,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文革”期间曾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捕入狱。后在胡耀邦过问下冤案得到平反。

10)野苹,即陈野苹,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1)季同志,即季铁中,曾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工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批斗。后在胡耀邦过问下冤案得以平反。后任石油部副部长。

(12) 布哈林,前苏联人。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后因和斯大林有政见分歧,一九二九年被解职和开除出苏共。大清洗时被处决。

(13) 张执一,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4) 郑绍文,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5) 昌浩,即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辞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16) 江一真,曾长期主政福建。当时为中顾委委员。

(17) 袁庚,当时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18)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 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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