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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胡耀邦同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
作者:戴煌      时间:2016-02-23   来源:《湖南党史》
 

1979613午夜,我刚刚投笔而眠,就听得一阵急急叩门声。我的也一向睡得较晚的妻子连忙下床开了门。

来人是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同仁赵永西。他急促而简短地转达社长办公室的电话说:“耀邦同志约你明天早晨7点前到他家里去,磋商修改中纪委会议新闻的事,总编室要我陪你一道去。”

我不禁一惊:耀邦同志看稿子竟看得这样快!

几个小时前,我在中纪委副书记魏文伯同志那里研究修改这篇稿件的时候,魏老的秘书说,耀邦来了电话,他也很想看看这篇稿件,因为稿中也提致函他的讲话,他希望把修改过的稿子尽快给他送去。当时已暮色苍茫,想来耀邦接到稿件可能是晚上八九点了。此刻时刚午夜,他不但又细细地看了稿件,还给新华社来了电话,约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去。这种夜以继日的干劲、洒脱利落的高效率,以及对新闻工作的高度重视,真叫人佩服!当年在延安窑洞中和共和国创建伊始,许多领导人形成的这种好传统好风尚,胡耀邦始终还继承着、发扬着。

当然,他对稿件究竟会有些什么不同意见呢?说是“磋商”,会不会像某些领导那样居高临下式地一锤定音、强加于人呢?

说实话,这稿子本不该由我来写。

6月上旬,中纪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我并没有去采访。可是去采访的记者会后忙于别的事,又感到这新闻不好写,在中纪委的一再催问和新华社有关领导的授意下,他才把一袋袋会议材料交给我,要我从中淘出一篇会议新闻来。

此刻正是我们党刚刚进入复苏阶段的历史紧要关头。派性的风波,“信任危机”的阴影,党风不正的污泥浊水,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每一个神志清醒、意志坚定者的心。

反复研究了这一袋袋材料,发现中纪委常委中的每一位老同志,特别是分别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的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同志,在讲话或批件中都强调了迅速消弭这些祸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说,整个会议把整顿党风与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到了并列的高度,并作为当前全党工作的两个中心。

我的稿子就是这么写的。这与中纪委召开的新闻舆论界座谈会“纪要”的内涵也是相吻合的。耀邦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第二天上午640分,我准时来到新华社大院。上车时,不仅有赵永西,还有国内部的一位副主任。

大清早,北京的大街小巷还相当空荡清静。我们的车子很快就到了东城富强胡同6号小四合院跟前。

这就是耀邦的住宅。房屋都相当陈旧了。一些赶早不赶晚的修缮工人正在西屋顶上往下撤碎瓦,看来那屋子也许风雨难遮了。

北屋是没有隔墙的三连间。花砖地面,正中铺着一块长方形的褪了色而又有些小窟窿的灰黄色旧地毯。靠北墙的一边,散落着一套座面坑坑洼洼的旧沙发和一张长茶几。南墙由于修缮房屋而蒙上了不少灰尘。玻璃窗下,搁着一把也有些小窟窿的破藤椅和一张掉了几块漆皮的黯赭色写字台。

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家的客厅。

首先出来接待我们的秘书稳重而和气。他边给我们沏茶,边说耀邦同志正在加快速度喝稀粥,请我们稍候。

不一会儿,耀邦就一阵风似地轻快地来到了客厅。当他坐上了那把破藤椅开谈时,我注意到挂在西墙上的那只老式电钟是7点整。他约我们7点前赶到他家,他自己也是很准时的。

他说他8点一刻就要去中南海,参加8点半的中央办公例会。所以我们的谈话要简洁了当,“快刀斩乱麻”。

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会儿离开藤椅,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在地毯上轻快地来回走动,一会儿蹭下拖鞋圪蹴在藤椅上,丝毫没有我们所常见的那种故作经纶满腹的“运筹帷幄气”。

谈话的重心是关于党的当前中心工作问题。他说:

“我们的工作只能有一个中心。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是同心同德,一切都为了奔向四个现代化。

不管什么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否则,人家就会以为我们有几个中心。中心多了,就会冲击和抵销真正的中心。

毛主席早在40年代就说过,不能抓了具体政策忘了总政策,抓了具体任务忘了总任务。我们现在的中心工作就是扎扎实实地干四个现代化。

现在有些工作推动不下去,就是因为有些单位、部门和地区总认为他们的一些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冲击干扰了总任务。这不但说明体制有毛病,还有个思想不解放的大问题。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个很大的中心任务。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下面的很多同志,又往往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任务;他们所作出的许许多多的规定就妨碍和冲击了总任务。可他们还自认为这并没有妨碍和冲击了总任务,是正确的。”

“这就是分散主义。”耀邦离开了藤椅,用力地挥了一下手,加重了语气:“倘若有人叫他们动一动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他们就说这也是中央过去的规定,那也是中央过去的规定,一丁点儿也不能动。”

耀邦晃了晃一只小指头,乐呵呵地说:“不错,有许多确实是中央过去的规定;但也得要看看这些规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不能刻舟求剑嘛!更何况,过去中央的许多规定,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也有错误的哩。”

“我们要革命,就得改革。不但经济体制、财政体制要改革,干部体制也要改革。各行各业的许多规章制度都适应不了这一形势。不改革还得了?”

“我建议你们写有关评论和稿件的时候,最好能突出这一点,并希望整个新闻舆论界都协助中央解决这个大问题。”

这时,这位嗜烟如命的人,才踱到我们面前的茶几旁,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同时请我们随便抽。

他回到写字台旁,又拿起了我写的那篇稿件说:

 “如果我们这样报道出去,国内外不明所以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党內又紧张了。我觉得,如要报道党风问题。似乎最好能强调这五点——

 首先,要强调确保全党更好地组织、团结、吸引、率领全国人民搞好四个现代化,同时继续搞好党风。毛主席说,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必须搞好党风,把党搞成真正的先锋队,真正的核心,真正有很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与四个现代化挂上钩。不与四个现代化挂钩,整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家会说是两码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管用多少话,要强调出这样的意思,就是: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有了好转,党的作用有了加强,党的纪律有了提高,党的优良传统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扬。但是这些都还很不够,还要继续花大力气抓紧抓好。这样,才能使人们看了我们的报道,不会以为又杀出一个什么问题来……

第三,整顿党风,整顿党纪,是为了发扬我们党固有的和这几年的好的东西,继续克服错误的和不好的东西。使人看了我们的报道能有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就是不只是克服消极的东西,更要发扬积极的东西,是两手抓而不是一手抓。

第四,党风不好,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下面的同志和广大群众看得很清楚: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贪污腐化……都有;更主要的是不团结,闹派性,不好好干四个现代化。

第五,要搞小整风,进行经常性的党性教育,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正面教育,这就是说,不能指望搞一次整风运动就能把党风搞好……

就是这五点。目前报道党风问题,请同志们最好注意这五点。”

 这时,他才又来到茶几旁,拿起了第二支烟。

他点上火,坐到藤椅上,话题又回到我的那篇稿子上:“对于中纪委开会的这消息,国内外的读者会十分注意的。有许多问题,在内部讲,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讲,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发消息,公开于国内外,就要讲得完整一点。所以我建议你们把稿子充实充实,改一改,最好把会议上强调的两个中心,改成一个中心。改成整顿党风是为了使全党更好地为四化大业齐心协力,同时能注意到上面说的那五点;另外,要着重讲对现在的问题从严,对过去的问题从宽,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他微微笑着,左右环视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回答。

我们原来以为,耀邦对这篇稿件可能提出许多否定意见的。因为既要整顿党风,又不能搞成运动,这在稿件中究竟如何才能简明地说清道理,分寸实难掌握。按照穆青等同志的看法,尽管全国人民对早已形成的特殊化等坏风气的愤慨犹如干柴烈火,中纪委的老头子们对这更是捶胸顿足,急于下手;但在报道上,调门儿要低些。可是,如果耀邦要把许多内容大砍大杀掉,这篇新闻也就没啥可看的了。

结果,又大出我们的所料:耀邦不但没叫大砍大杀,反而要我们充实许多内容,强调那五点。

我们提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在整个会议上,所有发言的同志,几乎都把整顿党风与大搞四化,当作全党当前两个中心工作来提的。如果按照您此刻在家里对我们所讲的这些重新改写,而且仍然以会议新闻发表,那么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同志,就会说当时的会议上并没有这么多内容,而是新华社某记者后加的。同时,这也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耀邦同志考虑考虑:是否可以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只是适当地修改一下,另外再加发一条您刚才对我们的谈活?

耀邦没有立刻回答。他低着头,背着双手,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沉思。他约沉思了一分钟,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向我们一摆手,说:“对,你们说得很对!干脆,连会议新闻也不要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们帮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随后,他又谈到对经济调整、社会就业、思想工作等问题的许多见解,越谈兴致越浓。秘书同志又一次进来抬起手腕,指指上面的表,暗示该去中南海了,耀邦还是连连摆手说:“快了,快了,再稍等等。”

这时已谈到思想工作问题,他说:“关于思想倾向,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务虚会议以后,有些小小风波。依我看,‘左’的思潮,右的思潮,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都是难免的。人的思想,哪能都一样?

所以,当前,在下面的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刻,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讨论,弄清是非,我赞成;但不要重新出现搞得很紧张的局面。对‘反对’什么思潮的提法要谨慎。

过去许多人不自觉地搞极左。这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水涨船高,魔高道也高,互相争比上去的,越‘左’越‘革命’嘛!”听到这里,我们笑了。

“现在,注意人家极左的东西容易,防止自己的极左就不那么容易哩。如果反别人的‘左’,结果自己更‘左’,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写理论文章,应使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凡是骂人的东西,过火的东西,统统要不得。不知以为然乎?”

我们又笑了。他的深入浅出的谈吐,偶尔又夹进一句半句文绉绉的问语,引得我们忍不住要笑。

“好了,我要去开会了。”他向我们伸出了手,“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

这时我侧眼看看墙上的挂钟,正好八点一刻。在一小时又一刻钟的接触中,我们在受益于若干不无启发的谈活之外,还感受到了些什么?

真正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同志式的无拘无束的商讨,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对我们的不同意见,他认真地做了思考,相当尊重,最后收回了他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了算”。可是他由于太忙,竟十分信赖地要我们帮他向中纪委转达他的新的见解,而不像另一种人,凡事都要先看看对方头上有没有乌纱帽和这帽子的尺寸大小,同时还要再琢磨琢磨亲疏远近之别……

当天下午,我去中纪委见到了王鹤寿同志,履行了耀邦同志的委托。隔了几天,又应《人民日报》政文部王泽民、范荣康等同志的要求,向他们转述了耀邦同志的谈话以及我们的感受。他们也深感颇受教益。

如果所有“日理万机”的人都能这样重视我们的新闻工作,又都能这样与人商讨问题,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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