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戴煌是谁，碰巧读到1998年3月27日头版的《工人投票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一文，定会以为著文者是一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其实，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先生已经整整70岁了。如是，他的豪气、他的胆略便更加让人钦佩。

钦佩之余，万分感慨，借用一位记者的话说便是“中青年记者，不乏有能力、聪明、干练、能言善辩者，但求如戴煌那样的，具胆魄、气势、大无畏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者，这更深一层的能量，则少之又少”。

5月，两本书沸腾了书市，一本是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另一本便是戴煌先生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读后一本书，原想从中了解一下那段历史的细微之处。不曾料想，这是一本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因为书中的史料和故事不是一种冷冰冰的陈列，而是被作者胸中的情感浸泡过，让人觉得字字饱蘸真情、行行饱含心血。

读着读着，不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认识戴煌先生。

上篇   20年冤狱，人生的炼狱

走进戴煌，心情恰似啃书者碰到一部巨著一般，其经历之曲折传奇、思想之深厚犀利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在家乡苏北参加了儿童团，当上儿童团长，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了。16岁那年，他参加了新四军，开始接触宣传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一名年轻英俊的新华社战地记者活跃在苏北前线阵地，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写出了《鲜血浇铸的胜利》、《战士与群众》等优秀作品，他就是拥有军人和记者双重身份的戴煌。

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甚至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都留下了战地记者戴煌的身影。他至今珍藏着一张在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女高射机枪手们在一起的合影。提到那些年轻的女战士时，顽童般朝爱人意味深长地笑笑，全然“忽略”了战争的严酷及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细节”。在朝鲜战场，他写出了《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在越南战场写下了《美援挽救不了法军的失败》等作品。

战争将他锻炼成了一个名记者，也让他比旁人更深刻地认识了战争的内涵，因而，他发自内心渴望和平、呼唤和平。1955年，从越南战场“撤下”的戴煌又回到北京的新华社总社工作。他心中蕴满激情，准备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来讴歌祖国建设。当然，迎接他的还有一个温馨的家。1954年春，他赴越南战场前夕，和新华社一名女记者结了婚，还是一个郎才女貌、郎貌女貌的结合。

畅饮生活的佳酿之时，许多人会渐渐变得碌碌无为。戴煌不然，他不仅身躯伟岸、相貌堂堂，精神上也傲然独立、卓尔不群。早在1956年，他就痛切地感到有两种现象在不正常地蔓延和滋长：一种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神化；一种是干部拥有的特权正在演化成腐败现象。当然认识到这一点的绝非戴煌一人，但在次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人缄默了，戴煌却在他当时进修的外交学院和新华社的党内整风座谈会上，以他了解到的干部贪污腐败等事实为例，明确指出必须反对“神话和特权”，否则……

接下来发生的事便不难想象了：他被打成了右派。为此，新华社发了一篇3000字的长文，他从写新闻的记者变成了“新闻人物”。路透社等国外新闻机构转发了这篇报道，使他这位新华社最大的“右派”蜚声海外了。

人生多么象条河，壮怀激烈、奔腾向前的戴煌骤然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他永远不会忘记两个日子：1958年3月18日，新华社整风反右五人领导小组宣布了他被定为“右派”后的处分结论：停止公职、开除党籍；3月20日，妻子提出要与他离婚。

这双重打击，哪一个都不小，但前一个他只能无条件承受，这后一个虽然因为有女儿的存在不再是两个人的事情，但他也决定顺从妻子的意愿。只是，他们当时并未被获准离婚，在3年后结束这场婚姻时，他本应经历短痛却无奈地只能长痛。

“双重打击”降临后，他作为新华社被处分最重的右派之一，带队去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在北大荒吃的苦头一言难尽，这么说吧，他们吃过野草、田鼠和拌了农药的种子，不少人的生命就被葬送在那里了。后来，当周总理得知情况解救这些“国家的人才”时，于1960年底得以重新回到新华社的他已由净重196斤的大汉变成毛重92斤的“麻秆”了，因为面目全非，几乎所有熟人都不认识他了。今天，“净重”和“毛重”之说常在家中被提及，所幸，那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老年的戴煌又恢复了“净重”。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因说真话而被打成右派又经过北大荒的磨难，并未丝毫改变戴煌。

1962年，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的恶果进行检讨，同时，对一部分“右派”进行平反。根据会议精神，新华社决定为戴煌平反，便告知他写一份相关材料。戴煌便饱蘸真情，把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全部写出来。这份10万字的材料，当时被认为是讲了大家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大家觉得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平反。

但在那个政治气候乍阴乍晴的年代，很快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那份10万言真话又成了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状。他遭受了一番猛烈的批判后，被送到了劳教场所。当时决定的期限为两年，但两年之后他等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文革”。他在北京的几个监所苦熬了5年半之后，1969年底，由于林彪的“一号令”而被押往山西的一个劳改场所。

从押解他们的火车上高高架着机关枪这一迹象看，戴煌不难预测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他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中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颗忧国爱家的心无着无落。在他从北大荒回到新华社后，一个比他小12岁的姑娘怀着一腔真爱嫁给了他这个大“右派”，1964年当他再次被投入“改造”后，这个江苏姑娘在身边没有亲人照料的情况下，独自生下了大女儿，落了一身病，这让戴煌歉意横流。可偏偏在妻子想再生个孩子以养养以前的“月子病”，并且已怀了孕的情况下，他被远远地流放到山西。妻子又在身边没亲人的状态下生了二女儿，“月子病”不仅没有治好，反而更重了。一方急需帮助，一方很想帮助又做不到，戴煌一家就在这种痛苦状态中熬了一年又一年。

就这样，1978年到了。已经50岁的戴煌，此时已在“右派”身份重压下熬过了20个年头。元旦前后的一天，他在太原郊区那个“四周拉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时，他的一根左肋骨被小车把打断了。

他说，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当然，在北大荒至山西长达近20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焰火熏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是倒闭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

就在他承受着肋骨断折的“微小”痛楚时，北京的一封来信让他大大痛苦起来：他那饱受精神折磨的妻子疯了！

此情此景中，思絮不由分说地翻飞，将20年来多米诺骨牌般的灾祸牵扯出来，深切地煎熬着戴煌：打1958年被开除党籍军籍，前妻与之划清界限，年仅10个月的女儿被送了人起，灾祸连连，先是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他资助的姐姐由于无法再得到他的济助，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后是他的哥哥戴作霖受他的诸连，遭到非人折磨，饮恨而逝；他的老母亲也在这期间不幸辞世，他却不能与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

现在，他的妻子“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他怎能不再次泣血！

好在，现在已是冰雪消融的1978年了。当他说明情况后，他被一位政法学院毕业的管教干部获准回到北京，回到了亟需救助的妻女身边。

妻子已病得不识丈夫面目，两个小女儿只知汪汪地流泪。面对这幅令他肝肠寸断的图景，他深切地呼唤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来驱散这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而此时，胡耀邦等人正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救像他和他的亲人一样痛苦着的人群。用他的话说是“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向全党转发，国庆节后，他便回到新华社国内部上班，不久，领导就让他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的身份，去采访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在内的“六十一人”大冤案的平反情况。

他说“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开的美好现实。”

下篇   与胡耀邦的交往

重新回到新华社记者这个岗位之后，戴煌自然比常人更清晰地了解到仅在全国公职人员中，就有55万多名“右派”被平反等情况。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戴煌对力主平反工作的胡耀邦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日后的会议等场合，他不止一次近距离的观察过胡耀邦，对其品格、胸襟和平易近人的风格有了直接了解。

从1979年6月的一天，他因工作需要被胡耀邦请进家门后，胡耀邦在他心目中就成为亲切而令人尊敬的“耀邦”了——他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大量用了这种称谓。

这年的6月，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戴煌则是到会采访的新闻记者。会议新闻写好后，按惯例逐级送审。稿子到了胡耀邦手上后，他不仅仔细看了，还准备与作者一道作些修改。

 6月13日午夜，戴煌的家门被新华社一位同事敲响，他说“耀邦同志约你明天早晨7点前到他家里去，磋商修改中纪委会议新闻的事”。

几个小时前，戴煌刚刚与中纪委副书记魏文伯同志一起修改过这篇稿子，稿子到胡耀邦那里后，最快也得八九点了，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对稿子有了反应。

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内，戴煌与新华社两位同事一起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一条胡同里的耀邦同志的家中。虽然有一定心理准备，胡耀邦家居的俭朴还是令戴煌吃惊不浅：客厅地面上一块旧地毯上有不少小洞。一套沙发的坐面坑坑洼洼，一把藤椅上也是破洞四出。他们到来时，胡耀邦正在吃早饭。7点整，他就坐在那把破藤椅上和戴煌他们交谈起来。

戴煌记得，快人快语的胡耀邦同志讲话妙趣横生，他讲了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许多问题。在谈到那篇稿件的问题时，他建议把刚才谈话的内容加进去，最好把会议上强调的两个中心改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这一个中心。

戴煌的稿子写进了中纪委几位老同志指出的，也就是胡耀邦讲话中强调的迅速消除当时党风不正问题引起“信任危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等内容。整个会议把整顿党风和搞经济建设提到了并列的高度，并作为当时全党工作的两个中心，稿子也是这么反映的。

现在，胡耀邦要求这样修改稿件，戴煌他们觉得不合适。戴煌认为：“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或看过会议材料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没有这些内容是新华社某人乱加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发一条他刚才的谈话。

胡耀邦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在客厅里踱起步来。戴煌心里却犯起了嘀咕：是不是我们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觉得伤了面子？因为有些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有人甚至把个人的尊严与权威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命运之上。

事实证明，胡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踱步沉思了约摸一分钟后，停下脚步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他边说边同戴煌他们握别：“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当天下午，戴煌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谈话。

事隔整整19年后的今天，戴煌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这使我非常感动，第一次见面，就这么信任我们，就这么平和地接受我们的意见，收回他的意见。这让人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这次见面之后，戴煌就开始有意识的积累资料，想写写这个不平凡的领导人。

但戴煌自有戴煌的品格，在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处于上升趋势及至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没有动笔，直到1988年10月，胡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已经近两年后，他才首次写出了在耀邦家的情景，并加上了这样的题记“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虽然与胡耀邦直接交往了仅仅一个多小时，但他的心中其实已形成了一个“耀邦情结”。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继续。这时，戴煌读到了一封寄自江西一个监狱的挂号信，信中反映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1977年12月，江西一位名叫李九莲的女工被人用竹签将下颚和舌头钉在一起，拉到荒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且割去双乳。受牵连者众多。

读着读着，戴煌惊得目瞪口呆！如果情况属实，这可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大冤案呀。于是，他决定去江西调查采访。坐在飞往南昌的飞机上，戴煌还是将信将疑：他知道张志新惨案发生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年，而李九莲被杀的时间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以后呀！

当他到达江西，在省高院看了一尺多厚的李九莲案卷，又从赣南到赣北，一路调查走访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及被处死的场所和有关人士后，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出身贫寒的李九莲，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文革”开始后，她也曾狂热过。但一旦接触到社会交际，他便对“文革”的做法产生了疑问。1969年2月，她给在部队当兵的恋人写信描述了自己的心态：“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当她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等知心话讲给她最信赖的人后，没想到人家出卖了她，使她身陷囹圄。

3年多之后的1972年7月，她被释放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

被安置到外县一家矿山工作后，现实再次击碎了李九莲的希望：连敌伪时的矿警等人都能参加工会，她却不能；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此人因出身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岁还没找到对象，就是这么个光棍竟然当众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这一切使李九莲感到受到欺骗，于是，她开始申诉，要求改变对她的问题所下的结论。同情她的同学帮她写了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没想到这一要求为她平凡的呼声激起了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群众张贴大字报声援李九莲的热浪，这样一来，她反而又被以“反革命翻案”等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这一次，她既没在判决书上签字，也没上诉，却以绝食的行动以求一死。她绝望了。

1977年1月，在监狱对犯人们一年一度的对上一年度作“年终评审鉴定”的会上，李九莲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与江青’……”

恰巧在一个月之后，中央下达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云云。

这年4月，李九莲所接受改造的劳改农场的党委，就根据次文件精神，将李九莲的“罪行”向上级作了汇报。这份报告得到了鄱阳县法院和鄱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在这些机关的决定或批示中，一律强调李九莲犯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一律同意判处李九莲死刑，立即执行。

就这样，李九莲被枪杀了。受她牵连的人百余人入狱，6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为此挨过批斗的多达上千人！

由于受牵连者不断申诉，1980年江西省高级法院复查此案后，于当年9月作出如下结论：1969年和1974年、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死是“轻罪重判，错判，但李确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戴煌既然有充分证据认定这是起冤案，他就不会袖手旁观或听信一些敷衍性的说词的。面对他的认真和执著，当时的赣州地委书记杜昭问：“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面对这些错杀了人却毫无愧色的人，他正色答道：“我的屁股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凳子上，是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来的！”

在实地采访了一个多月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的内参。

1981年1月25日，这篇《内参》一送到中央，立即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

后来，这个冤案终于被纠正了。戴煌说，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批示，这个案子就不可能改正。而我要说，如果没有戴煌深入细致的调查，此案也可能不会被纠正。正是有了大批如戴煌一样于某种势力面对面斗争、敢于随胡耀邦一道“下油锅”的人，大量冤假错案才得以改正。

后来，胡耀邦继续做着拨乱反正等重要工作，戴煌继续做着冤假错案以及其他专题的报道工作。

再后来，时序辗转到了1989年春天。4月，戴煌应邀去重庆新闻学院讲学，然后顺长江而下到武汉看了看，他还要去南京。1989年4月23日，是南京解放40周年，作为解放南京时第一个进南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他应邀去参加一个相关的座谈会，谁知刚到南京，一记晴天霹雳当头贯下：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

我无法描述戴煌的心情，只知这一巨痛击得他一下子嗓子失音了。于是，在那个座谈会上，他只能哑然端坐，原定给南京大学谈耀邦的活动也被迫取消了。许多天后回到北京，声音才一点点恢复。

胡耀邦虽然去了，但他一直活在戴煌的心理，所以，当1994年秋天，《炎黄春秋》杂志的负责人，他的老朋友杜导正约他写写胡耀邦的时候，他便爽快地答应了。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个选题，他已有了很多积累。但为了写得有血有肉，他从此时开始又在全国各地作了连续8个多月的调查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对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1995年11月份的《炎黄春秋》刊出了戴煌的长文《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文章重点写了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后打破坚冰，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的有关情况，文章一出，引起极大反响。后来，他又续写了胡耀邦等人如何打破“两个凡是”的禁忌以及拨乱反正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并详细记述了若干个重大冤假错案得以纠正的艰难过程。

前后这些文字相加约30余万字。便是这本在香港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后又由新华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推出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内容。书出版后，戴煌夫妇给胡耀邦夫人李昭送去一本。李昭说，这是一本用心写耀邦的书。也有不少人告诉李昭：这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因为这本书，更因为他们心目中共同的胡耀邦，现在戴煌夫妇和耀邦夫人李昭已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