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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仁:百篇诗尽有愁声
作者:陈维仁      时间:2009-04-02   来源:《胡耀邦诗集》
 

  重述一下我和耀邦在烟台的巧遇。
  这年(注:1988年)夏天,即一个多月前,我己不再当那个副校长。为了调整一下退居“二线”的生活方式,我承揽了一点“文字活”背到外地去完成。先是在北京郊区怀柔,那里环境不适于工作,于是改变主意去山东。八月下旬到了济南,才听山东省委党校老朋友讲,耀邦同志在烟台。我喜出望外但愿他老人家还未离开。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我赶到,得知他住在东山,最近还不会走。我请市里的领导姜代晓同志替我转达我想去看他。结果很快得到答复,让我明天上午就去。
  我到烟台,市里给我找了一个十分幽静的住处:林业部一所新建尚未最后完工的“研究中心”,实际是一座海滨休养所。我的居室打开窗户,就是一片辽阔的大海,白浪滔天。夜间,很有节奏的涛声,令人陶醉。“中心”周围还是农村模样,只有一条沿着海滨向市里延伸的柏油马路,来往车辆也不多。从此地出发去耀邦下榻的东山宾馆,乘汽车用不了五分钟。所以,这个环境实太理想了。我在这里一住半个月,这是我几十年来忙忙碌碌从未领略过的一次“清闲”生活。过去,这样的悠闲日子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烟台与耀邦同志相处的半个多月,过得很惬意。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难忘和可贵,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次巧遇,以为今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遇的。
  在东山首次见耀邦是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我们驱车赶到东山宾馆,一通名,门卫就热情招呼我们把车直接开进去,指点我们怎么走,去几号楼。同上次见面相去半年,但我感到他显得有些苍老,也消瘦多了。也许是因为夏天穿衣服少!后来一问,才知他每天都要用几个钟头由保健医生给他治腿上的病。他已来烟台很长时间了,一直住在这里,哪儿也没去过。从谈话中得知,这几个月,外边包括北京的事,他似乎知之不多,所以我同他谈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很感兴趣。我谈了党校几年来改革中的风风雨雨,谈了北京发生抢购风,还较为具体地谈了我这几年的工作,以及前两个月到广西、河南等地的所见所闻。总之,可喜可忧的事都有,也有些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事。
  交谈中,出于关心,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给了许多有益的指点和教诲。我告诉他,我已不当那个副校长了,其它几个兼职,看到免职通知的第二天,也主动向新校长提出请予免去,以便新班子好统一抓工作。我说,我下来时还开了个“生活会”呢!本来我不想讲什么,但又想是党内的会,难得还有几个有关单位的同志来参加,有些话出以公心还非讲不可,不讲就没有机会讲了。我讲了我在中央党校三十年、十年、五年,坦诚地剖析自己,也讲了对别人的看法。事后把这篇即席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我戏称那篇东西是我的“退职宣言”。讲完我轻装下阵,不背包袱。作为个人谈心,我向耀邦同志简要介绍了发言内容。他听完后,笑得很开心,一边让我抽烟,一边像开玩笑地说,“噫!没想到,老陈你这个人还是很硬气的嘛!”我说,这是形势逼出来的!这几年,我有时工作很有劲头,有时又感到很“窝囊”。我们党内,有的人党龄很长,职位不低,手中有权就自以为了不起,只可惜没有学会平等待人,直叫人感到是仗势欺人!党内不能平等待人也是一种腐败现象,这比贪污受贿、吃喝嫖赌那种腐败,对党的危害更大,也更难治。他点头表示此话有点道理。
  耀邦同志问我,今后个人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暂时还没有想清楚,现在先找点零活干干,转换一下生活环境和劳动方式。最近年把已想好了,要回老家住一段。全国还有两个省会没有去过,以后找机会去一下。另外,我还说了想再去西藏。一九八○年陪你一起去的,时间过去近十年了。如有可能还想去一次。他说,“西藏,我倒赞成你去一下,可以多跑几个地方,不一定只去上次去过的地方嘛!”就是在这次谈话时,耀邦同志告诉我,全国地专一级,他还有十个地区没到过,有两个在云南,几个在西藏。我说,云南你还是可以去的,可以补上。西藏几个地区恐怕完不成任务了,主要是那地方你不能去了。他说,“是不去了。”
  八月的最后两天,三十日,陪我一道来烟台的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黄澍霖同志一道去威海,三十一日回来,得到东山来电话,要我们明天(即九月一日)下午四时到耀邦同志处吃晚饭,并关照要我把同来的几个同志都带去。遗憾的是,老同学黄澍霖同志因省里有急事找他,要他赶回济南开会,失去这次机会。耀邦同志去世后,老黄同志写信给我深感痛惜,没能见到耀邦同志,
成了终身憾事。
  九月一日下午,我,还有老孙师傅和小孙秘书,我们三个人准时去东山赴耀邦同志之约。离开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耀邦同志和我坐下来随便交谈。这次交谈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话题值得追忆。
  耀邦同志关心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他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那么我们提倡全党同志都要熟悉经济工作,决不是说,大家都去经商。又说,现在的物价上涨,不只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提到整风和党的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还有,我们究竟要在党内党外树立一些什么行为规范,提倡和反对什么风气,这首先要从中央做起,我不是在你们党校讲过“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吗?这些在旧社会历史上人们都十分熟悉的真理,可惜我们注意不够。有些事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有了章程也常常不按章办事。凡是明显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上面那怕只做一件,也会在下边造成很坏的影响,开创极坏的先例,把社会风气带坏。
  在闲聊中,耀邦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包含着多少历史的伤痛,我听了久久难以平静!
  但这一次会见,最使我动情的,却是这样的一件事:耀邦同志亲笔题赠了我一首《七绝》。一到寓所,李昭同志在门前遇到了我们,她说,耀邦同志在等你。她把我引进紧靠卧室的一间大书房。耀邦同志正端坐在大写字台前看东西。见我来了,他一边打招呼,让我在沙发上就坐,同时站起身来打开抽屉拿出一页宣纸,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坐下后他说:“我请你来吃顿便饭,想送点什么东西给你呢?昨晚没睡好觉,想了几句写下来送给你。”
  我急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片,一看是一首七言诗,多么熟悉的墨迹,笔力雄健潇洒,字字工整,宣纸上这样写着: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胡耀邦
          九月一日

  接过题诗读后,我心情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声:“谢谢,谢谢!”高兴得眼里饱含着感激的泪花。
  坐下来,耀邦同志继续他的话题。大意是,对古典诗词,我没有基础,到这里来才开始学着写,这也是一种休息。他边说又给我看了写给另外两位老同志的两首。那两首诗内容因人而异,很风趣,针对性很强,有关怀、有勉励、有幽默,甚至还有批评,真有意思!他风趣地补充说:“写这东西,不费劲,又没有危险。”
  我们彼此会心一笑。顺着话题我对他讲:“很多很多的同志都希望您身体好时写点关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回忆录、自传等。有的青年同志还向我毛遂自荐,希望介绍他当个助手帮您完成这件大工程,您同意吗?”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想这个问题,你也知道,写文学的东西,我没有这方面的功底;搞理论,太费劲,现在搞不了。你知道,我现在确实没有助手啊!”
  我对他讲,最近这十来年,您在各种场合的报告、讲话、文章、谈话记录,整个加起来,恐怕会有一两千万字啊!他说,“可能有,那些东西都是历史了。如果将来还能发表,一个字也不用改,因为那是历史嘛!”
  晚餐是俭仆的,有海边的特色,新上市的花生,还有“油炸蝎子”,也有点酒和饮料。同桌除耀邦和李昭同志,我和小孙秘书外,还有另外两三位同志,其中有杨勇同志的夫人。耀邦同志叫我们爱吃什么随便,还特意关照我,“你会喝酒就喝点。”我举杯祝他健康长寿,并谢谢李昭同志。席间,我发现耀邦同志食欲不佳,吃的东西很少,半杯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一点点。
  饭后,耀邦同志出去散步,我们告辞。
  回到住所,当晚我心潮起伏,两次交谈的许多话题,不断在脑海中反复出现。难忘这位经过血雨腥风考验过来的老红军战士,十年前他是怎样开始工作和思考的,如今他真的老了吗?可我确实看到,他虽“不在其位”了,然而为国为民的忧愤之心不减当年。他本来就是“最轻量级”的体重,现在又减少了几公斤,然而他还是那么思维敏捷,谈锋很健。夜已经很深了,室外传来单调烦人的惊涛拍岸声响,不知不觉,我朦胧睡去。
  第二天,我本想按计划开始看我揽来的“书稿”,不准备做别的事了。可早上一睁眼,就来点“诗兴”,想步原韵和耀邦同志一首诗。一切素材都在心中,很快就有了“谱”,东一句,西一句,到中午吃饭时大体已“胸有成竹”,几经琢磨修改后,九月三日一清早我就把它抄好,嘱孙师傅先送去请教李昭同志,如她认可就转交耀邦同志。诗是这样四句:

  欣逢盛世喜相逢,
  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
  青山仰止到黄蓬。

  步“逢、翁、蓬”的韵,我本来是凑了两首的,第二首压了箱底没有送出。另外还写了一首,是吟颂老首长的,有四句:

  戎马倥偬为大同,
  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心难酬忧国运,
  神州功盖有三中。

  李昭同志接到我送给她过目的诗稿,很快交到了耀邦同志手中。次日下午,我到耀邦同志住所看他。他正伏案捷书。看我进屋来,他放下手中的笔,高兴地起身和我打招呼,离案陪我到沙发上相对而坐。他兴致勃勃,第一句话就谈起诗来。他说:“看来,你也喜欢旧体诗,你基础比我好嘛!”显然他已看过我的“诗稿”了,对我大加鼓励。
  “哪里,哪里!我这是受到您的启发,我只是喜欢读,谈不上什么基础!像京剧一样,我很爱听,但一句也不会唱。”我对他讲,我爱读旧体诗,主要是在老家读中、小学受老师的影响。《唐诗三百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背诵过不少,还有古文也背过不少,像《李陵答苏武书》,前后《出师表》那么长的,也都能背诵。小时候记忆力强,有些段落至今都还背得出来。至于自己写就不成了。一是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文革”中后期在“五七干校”劳动那些年,大家要我编墙报和文艺节目才写过些“顺口溜”,都随写随丢了。有的“诗”属于心情不好抒发点“牢骚”,不是信得过的人,不敢随便拿出来给人看。
  耀邦同志说,他这次来到烟台来养病休息,没别的事才找了点有关讲旧体诗词格律的书来翻翻,刚接触,还是“小学生”。他也体会到读点好的古诗词,是一种很好的休息;自己学着“凑合”两句,也还是满有意思的。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我是第一次听耀邦同志谈这样“闲情逸致”的话题,感到他谈起诗来还兴致很高。他写的诗,真是文如其人,语言生动诙谐。他用诗兴与朋友交,既传情,又画像,幽默的词句中蕴含着铮铮友谊。耀邦同志平时常常自谦说他“水”(指文化)不多,特别是文学方面。其实不然,我发现这位长期和青年们打交道和广大人民心连心的政治家,不仅饱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位朴实无华,很有人情味的诗人。
  这次闲谈结束后告辞,我确实萌生了这样的信念:觉得将来在耀邦同志的文论著作中,少不了还会有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能朗朗上口的《诗集》呢!
  下面我想就我们彼此诗中的某些诗句作点必要的“注脚”,以便别人读到它时,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应有之义。
  耀邦诗云:“忽闻退作长寿翁”。这是因为我告诉他,我也“隐退”了。他原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忽闻”。“闻”后,他又再次问我的年龄。他没想到我也年过六十,只比他小九岁。听我讲了一些党校的故事后,他又满怀深情地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诗中遂有“长寿翁”一词。我说,只要能“长寿”,总会有事干就是的。既当“长寿翁”,就不能硬充“勇士”了,自己力所不能及,又不想干的事也就可以不干了。耀邦同志说:“我讲过老同志退下来,主要是‘健康长寿’,有的同志还不大赞成,说是要‘发挥余热’,似乎我那个话消极了。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嘛!你不能长寿,心情舒畅地活着,你还有啥‘余热’可发挥!再说,你那个‘余热’发挥多了,对人对己对工作也未必就有好处啊!所以,我让你做‘长寿翁’。”我说,“我赞成您的意思,不过,您是长者嘛!对我称‘翁’我不敢当。”他笑了笑说,“那我们都做长寿翁呗!”
  耀邦诗云:“十载辛耘莫嗟少”。这是因为我讲到自己这大半辈子由于上学读书时间“太多”,相对地说,工作经历就短浅。“贡献”也就太少太少了。虽然也有四十年“革龄”,拿了二十元“工龄”工资,已是“到顶”了。实际我只有两个“十年”是自以为尽心尽力认真工作了的,中间二十年大都浪费了(耀邦插话说这是共同的,这一代多数人都如此)。头十年正值建国前后,还年轻,革命胜利了,从“地下”钻出来,在“三八式”老干部带领下,兴致很高,工作劲头十足,甘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当“螺丝钉”,谈不上有啥“贡献”。主要是后十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校,特别是耀邦同志你们打开局面而奠下好基础以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确实做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讲贡献,有点儿,只是太少了。今后则是另一回事了。我估计,虽然至少还有一二十年“多余”的时间,也不好只当“员外郎”,白拿薪水,不干事。耀邦同志听完笑了笑,似开玩笑:“有人给薪水就好嘛!你能写东西,可以自己找事干,也可以到你的老家作点调查研究,把一些有意义的人情风物写出来留给后人,也是一种贡献。”他的诗句中“莫嗟少”就是针对我这一席话,给我鼓气,多所勉励的。所以,读了他的诗,更感他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
  我的诗中“青山仰止到黄蓬”一句,我比较自我欣赏。毛泽东诗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之句,太美了,而且气魄宏大。我以为耀邦同志就堪称是个“踏遍青山”而未老的人。我敬重这样的诗人和政治家,也乐赏大自然一座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青山。“青山”体现大自然与人间幸福相结合的壮美,所以“青山”一句是积极入世的。耀邦同志去世后,他的骨灰还给了大自然,安放到远离京都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边,“青山处处埋忠骨”。九十年代初,在江西共青城郊一座荒山化为郁郁葱葱的富华山墓地,让一个伟大的灵魂来到这里安息。当然,这后一个意思,写诗时还是万没想到的。
  “黄蓬”,亦可作多种解释,可以是烟台,也可以泛指“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黄河,或者指烟波浩渺的黄海之滨。这与“踏遍青山”相得益彰,在我来说,还指烟台地区的黄县(即龙口市)。
  一九八八年我曾打算再去黄县,旧地重游一番。原因是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带领党校的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这里开过一个校委的扩大会议,目的是利用暑假出来开个时间较充分的会,讨论全校大政方针,并提出庆祝党校复校十周年的设想,要把党校正规化以来的工作加以总结,然后把党校的正规化改革深化一步。我自以为这次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会上提出的方针,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也觉得是可行的,及时的。可是,事隔才几个月,正在大家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时,社会上却刮起了一股邪风,引得有些人也把“黄县会议”的结果纳入“自由化”的箩框一股脑扔掉。结果还正是这样,黄县会议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不怨天尤人了。小气候抗不过大气候,事情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只是想,富饶而有生气的黄县,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开会条件,我始终感激和怀念那里的朋友和同志们曾经给过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诗中才特别提到“黄蓬”。
  当然,这些意思,耀邦同志生前,我没向他作过解说。耀邦同志的一片诗心,在东山疗养快结束准备回北京之前,又有一次轻松愉快的抒发,就是我们到栖霞、蓬莱两县看古迹名胜的那次,我也被邀参加。那时已是九月中旬了,黄海之滨的秋意渐浓,耀邦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当地陪同人员在内),一大清早,分乘两辆小面包车离东山向西驶往栖霞。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选定看栖霞、蓬莱。也许这儿他还没去过?据我所知,烟台南边那几个县他去过了,牟平去过了,我曾看到他为养马岛的一个体育场题过场名,荣城、威海、文登大概也去过,他曾在山东半岛的荣城东海滨,传说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到过的地方题留过“天尽头”三个大字。耀邦同志确曾在不少他到过的地方题字。据我所知,他多半只给革命纪念地、名山、名园题名,一不写座右铭,二不作工作指示(沈注:不尽然,本诗集即可说明),更不题诗作赋发感慨。此次到烟台疗养,却有个特殊的例外,题字时也写诗,多少发点感慨,不妨以在栖霞参观“牟二黑子庄院”为例。
  这次随耀邦同志到栖霞,对我来说,已是第三次旧地重游了。我初次去栖霞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伊始。在比较富裕的整个胶东地区,栖霞在烟台地区各县中,因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比较靠后些。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县了。旧社会的栖霞县城,人们用“一个警察两盏灯,一只喇叭响全城”来描绘它。今昔对比,已有天渊之别了。五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夏,我再次到栖霞,县委书记王大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的改革思路,使栖霞的城市规划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旧城市的原貌不见了,农村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只有旅游业暂时还没排上队。所以,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个“牟二黑子庄院”,很值得一看。耀邦同志这次来栖霞就专门看这个文物遗址。这座地主大院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全部砖木结构,经全面整修后,连内部陈设都尽量按原貌布置。在陈设中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些名人字画,有的还出自国民党元老之手。牟二黑子出身平凡,可后来成了集地主、资本家、官僚于一身的在地方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宅院内的陈设也符合他的身份。地方政府修复这座宅院,主要出于开发旅游景点,同时也为保存文物,当然还可以对后人进行阶级教育。
  耀邦同志兴致勃勃地仔细看完宅院,展馆负责人请他留墨迹,他慨然应允了。在休息室边抽烟、喝茶,在听县里负责同志介绍情况时,他向秘书要了一页纸,略加思索就拟出一首《五律》,顺手递给我们传看,征求大家的意见。其实在参观过程中,耀邦同志已触景生情有了诗兴,到参观完,就已成竹在胸。
  诗句当时我没来得及抄下,时间久了,已记不完全。他也嘱不要把他的诗外传,我只记得内容大致是:把这座宅院修葺一新,供后人观光是很有意义的。历朝历代做“清官”的都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纪念,但要懂得,在旧社会的所谓“清官”,真正“两袖清风”的极少,多半都像人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牟二黑子来说,他经商显然是发了大财的,但他如果不当官实权实势,是不会留下这么一座堂而皇之的大院的。历经战乱,他这座院落居然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也说明此人虽为剥削者,但也并非坏人,对地方做过好事。
  耀邦同志参观牟二黑子宅院留下的《五律》,含有上述意思,写成条幅后他再三嘱咐展馆负责人只可收藏,千万不要装表了挂出去。
  到蓬莱,耀邦同志看了戚继光帅府遗址和功德牌坊,最后到蓬莱阁观光。他登阁楼,仔细看了董必武等老革命家的题诗,冯玉祥的墨迹,更登高临远饱览了碧海扬波的壮丽景色。此时,他的胸中也不会没有“诗”的。
  参观完毕回到东山,第二天耀邦同志一行就返回济南,再度登泰山后回北京。

(录自《怀念耀邦》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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