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张强红:习仲勋..
·倪洋军:从习仲..
·杨晓雯:习仲勋..
·钟伟:有感于习..
·薛涌:有感于习..
·习仲勋不当“官..
·习仲勋“永远不..
·石家友:有感习..
·习仲勋:共产党..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 >> 〖仲勋研究〗
值得效法的统战大师——习仲勋
作者:      时间:2013-10-15   来源: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的开国元老,足智多谋的治国良相,雄心勃勃的改革旗手。他既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又是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也是建树颇丰的理论家。

  时值习仲勋同志逝世十周年、诞辰 100 周年之际,深入研究他的革命理论,认真学习他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习他的光辉事迹,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非常伟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对习仲勋同志宣传得不多,研究得不透,学习得不够。越过世纪的大墙,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的不断延伸,秘密资料大量公开,历史事实真相大白,诸多观点百家争鸣,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习仲勋同志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一.军事统战的壮举——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一次武装兵变,也是甘肃省暴发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1930 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方组织派党员去十七路军秘密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成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该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人成立了党小组,领导开展兵运工作。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喊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扩建组织,积极发展党员,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 30 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

  1931 年秋、冬,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第二年春天,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举行兵变,同时研究了兵变的具体事宜。 4 月 2 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 200 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

  起义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

  “两当兵变” 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陕甘当局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来,杨虎城将军得知主谋习仲勋当时不满十九岁,十分惊讶的说:这娃子胆子真大,竞然敢在我虎口拔牙!

  “两当兵变”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基础,牵制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增加了国民党的精神恐慌;壮大了陕北红军的力量,减轻了陕北苏区的压力,鼓舞了陕北红军的士气。为策应刘志丹的革命斗争,开辟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两当兵变”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播下了红色火种,鼓舞了革命斗志;使贫苦人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道理,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苏区统战的旗帜——为我所用

  在陕甘苏区建设问题上,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保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统战”这个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时,习仲勋自觉的把握了统战的本质,奠定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基础。

  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

  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民团班长王占奎,出身贫苦家庭, 14 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 1935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王富贵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富贵任连长。唐青山,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在西华池结交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四营营长。

  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沙秉彦。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 1933 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山河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

  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 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 3 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 1934 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 18 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 2.3 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 500 多人,发展到 5 个团 1000 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 1500 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发展到 18 个大队。

三.抗日政权的奠基——三三雏形

  “三三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 年 9 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 1937 年 7 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完善。

  1939 年 1 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 5 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 11 月,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代表大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实,习仲勋的统战经验就是原陕甘苏区群众路线的继续。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结合西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早已有了“三三制”的雏形,只是没有这样称谓。经过中央的总结, 1940 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3 月6 日 ,毛泽东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3 月11 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这些地方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1943 年 2 月,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分区施行“三三”制的原则,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整党和审干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发现、培养了劳模刘玉厚,树立了郝家桥模范村等典型。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实质就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实行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加广泛的政权,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就证明了原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群众路线的正确性。

四.民主团结的力作——防左纠偏

  习仲勋对事物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于缺少经验,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国土地会议对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土改试点中严重的“左”倾向,不仅未予纠正,反而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虽然允许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

  11 月1 日 ,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边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会议在制定具体土改方案时,只是片面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没有把边区里老区( 约占三分之二 ) 和新区 ( 约占三分之一 ) 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也没有明确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更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

  会议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义合会议的与会者对土改中“左”的倾向可能造成的恶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习仲勋在会议强调“不要乱杀人!”成了一句空话,这个精神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义合会议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也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肉刑,不得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等。于是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一时气氛极度紧张。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的现象比较普遍。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习仲勋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并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指出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要保护他们。

  在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深受感动,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做法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提高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信。

  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致信党中央,就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实事求是的作了汇报,对土改中有些过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改正建议。 1948 年 1 月 19 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列举了 9 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同日,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此后再没发生严重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五.刚柔相济的巧为——稳定新疆

  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也是中国民族成份最复杂的省区。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艰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严重恶化。三区革命时,被杀汉回民众达十万人。

  1949 年8 月2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继而解放甘肃全境。经过张治中从中斡旋,新疆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等宣布起义,脱离广州临时国民政府。9 月25 日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 将军率领下解放乌鲁木齐。1955 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0 年 3 月,蒋介石为了破坏新疆的稳定,委任新疆巨匪乌斯满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乌斯满等武装匪徒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 2 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乌斯满匪帮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杀人,煽动民族对立,破坏民族团结,严重的危害了西北的社会秩序,极大的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稳定西北的局势,鉴于新疆、西藏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西北局指示两地的土改工作暂缓,等条件成熟后再搞。但新疆区党委没有很好地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反而擅自提前进行土改,并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土匪和敌特趁机造谣污蔑,攻击我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乌斯满叛乱,加上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重叠在一起,使本来就非常复杂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950 年乌斯满叛乱集团的另一头目贾尼木汉被捕。在接到曾经主政新疆的张治中来信后,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新疆要求把贾尼木汉与乌斯满区别对待。要注意运用统战政策,争取并利用贾尼木汉来瓦解乌斯满残部,稳定已经归顺的部落,真正孤立极端反动的乌斯满集团;同时尽量争取、挽救被诱骗和裹胁的群众。

  1952 年 7 月,习仲勋奉毛泽东命令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在解决民族纠纷的过程中,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的许多意见后来被政务院通过的有关法规政策所吸取,比如《关于保障一切散杂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习仲勋更进一步推动立法,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巩固民族团结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严峻。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

  习仲勋眼光敏锐,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六.民族工作的典范——项谦归顺

  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户本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卡和征税,相传公元 5 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公元 1657 年清顺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为昂拉千户,世袭至第七代子孙项谦。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易守难攻,有“小台湾”之称。

  解放后,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项谦凭借手中的千余武装力量对已解放的邻县不断进行武装侵扰,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

  我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耐心地等待昂拉千户幡然醒悟,但他们却执迷不悟。其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工作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 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7 月,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 ( 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 、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 50 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 17 次之多。

  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更为感人的是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

  项谦在我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 1952 年 7 月 11 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款待了这位回头是岸的“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千户。项谦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挽救和宽大之恩, 1952 年 8 月 11 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七.荣辱与共的前提——廉洁奉公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同时,习仲勋等政府领导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作价折算成钱,付给群众。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解放后,习仲勋号召西北干部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 10 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习仲勋很注意政治影响,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下基层调查研究,不事前张扬,轻车简从,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 1958 年秋,他代表国务院来陕西省视察工作,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 年 4 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 3 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他坚决不同意接受,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

  1978 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界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界,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 3 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就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以后他几次出国,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

  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习仲勋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正因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

  习仲勋教育子女非常严格,正是由于良好的家庭熏陶,才使他们能够经受住考验和磨难。他的子女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子弟,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但却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八.肝胆相照的诚意——知错必改

  在“文革”中,由于极“左”路线的迫害,广大非党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和牛鬼蛇神,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从肉体上、精神残酷折磨。严重的伤害了广大非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但“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心里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 1982 年,北京某大报更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党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为了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争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 1983 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 1985 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从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就是以这种至诚之心交了许多党外朋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马鸿宾、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等都和习仲勋私交很深,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李德全、邵力子、黄琪翔等都与习仲勋非常要好。都说:“习仲勋这人非常通情达理,和善可亲。”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各族各界人士的普遍信赖和尊敬。

  习仲勋十分尊重党外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屈武先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一次,新来的门卫战士因为不认识他而有所慢待,习仲勋当即向屈武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余心清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期间被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 1966 年因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习仲勋非常惋惜,常常哀叹。他对余心清的关切,已超脱出简单的朋友之情,更体现出对整个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

九.经济统战的探索——主政广东

  1978 年4 月6 日 ,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他认为广东有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广东搞特区。

  1978 年 5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习仲勋态度鲜明,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 6 月 30 日,他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尽管当时他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关心侨务,落实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他充分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传输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既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又稳定了广东的形势,促进了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78 年和 1979 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 年 7 月,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 30 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习仲勋认为:外逃“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偷渡群众多多少少都与香港同胞有着亲戚关系,处理不好还会造成恶劣影响。习仲勋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要求不要歧视,不准虐待外逃者。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他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海外统战工作成果显著,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十.政治智慧的大成——统战巨匠

  习仲勋同志的政治智慧集中表现在统战工作方面,他曾说,他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统一战线工作上。他的统战智慧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又有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还有《孙子兵法》的全胜策略。他善战而不好战,是维护和平的天使。

  1946 年 10 月,习仲勋任成功的策动了胡景铎起义,国民党陕北部队五千义旅在横山通电全国,成立西北联军骑六师,解放土地两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万,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反对内战的正义力量,随后编入解放军序列,成为“一野”主力之一,在保卫延安、解放关中、进军大西北的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

  陕西曾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有典型的代表性。西北特殊的地缘和社会情况促进了我党统战理论的成熟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习仲勋妥善的处理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为全国民族宗教工作积累了经验。他不仅是统战工作的实践家,而且对统战工作有着独特的见解。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他语重心长地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

  针对如何开展统战工作,习仲勋指出:要搞五湖四海。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面不能太窄.团结的面更不能窄。他要求设法把统战部办成“党外朋友之家”。要善于同党外朋友共事,要平易近人。不要摆官架子。遇到问题,不要怕麻烦。要以诚相见.以谈心的方式认真听取并广泛交换意见。

  要发扬民主,对的错的都可以说。对党外人士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切忌对人的评价不公正,不能因为一个人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对他整个评价不公正,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他认为,这些民主人士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并不奇怪。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一切都可以商量好的。民主人士有许多好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习仲勋还谈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

  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按级别分为三个层次,核心统战,上层统战和基层统战。核心统战是由毛泽东等同志挂帅的;上层统战是由周恩来等同志经营的;基层统战是由习仲勋等同志奠基的。习仲勋同志全面的涉及了统战工作的三个层次。

  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按任务分为三个阶段,军事统战,文化统战和经济统战。军事统战是由毛泽东等同志领衔的;文化统战是由周恩来等同志主持的;经济统战是由习仲勋等同志倡导的。习仲勋同志完全的经历了统战工作的三个阶段。

  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三大巨匠之一,是我们值得效法的统战大师。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习仲勋三次致电毛泽东 痛批土改中...
从习仲勋痛批“左”祸学什么
习仲勋: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
水新营:习仲勋的磨难岁月
路笛:习仲勋派秘书抄大字报了解...
林培: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写...
李盛平: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