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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记习仲勋的革命业绩
作者:范明       时间:2013-10-15   来源:《习仲勋革命生涯》
 

  我和仲勋同志的相识,不是经过组织关系或工作关系,而是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对外是教导队(实际是抗大分校)队长,对内是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1942年9月,我奉毛主席电令回延安汇报工作,路经陕西省委和关中地位所在地马栏,去看望早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任关中专著文教科工作的哥哥郝伯雄时,得知他的上司专员就是原来担任过陕甘边苏区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经哥哥介绍与仲勋相识,乡亲相见分外亲热,问长问短,毫无拘束,关中“楞娃”的豪放气质和平易近人的“伙爷”作风,使我们彼此一见如故。从此,我便和仲勋同志结下了同志加战友的亲密关系。

(一)

  1944年4月,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后,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组织调我到西北局工作,任统战部统战处长。12月我被派往关中马栏,进行西北五省的派遣工作,完成了建立白区布点108处,回到延安西北局。此时,原西  北局书记高岗已率领大批干部去东北,习仲勋继任西北局书记。我向张德生部长汇报上述布点后,他要我和他到仲勋书记处汇报。
  仲勋同志非常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终于到一起工作了。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好啊!这是完成毛主席新战略部署的一次新成就。”他要我写个详细汇报纲领,以便转呈毛主席。当时在西北局统战部任处长的刘庚对我说,仲勋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领导工作时能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
  仲勋同志到任后,首先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北线的统战工作,完成了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即横山起义)的任务。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不断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南线部队,一方面命令愉林邓宝珊所属部队准备南下。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准备东进,企图一举占领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积极领导边区军民加紧备战,提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在中央召开的加强备战会议上,毛主席对习仲勋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  北线统战工作,争取愉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回旋余地。
  习仲勋在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决定派我为代表,前去绥德地委蹲点,开展榆林地区统战工作,重点争取衡山波罗堡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铎举行起义。习仲勋说,胡景铎是他在立城中学的同学,同他交情很深,思想比较进步。前次曾派与胡景铎也是同学的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到榆林与驻军联防之便,争取胡率部首先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特别是插在边区内的石湾地区,减轻我军北顾之虑,扩大我军回旋余地。习仲勋对我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要我勇担重任,并询问我还要什么帮助和条件。我说,不要什么条件,只需你写个秘密介绍信就行。习仲勋说:我希望你能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胜利地完成这个战略性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我说,我不敢立军令状,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地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任务。习仲勋把我叫到他的房内,在白绫子上写了介绍信,让我缝在我的丝绵背心里。1946年7月上旬,我携带着习仲勋给胡景铎的密函先到绥德地委,在地委书记白治民、专员杨和亭、司令员吴岱峰、统战部长刘文蔚和副部长师源协助下,对榆林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周密地调查研究。特别对胡景铎的思想、政治、家庭和社会关系以至个人生活嗜好方面的细节情况,作了详尽的了解。然后又以他与习仲勋的特殊关系和我的家庭与胡家的特殊社会关系(我的伯父郝隆光,原系胡景翼10大连的少校连长,在反北洋军阀在陕代理人陈树藩、陆建章的战争中光荣牺牲,在富平美原镇还有他的纪念石碑)作出周密安排。我化装成立城中学(胡家的私立中学)教员身份,单刀赴会。
  我于1946年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日,由师源同志陪同,从子洲县经过周家崄,到边区与敌占区石湾交界处只身浸入石湾地区。首先与胡部一个连长许秀岐取得联系,说明来意。
  翌晨,许秀岐派了一位上士班长备一匹马护送我。经过两天的沙漠行走,顺利安全地到达了波罗镇,直接地进入了胡景铎的指挥部。首先见到了胡的秘书章纯。章纯向胡通报后,胡即派警卫员肖家寿前来看我。肖家寿代我进入了胡的私室,我除将习的密件交给他外,并做作了自我介绍,叙旧后我径直地说明劝他起义的来意。他惊喜交加,从炕上跳下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与习是同窗好友,莫逆之交,早有起义的决心,今幸得世兄前来真诚会谈,真乃天助人愿,了无疑意。”
  次日清晨,在周密警戒之下,胡景铎和我在波罗镇南城门楼上促膝而坐,指掌为图,纵论革命大好形势,详谈起义政治、军事部署,情投意合,当即达成了起义10条纲领协定。主要内容是起义后将部队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任师长,批准胡为共产党员,党龄可从本年7月1日算起。胡又提出要把这次参加起义的有功人员张亚雄、杨汉三、许秀岐、姚绍文、范止英以及还在关中探亲未归的参谋主任李振华作出适当安排和奖励。任命石湾大队长张亚雄为一团团长;杨汉三为骑兵团团长。胡景铎和其他进步干部都思想先进,起义有功,均可批准入党,党龄可以从起义之日算起。并决定在国民党双十节(10月10日)举行起义。

   我将起义行动计划带回延安,向仲勋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决定由我率领延安和绥德地委选派的五十多名干部和新四旅一个加强连,经响水西南水沟边境出发(原定10月10日起义。因无定河水上涨。改为10月13日起义)于拂晓前按预约计划到达波罗南门外约500米处之南土台,将部队布置就绪。以约定的旗语暗号联络,配合胡景铎率部起义。
  起义后,中央电令任命胡景铎为骑兵第六师师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11月下旬,中央电令骑六师到延安整训。
12月12日,毛主席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接见了骑六师营以上的官佐,由习仲勋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当介绍我时,毛主席拉着我的手笑着说:“郝克永同志,你又从这里拱出来了!”没待我回答时,仲勋同志很诧异地连忙改正说:“这是范明同志。”毛主席说:“晓得!郝克永是他在三十八军的原名,你们还不知道?”
  毛主席在对起义官佐表示赞扬和欢迎之意后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国民党的军队是一个大军队。国民党的船很大,但千疮百孔,是一只快要沉没船,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一点,大家都想从这只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撤下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是共产党的船。这只船现在虽然很小,但这将是一只不断扩大的船,它非常结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只贼船,而是铁邦邦结实的大船。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下到大,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虽然还处于困难时期,但从统筹全局来看,我们在三年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二)

  仲勋同志无论是在地方或是中央工作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倾住于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努力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恰当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重大工作任务,业绩显著。几十年来,尤其是解放初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实:
  (一)通过上层统战人士正确处理夏河(拉卜楞)叛乱事件。
  黄正清是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的领袖人物,拉卜楞保安司令。他的一个弟弟黄正光,是藏传佛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法名丹贝坚赞。他的另一个弟弟黄正明又是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莫慈成朗。他的儿子黄文源还是青海河南蒙古亲王滚噶环觉尔的女婿。滚噶环觉尔亲王逝世后,儿媳扎西才让继承为河南亲王。黄氏家族因出有嘉木样呼图克图被封为“尧西”,又因他的儿媳是河南亲王,这一家包揽了拉卜楞地区军、政、宗教的大权,在安木多、青海甚至西藏都有很大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曾派在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宣侠妇,到甘肃南部作民族统战工作。他住在黄正清处,与黄结为亲密的好朋友。黄正清和嘉木样活佛的汉文、汉语都是宣侠父教的。更重要的是,宣侠父对他们进行了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汉藏民族团结的宣传和教育,为他们思想进步打下了基础。
  兰州解放前,黄正清避居距夏河一百多公里的阿木去乎草地,为了争取黄正清,西北局指示王震、王恩茂派人给他捎信,并让我派了与宣侠父、黄正清都有关系的贾志璞等,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大量宣传品,一路张贴,一路散发,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贾志璞同黄正清旧部的保安团长黄立中和拉卜楞寺大总管达吉等,深入到川甘交界的臧区草地,经过多方面进行工作后,争取黄正清顺利地回到了夏河县拉卜楞,并于1949年9月20日率部起义。彭总当即命令将黄正清在兰州的公馆腾出,派贾志璞、黄立中等将黄正清及其夫人策仁娜姆接到兰州,由一野联络部接待。彭总与黄正清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作了妥善的安排。以后,习仲勋也接见了他。1950年元旦,黄正清参加了甘肃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在这些工作中,我与黄正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也结为朋友。
  1950年2月,由于当时临夏地委犯有“左”的错误,一方面鼓动河南亲王的属民、新吸收的共产党员吴振纲等去斗争河南亲王;另一方面,对拉卜楞寺的阿莽仓(黄正清的二弟)活佛,按内地半地主的办法进行斗争,并把阿莽仓的属地阿木去乎的一个主要头人暗杀。这样就引起阿木去乎叛乱,河南亲王的管家将吴振纲暗杀了。他们还扬言要缴夏河县公安局的械,乱子越闹越大。西北局和甘肃省委要我作为全权代表,带上一个加强连,去处理这个事件,我向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请求说: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通过民族领袖才能解决,要解决夏河事件,必须通过黄正清去解决,否则,不要说给我派一个连,就是给我一个团也解决不了,张德生同意我的意见,就让黄正清同我一道去处理这一事件。
  我们来到夏河时,夏河县县长黄祥(藏族,原黄正清部的一个团长),当时被认为是藏族上层的“左”派人物,在“左”的错误支持下,搞反对黄正清系统(包括拉卜楞寺)的斗争。他们组织人白天示威,晚上打枪,要求交出杀吴振纲的人犯。“阿木去乎“地方骑兵为了保护黄氏和寺院,也全部调来包围了夏河,大有刀出鞘,弓上弦,一触即发之势,我通过黄正清作寺院和阿莽仓的工作,通过黄祥去做“左”派的工作。首先将仇杀血战危机缓和下来。然后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艰苦耐心的调解工作,终于得到了和平、顺利的解决。决定将打死吴振纲的主犯(黄正清尧西的总管和河南亲王的总管)3人扣押兰州,交由省高级法院判了徒刑(1951年均得释放)这一事件处理后,我于1950年4月,给甘肃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夏河(拉卜楞)问题的综合报告》。张德生书记阅后立即转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看后,认为这份报告是根据毛主席民族政策第一次解决民族问题所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好报告,指示以《夏河工作——范明同志的工作报告》为主题,于是1950年在西北局的《西北党内通讯》第54期上全文发表。
  (二)对回族叛匪头目马良实行感化政策,决定不咎既往。
  1950年冬,台湾国民党残敌利用美国高空飞机,给潜藏在甘南与川北交界草原地区的叛匪头目马良(回族),投下了新式武器和委任马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命他在该地区进行反攻叛乱,打家劫舍,胁迫藏民。当时马良土匪武装有一千多人,气焰十分嚣张。与此同时,台湾还投下了委任黄正清为守备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大印,马匪秘密勾结黄正清的儿子黄文源,把黄的委任状和印信转给黄正清,要他潜逃甘南共举叛乱。黄正清在接到这些证件后,深夜找我报告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把黄文源和这些证件上交军区,他愿亲自出马,率领藏民武装协同解放军进剿马匪。我先赞许他这种大义灭亲、爱国爱党的精神,但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先把黄文源稳住,把证件秘密上交,等与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商议后再说,但我提议黄正清率部与骑兵团协同进剿的意见未予采纳。只由甘肃省军区派了一个骑兵团,深入甘南藏区追剿。由于地形不熟,情况不明,藏族群众不帮,剿来剿去,剿了一个多月,毫无寸功,人员马匹不断减员,粮尽草绝,只得撤回休整,待机再剿。甘肃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必须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和藏族路线来解决问题,取消对黄正清的怀疑,又要我亲自动员黄正清出马,出任甘南剿匪司令员。
  黄正清回到夏河县,振臂一呼,3天之内就组成了一个约3000人的藏族剿匪团,配合我骑兵团,开往甘南川北广大草地,对马良匪部进行第二次围剿。黄正清以拉卜楞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娘家尧西的身份,向甘南川北藏区所有寺庙的头人发布了合剿马匪的通知。于是,剿匪部队所到之处,藏民头人和臧民群众武装,跑马鸣枪,夹道欢迎,欢呼雷动,还派出精干骑兵随军进剿。黄正清采取了撒下天罗地网,黑明昼夜不停奔袭的战术,使马匪抱头鼠窜,无喘息之机。同时,认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前后不满一个月,便将叛匪连同匪首马良全部俘虏,西北局将黄正清这一功绩上报中央,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1955年授予黄正清少将军衔。

   当时将匪首马良带到兰州,有人主张杀掉,上报西北局,习仲勋按照毛主席对叛乱头子的感化政策,批示不仅不予镇压,还让做工作,由兰州回族首领出面担保释放,并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了工作。马良改恶从善,派人将甘南潜臧的其他匪徒全部叫出投案自首,对稳定甘南局势起了有益的作用。同样,对兰州回族上层人士马腾霭,习仲勋也不同意杀掉,后来还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回民中影响也是极大的。
  (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一个批准藏传佛教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转世坐床。
  臧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甘南拉卜楞寺的寺主是嘉木样呼图克图。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即黄正清之弟黄正光)于1947年4月14日圆寂了,未来得及选转世灵童就解放了。1950年黄正清提出按臧传佛教的程序选转世灵童来继承为六世嘉木样的意见,得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正式批准。在仲勋同志的指示下,先由黄正清召集拉卜楞寺活佛僧侣及属寺代表,并请青海佑宁寺活佛土观仓参加,开会决定卜算活佛转世方向,未能寻到。1951年2月,他们祈请班禅大师卜算,由班禅大师决定。班禅大师于10月19日亲莅拉卜楞卜算后宣布:“经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卜算决定:五世嘉木样灵童生于青海省刚察县刚察上部,父名多拉海、母名才旦卓玛,佛名周本塔尔。”于是拉卜楞寺派员到青海刚察把佛迎来,于1952年3月6日在拉卜楞寺隆重举行六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典礼。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和甘肃军区司令徐国珍出席了坐床盛典,并分别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送旗祝贺。这就是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由班禅大师决定的转世活佛。
  (四)代表毛主席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并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951年12月15日,班禅离开塔尔寺来到西宁,向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同志和青海省各族人民辞行。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来到西宁,欢送班禅大师光荣返回西藏。习书记看望了班禅馈赠给班禅银圆3万元,检查了班禅返臧的筹备工作,还给班禅行辕的官员作报告。习书记勉励他们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认真执行《协议》。希望他们与噶厦官员互相谅解,搞好团结,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西藏而努力。
  12月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一千多人,在西宁隆重举行欢送大会。会上,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他说:“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同达赖喇嘛一样,在西藏人民中的信仰是很高的。班禅先生离臧28年间,西藏人民时刻在怀念着您。班禅先生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喜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的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接着,班禅大师致答谢词,对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青海省党政军在解放以来对他们的关怀和这次热情送行,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表示返臧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庄严的欢送会上,班禅大师畅谈了自己发自肺腑的感想。他说:“我们流离内地快近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出席欢送大会的有青海省党政军的负责人张仲良、赵寿山、廖汉生、喜饶嘉措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他们都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西宁市各族各界代表和儿童向班禅献旗、献花,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通过了致达赖喇嘛的贺电。
  12月18日,习仲勋书记召见护送班禅返臧的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和党派到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副秘书长梁选贤两位同志,根据毛主席对西藏工作主要做好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教导,作了《关于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该指示的要点如下:
  一、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二、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达赖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如不尊重风俗习惯,急于改革,不愿与封建势力接近等)。
  三、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了解不全面,就不能得出正确的办法。在西藏目前做工作不要分工太细,每个同志都了解全面的及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是说“去粗取精”吗?粗是精的基础,无粗就没有精。
  四、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干部下到“宗”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多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名义,组织各方面的人下各地去,搞完工作以后回来,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
  五、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班禅他们在西藏是被压迫的,他们不靠我们是不可能的,会和我们长期合作的,我们应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今天他们在大的方面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这就对了,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六、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随班禅进臧的青海臧民同志还要注意,你们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臧民团结一致,应该谦虚,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的印象。
  牙含章同志于1952年5月护送班禅抵达拉萨后,当即将习仲勋的指示向西藏工委作了汇报传达。工委认为习书记关于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是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以及领导方法上作了辩证的阐述,对西藏搞好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搞好臧汉团结,藏族内部的团结和干部内部团结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即转发各分工委,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实践证明仲勋同志向牙含章、梁选贤所作的《关于做好班禅工作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对做好西藏工作和做好达赖、班禅之间的团结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都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范明: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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