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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和亭:我的老战友习仲勋
作者:杨和亭      时间:2013-10-15   来源:
 

  1941 年以前,我和习仲勋虽说没有见过面,但彼此的情况都知道。 1941 年 11 月,我以参议员的身份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并担任大会党团(即党组)秘书,党团书记是谢觉哉。习仲勋当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也是参议员,大会党团成员在召开党团会议时,我们初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谦虚、而且精干。当年习仲勋 28 岁,我 31 岁。

  1943 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加强北线工作,重新配备了绥德地区党政领导干部:调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白治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袁任远为专员,我为副专员( 1945 年任专员),李华生为宣传部长,梁明德为统战部长,连同住在绥德的抗大校长徐向前、政委李井泉、副校长何长工,独一旅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容等 11 人为地委常委。

  从此,我就与仲勋同志一起工作。 1945 年秋他任西北局书记,我仍在绥德。全国解放后我先后在甘肃、新疆工作,仲勋仍任西北局书记。到 50 年代初,他调到北京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任副总理兼秘书长,我们还偶有来往。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他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又备受折磨,我与他的命运相似,几遭批判、审查,彼此间就不知情况了。“四人帮”被粉碎后, 1978 年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加,恍若隔世,不胜唏嘘了。下面回顾一下我与仲勋同志在一起共事中他给我的印象。

认真贯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方针

  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习仲勋为首的绥得地委抓住这个中心,带动其他工作,成绩显著。

  1939 年 12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指使反共专家、绥德专员何绍南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袭击八路军。 1941 年,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接着国际形势逆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于 1942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又先后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组织起来》两篇文章。 1943 年边区有计划地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习仲勋正是这个时候来到绥德的。

  在党中央号召下,他领导地委班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怎样才能在边区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到绥德郝家桥向当地农民请教,发现这个村的生产搞得很有起色,刘玉厚是村里劳动生产的带领人。仲勋同志便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安排计划,地委决定推广劳动模范刘玉厚和郝家桥模范村的经验掀起生产热潮。绥德地区陆续涌现了许多典型的先进区、乡、村和模范人物。如绥德城里的纺织模范刘老婆、工人模范郝玉亮、吉镇的农作法模范王德彪和刘金英、四十里铺的劳动模范汪丕应、佳县的阎开曾和吴堡的文教模范任逢华等。

  1944 年 12 月 21 日 至 1945 年 1 月 14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沿岸召开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总结大生产运动的工作经验,鼓舞边区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边区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绥得分区派习仲勋和我领队出席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号召“军民两方面同时发动大生产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 邀集各地区负责人座谈,对我们工作上的成绩给以肯定,并且指出缺点,要求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搞好边区的生产建设。他还提出劳动英雄应当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并且讲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

  会后,我们回到绥德,习仲勋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按户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变工互助,重视工副业生产,提倡劳动竞赛,定期 检察总结和适时召开劳动模范工作者会以及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与文化艺术运动相结合,寓教于乐,办冬学和识字班,改造二流子等一系列主张,经过地委讨论,大家取得一致认识,并且更加充实了对各项工作的安排计划,还提出要以政治思想带动大生产运动,推动生产建设的要求。大生产运动在绥德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推动了生产,也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到 1944 年至 1946 年,在人多地少的绥德地区已是粮食自给有余,群众、机关、部队、学校都做到丰衣足食。

正确推行减租减息政策

  早在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就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但由于当时陕甘宁边区有的地方存在着双重政权,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破坏,直到 1942 年下半年以后,才普遍开展起来。绥德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和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被地富占有,贫苦农民承受着高租重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备受压迫的实际情况,很抓了减租减息工作,以农民为骨干力量进行保债保佃,清算多交的地租和利息;“双减”后,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和已放的账款,已经收回的要退出,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许多贫苦农民在“双减”中经济上受益很大。

  习仲勋调任西北局书记后,对绥德的工作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

扭转了土改中“左”的错误

  1946 年 5 月 4 日 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是我们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并且规定了具体 政策,绥德地区有老区、半老区和新区三种情况,老区和部分半老区实行了保地并追回了被地富收回的土地,有的地方动员 地主献地但有的地方出了偏差,西北局及时提出由政府以公债形式征购地主土地,然后转售给农民,以缓解矛盾。但在征购中,因受康生、陈伯达指挥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在佳县由康生带领中央党校工作团提出“农民要咋办就咋办”,实际上是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错误口号,我们对从提出异议,工作团的个别同志向康生告状,又派人来纠我们的“右”。我向习仲勋反映了实情。后来绥德分区的土改到 1948 年才完成,虽然慢了些,但是工作扎实稳妥,农民经济上受益,政治上赢得民主管理权力,得到了翻身解放。

  1947 年 11 月,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开会传达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和受晋绥土改中“左”倾偏差的影响,致使绥德分区 1947 年 12 月间在一些地方出现“左”的现象。习仲勋 1948 年 1 月初参加中央杨家沟会议后没有回西北局,直接来到绥得召开地委会议、县委书记及县长会议和绥德干部会议,果断提出土改中的偏差必须立即纠正,强调土改运动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他在给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的信中说:“平分土地的根本精神是平封建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而非平农民中间的差额,老区土改必须根据此精神,坚决扭转‘左’的气氛。”又说“当前的群众运动,必须是土改与生产、民主相结合的群众运动。动员群众战胜蒋、胡匪军造成的特殊灾荒,恢复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

  由于习仲勋工作上雷厉风行,很快扭转了局面。正如后来他在 1948 年 7 月西北局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在土地改革工作问题上,没有按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工作方针,以及没有提醒大家防止‘左’的倾向。这些缺点曾使以后的工作走了一些弯路……但不久我们便在中央指示下,依据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规定出具体工作方针和若干具体政策,改正了义合会议的缺点。不过一个多月,各地‘左’的倾向都得到纠正。”

积极贯彻统战政策

  习仲勋在绥德地区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在边区政权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绥德分区那时管辖 6 个县:绥德、米脂、吴堡、佳县、请涧、子洲(双减时镇川、横山两县又划归绥德分区管辖)。 1940 年,绥德一度被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所控制。何是国民党委任的专员又兼保安司令和保安团长,他积极反共,封锁边区,破坏抗战,盘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对他展开坚决斗争,终于迫使何绍南于 1940 年 2 月逃走,人民接管了政权。

  1941 年 1 月 30 日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选举,即在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占 1/3 ,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党外进步人士占 1/3 ;中间分子占 1/3 ,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开明士坤。习仲勋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求实又坚决,他首先向广大干部进行政策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在抗日根据地施行“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意义。在对各地各级人物的安排上做了细致耐心的工作,反复酝酿协商,取得很好的效果。

  1944 年冬,绥德分区 6 县选举出 846 名议员。绥德县参议会共有 7 名驻会议员,其中共产党员 2 人,国民党员 1 人,无党派人士 4 人,共产党员名额不足 1/3 人。 13 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 4 人,国民党员 6 人,无党派人士 3 人。共产党员仍不足 1/3 。绥德县县长是著名士绅霍祝三,副议长是党外人士张哲卿先生。绥德著名士绅、原国民党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三届边区参议员。他的 3 个女儿都参加了革命。绥德另一名党外人士、原国民党二十二军高级参议刘绍庭也是 3 次连任边区参议员。此外,还有佳县的著名人士乔松山、杜光,米脂的高愉亭,知识分子姬伯雄等都参加了边区的政权建设,姬伯雄还被选为米脂县县长。由于团结了边区各阶层人士,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这就为边区建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度过经济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和解放后在西北军政委会工作期间,他更加重视和认真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他多次提醒大家:“共产党员要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由于西北地区还有其特殊性,民族宗教界问题比较复杂,他说:“西北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和敌人竞争”,“必须有意识地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团结在党的周围,把一切必须争取和安置的人争取过来和适当安置下来”。他告诫共产党员和干部:“凡合作共事的人,就力争长期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作的人,比原来未曾团结那个人的影响还大。”

正确领导临夏多民族地区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我被调到甘肃工作, 1949 年至 1954 年初先后任临夏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专员和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

  临夏是个多民族杂居地区,有回、汉、东乡、臧、撒拉、保安、土等民族。其中回族、东乡族、藏族人口都在 10 万以上,其次是撒拉族、保安族和土族。各民族之间信仰不同,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伊斯兰教内又有二十多个教派。蒋介石和马家军阀为了实现其反动统治,压迫、歧视其他民族,挑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厮杀。这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封建统治严酷残暴。历史上马安良、马福祥、马麒、马麟、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延贤、马虎山和金树仁都出自这里。国民党省主席以上出了 11 个,师旅长以上达 100 人左右。地主人口占 2.4% ,却拥有 36.4% 的土地;贫雇农人数达 47.43% ,仅占有土地 6.3% ;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严重。莫尼沟一个乡就有地主 86 户,占有土地五万多亩,占有庄客、长工等一千人左右、丫环二百余人(内不少是我西路军失败后的女战士)。

  1951 年 8 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上对在临夏地区怎样进行土改工作发生了分歧。有人提出了“左”的意见。习仲勋、汪铎、张稼夫、贾扩夫,马文瑞等西北局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22 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对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他强调:“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因为这里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怎样区别呢?就是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加以区别。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每一区、乡,都要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对于地主阶级的斗争,“切忌乱斗一气,而是要集中力量斗争群众最痛恨的、并已完全孤立的恶霸地主。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他明确提出临夏的土改“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他的这次讲话,为临夏地区土地改革阐明了政策,指出了工作步骤和方法,统一了党内认识,为后来的工作打好了思想基础。

  为了更好的帮助临夏进行土改,西北局派出王震邦代 100 多人的土改工作队,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张杰、解维俊等回族劳动干部和马正卿等民主人士,中央派来周子建为团长的工作团,中共甘肃省委派副书记孙作宾到临夏领导和协助工作。由于有党中央、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政策,以及临夏地区同志们的努力,临夏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很好成果。打倒了地主阶级,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更加团结友爱。后来,新疆进行土改,习仲勋让我向去新疆的工作队介绍了临夏土改的经验。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 1952 年中央批准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后,蒙古族阿拉善旗民族宗教上层中有些人有违法行为,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位领导人,持激进态度,提出要逮捕该旗三十多名上层人士,我反对这种作法,要多作宣传、争取团结工作,但未能说服对方,僵持不下,我提议由省委请示西北局。习仲勋明确电复,只能加强教育和进行政治争取,一个人也不能抓。这才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在和习仲勋的多年接触中,我觉得他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有鲜明的党性原则。他对敌斗争既坚决,又善于掌握政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善于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工作中有魄力,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他能够艰苦奋斗,廉正自律,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善于团结同志,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共同做好工作。

  习仲勋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对我既是同志,也是良师益友。

  (杨和亭: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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