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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通:多年交往见真情
作者:胡景通      时间:2013-10-15   来源:《习仲勋革命生涯》
 

   习仲勋与我是陕西富平县同乡,因为我年龄比他大,在富平立城学校上学时,班次高他几级。我在1924年夏季毕业就参加了军队,他幼年时期的情况,所知不多;很久以后,从一些老同志口中,知道他因为不满北洋政府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榨人民,立志救国救民,十多岁就参加了中共党团活动,在党领导的创建渭北苏区斗争中,还是一位做出出色成绩的革命工作者。就我所知,我们立诚学校党组织的建立,在陕西渭河以北算是比较早的。仲勋同志是早先参加者之一。
  我于1928年离开陕西出国求学,1932年回到陕西,为了继续上学深造,经常奔波于南京、北平,对仲勋同志的活动不甚了解。及至1935年,我应愉林地方部队首领井岳秀之约,参加了他的队伍。仲勋同志当时在陕甘苏区工作,从军事情报上了解到他已成为陕甘边苏区重要领导人之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我和他的来往实际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起来抗战。榆林地区毗邻陕甘宁边区,双方接触频繁,我与在边区工作的熟人也恢复了往来。富平家乡的人们,原来不敢和红区的同乡、同学来往的。这时也改变了观念,“富平在红区还出了个头面人物”,青年们跑去找仲勋同志参加革命的不少。仲勋同志以后调绥德分区工作时期,我正担任着国民党二十二军的骑六师师长。后改任该军副军长兼任陕西省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驻防榆林、横山、三边等地,我们得以经常来往。我方派去的人员中有立诚学校的老师、同学,回来都说,仲勋同志还同过  去一样,对人热情真诚;与我接触过的边区群众和党内外人士,都对仲勋同志很称赞。尤其提起土地改革时都认为,凡是仲勋同志领导地区的土改,均是按照党中央政策执行的。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纠正一些地方土改中出现的偏差时,也采纳有仲勋同志的一些建议。同时,不论是我们派去边区交涉事情的人,或延安派来榆林办事的。互相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用人,不分东南西北,确实是照他们宣传所说的那样,真正是搞五湖四海,没有丝毫畛域之见。例如仲勋同志虽然不是长征干部,年纪还很轻,党中央对他很信任和重用,当然他本人也真有能力。这使我感触很深。就拿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来说,如果你是地方部队,不管你的军队训练是否有素,军纪好坏,有无战功,没有不受歧视和排挤的,明显的是任人唯亲。仅此就使我们这些地方部队的人们,所谓“杂牌军”,从心里对共产党这种大公无私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感到由衷的敬佩。
  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司令员和仲勋同志对我的政治前途很关心,特派曹力如、刘文蔚和我们驻绥德办事处主任田子享来榆林向我说:“贺老总和仲勋同志让你学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我却回答:“邓宝珊总司令给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应当给他把长工拉到底,他现在去重庆,我是听他的。”就这样未加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我的深切关怀、爱护。后来我才渐渐醒悟到,一个在剥削阶级生活多年、已有一定地位势力的人,要转变到人民的阵营中来,没有共产党人的及时帮助和教导,光靠个人长时间的自我改造是难以实现的。
  1946年10月,在仲勋同志的直接策动和领导下,我胞弟胡景铎率领国民党原骑兵第六师和我监管的保安部队,在衡山县波罗堡起义。我遂被南京当局以“督率无方、撤职查办”。仲勋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危,即把随同胡景铎起义的人员中原来我的几位得力同事放回榆林,做我进而投奔人民阵营工作的助手,并特意将我与他信得过的一位立城学校同学武之缜稍后放回,行前教给武一封用绸子写给我的密信,看着缝在被子里面。解放后,仲勋同志告诉我信的内容是:“如果你同意来边区秘密派人来见我,我即派部队接应。”可惜这些人回来时,迫于榆林布满特务,未敢向我传话,也未将密信途中烧掉的情况告我。好在我们党有革命不分先后的政策,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献策,榆林经过两次战役,驻军二十二军先后失去了府谷、神木、衡山等地,部队被消灭了十来个整营,仅仅保住了一座榆林孤城,国民党政府不但未给充分补给,而且对守城的很多人员更加怀疑,认为这些人不是“共党分子”,就是“失意军人”,一有机会就会出问题的。因此,1948年初夏,南京方面以召见榆林守城人员为名,让我随同邓宝珊总司令、左世允军长前去,明为将我留在南京受训,实则怕我回到榆林出事。1949年初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我由徐永昌(国防部长)张耀明(南京卫戍司令)出面推荐,得以重新被任命为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仍回原部队供职。我遂乘机飞陕,途径甘肃、宁夏、抵达绥远包头市。这时主持绥远军政的董其武将军及其多位要员,和我不是在国民军时代有袍泽之谊,就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并间战斗过,他们正在根据傅作义、邓宝珊两位将军的指示,酝酿起义。他们深知我是多年跟随傅、邓两位将军走的,因此对我到绥远表示欢迎,并让我将在绥远境内的二十二军部队团结起来,准备一道走向人民阵营。这时,西安早已解放,贺老总与仲勋同志决定,派二十二军在西安起义的新兵总队长王伯谋,带上与我们的旧交师子敬先生劝我早日起义的信件,并让王伯谋带上给绥远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同志一封信,请他在我部起义时刻大力协助。因为王伯谋乘坐的汽车中途几次抛锚,及至到达,我们以由傅、邓两位将军亲临直到,部队医随同董其武将军于1949年9月19日宣布起义了,虽然王伯谋事前未曾赶到,但我对贺、习两位领导人对我的政治前途,这样几次的关怀厚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们部队被编为人民解放军部队,即由绥远开拔,道经宁夏,开往甘肃庆阳整训。1950年夏,我奉命来西安列席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才和一野好多位领导同志见面。习仲勋同志就叮咛我,你首次列席,必须准备大会发言,免得临时仓促。他知道我过去与党内有不少朋友长期往来,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很少了解的。他征求我的同意,让我离开部队,到西北军区司令部参议室任高级参议,还送了我一部《干部必读》,叫我以学习为主,加强自我改造。以后,仲勋同志调往中央任职,无论我到北京,无论他回西北,都要约我见面,既关心我的工作安排,更关心我的学习改造。如果说,我同许多人一样,遭受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和其他各种运动,固然精神上也曾经过紧张、痛苦,但我总能过得了关,这与习仲勋同志在学习改造方面给予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同志胸怀坦荡,肝胆照人,对人态度平易,热情至诚,为人处事有义有情,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使党外人士毫无戒心,乐于接近他并和他讲心里话,随时向他求教解惑。在仲勋同志身上看不出对人有党内党外之分。我开始以为他对我的深切关怀,可能是从同乡、同学私情出发的,经我同和仲勋同志经常有来往的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张奚若、董其武、杨明轩、孙尉如、屈武、唐生明等多位领导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中上上下下的人士相谈,提到仲勋同志也同样感觉对他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仲勋同志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对海外统战工作也很重视,仅举徐君文向我所说他的事例,可见一斑。原在榆林国民党部队二十二军供职十余年的徐之佳师长,于1949年调任福建省镇海要塞司令,由大陆去台湾时,未及将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徐君文带走,徐君文在“文革”中遭受株连。徐君文得悉仲勋同志兼任过陕北绥德警备区政委时,必然对他父亲在榆林的情况有所了解,即函请为他平反。仲勋同志一接到信,便转给中央统战部。徐君文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并落实有关政策。其在台湾、美国的父母、兄弟、姐妹接到消息,合家欢欣鼓舞。徐本人也曾申请两次去台探亲,会见好多浙江乡亲交谈之后,使大家明白了大陆上建设变化真相和对侨、台胞的政策。由此我深刻体会到“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重要意义,认为当前凡是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即使是一人一事的政策落实,都会收到很大影响。
  有时遇见和仲勋同志仅有一面之缘的人,也都说他是党和毛主席、周恩来教育出来的好学生,是统战政策的模范执行者。仲勋同志既使在休养期间,对我仍然很关心,1922年冬季,我去广东深圳市看他,他还向我说:“胡老,你身体还健康,千万不要放松学习,新闻广播要听,报纸所载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要看、要懂;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小平同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学。不然,就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做什么,人生后悔不及的事,就是脱离现实,被时代所抛弃。”他的这一番话给我增添了继续学习的力量,这也是一个人永葆革命青春、终生快乐之道。对我个人来说,能由一个满脑子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者,投向人民阵营,要接受时势造英雄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而在新社会能愉快生活,真是好难啊!如无仲勋同志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实现上述转变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有我今天的现状,党和人民给我的崇高待遇。

  (胡景通: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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