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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行:冷静清醒的领导者
作者:梅行      时间:2013-10-15   来源:
 

  我先后 3 次在习仲勋领导下工作,最早的一次是 1943 年到 1945 年,他任绥德地委书记,我在绥德分区主编《抗战报》。

  1943 年初,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从和他最初的接触中,我就对他有了不一般的好印象。他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比较信任、亲切。我从延安下到基层工作不久,有一些本地干部与我这样的人相处,中间似乎总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虽然彼此都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感情难以沟通和交流,不久整风运动开始,在逐渐深入展开的过程中,本地工农干部与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那就已不是一般隔阂的问题,而是几乎站在对立面上了,当时主持审干工作的都是本地工农干部,而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被怀疑为特务、叛徒、内奸的人很不少。这个情况主要是康生那个阴险分子搞“抢救失足者”引起的,后来一度发生乱整外来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这当然不能归之于本地干部。但审干中确有相当一部分本地工农干部。对国民党地区的情况根本不清楚,对我党地下斗争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外来干部往往加重怀疑,无端扣上“帽子”,这加重了“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绥德分区的整风运动,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主要是对绥德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但习仲勋到任不久,即坚决制止了。以后对外来知识分子的审查,虽然也采取集中起来互相揭发的办法,使不少同志在精神上受到若干创伤,但总的说来,是比较稳妥的,没有发生乱抓乱打的错误。最后对每个人的结论也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整风将结束时我们听到传言,毛泽东表扬了习仲勋在整风审干中能掌握党中央的政策,比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稳妥。从我当时亲身经历的情况看,这个表扬是恰当的。当时延安有些单位的审干就搞得很糟。

  一个领导干部,在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不容易的,即使是有丰富经验、平时善于掌握政策的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起来后,上下压力都很大,也往往难以冷静处事。所以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一条重要的经验:当群众未发动起来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倾;而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则应注意防止“左”倾。这条重要经验,曾经在相当时间内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可惜的是,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毛泽东自己也把这条重要经验忘掉了,使“左”的指导思想延续了 20 年之久。我重提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党内,现在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干部,有不少同志无亲身体会,所以在响应党的号召时,头脑就不那么清醒,有时“刮风”的现象很厉害,而且往往夹杂着不合党的要求或政策的歪风,把事情弄糟。这种现象一再出现事实表明,党和政府的工作,确有改进的必要,这应该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讲这些话,由此想到习仲勋早在 40 年代整风审干中就能头脑清醒地掌握党的整风审干政策,期限是很不容易的,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较成熟的表现。那时,他才 30 岁。

  习仲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第二件事,是土改运动。早先,中央派康生到晋西北去试点,开始在发动群众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成绩,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但不久就偏离了党的正确政策,对地主大搞逼供和使用肉刑,不仅把富农与地主等同对待,而且把一些富裕中农也当作斗争对象,分地分财。与此同时,还损害民族工商业者应保留的利益,甚至与地主同样进行斗争。康生搞的这种极左的错误,使陕甘宁边区也一度受到影响。当时习仲勋同志已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很快制止了种种违反中央正确政策的作法,使边区的土改运动进行得相当稳妥,没有出大乱子,效果很好,合乎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并教育了农民。

  1947 年冬季,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土改问题,并且批评了某些地区的过“左”政策。当时是不是批评了康生的错误作法,我不清楚,但不久以后从毛泽东再三发出的关于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指示,和在晋绥边区的讲话看,杨家沟会议对于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是做了认真研究的,并且对发现的不少错误作了纠正。而在这一运动中,陕甘宁边区错误很少,有了错误也纠正很快,从全局看,在政策的掌握上是优于其他解放区的。

  上述整风审干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中习仲勋的表现,对我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不少东西,并且对他的领导工作深感钦佩。

  我 1948 年调到西北局宣传部工作后,虽没有直接在习仲勋领导下做事,但他当时那种善于掌握党的政策,既有革命魄力又能谨慎从事的优良工作作风,以及善于团结干部,遇事谦逊,对于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加倍爱护的优良品质,是得到许多同志高度赞扬的。当时他作为西北野战军的副政委,对彭德怀格外尊重。他们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大事都能很自然地取得一致的意见,以致在军事斗争上取得辉煌胜利,也受到党中央的赞扬。

  从全国解放以前总的情况看,习仲勋无疑是西北地区许多优秀 领导干部中突出的一位,已是相当成熟的政治家了。

  1962 年,习仲勋只是因为牵涉一本描写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刘志丹》,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下放基层。这一不白之冤,固然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有关,但康生这一阴谋家在中间起了很坏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康生是长期混在党内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很难说他不会由于在整风审干和土改改革两大运动中,因习仲勋反对他的错误作法而怀恨在心,利用机会煽风点火,使用诡计,把人整倒。当然历史也早已证明,凡是狡猾的人,做了许多损人利已的坏事,总是没有好结果的。这样的人,不管他如何假装正经,施用卑劣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甚至在党内爬上高位,最终也必定原形毕露,身败名裂,为后人所不齿。这类野心人物,阴险分子、不踩在众人头上就睡不好觉的人,比之很多虽然地位不高又无名无利,但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办事的真共产党员,不是要卑下得多,丑陋得多吗?

  习仲勋直到 1978 年重新出来担负领导工作,他被压抑了 16 年,这不但是对他本人的一个打击,也是对党的一个损失。习仲勋对我说过,他在 16 年中每天步行几十里,能把身体保养好,是一大幸事。我们共产党人都难免要受冤屈的,正确的态度是相信党,坚持党性,把坏事变成好事,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充分珍惜时间,抓紧学习并到群众中和实践中去锻炼,不断提高自己。既然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宣誓把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奉献给人民,受点冤屈算不了什么的。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要说是受冤屈,只要不提拔他,不让他以权谋私,不让他先富起来,就心中不快,甚至怀有不满。实际上这些人根本算不上共产党员,他们满脑子装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经常会膨胀起来,兴风作浪。有些人,他们明知违反党纪国法,丧失国格人格,仍然要跳下去,最后使自己粉身碎骨,如果这种人再多起来,对我们党的巩固是一大危险。

  习仲勋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也在中央的直属单位工作。在这几年中,他工作是很勤奋的,是有贡献的。习仲勋同志是长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受到人们的敬重。

  (梅行:原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研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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