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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顺:我们的好领导——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作者:马永顺      时间:2013-10-15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马永顺(左)曾专程前往深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习仲勋(中),右为习仲勋夫人齐心。(马永顺供照)

  习仲勋同志1953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一直是我们的领导。按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秘书长工作的性质是:既要参与政务,又要掌管事物。基本工作任务是:协助首长综合情况,研究政策,密切联系各方面关系,掌管日常各项行政事务工作。总之,人们都称他是“国务院的总管家”,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是我们的好领导。他那平易近人、关心下级干部、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积极负责、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我们永远难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总理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组成人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很早就到了国务院会议厅(原为政务院会议厅),布置检查会场情况。习秘书长也来得很早。他看了一下会场的安排说,咱们为了节约,机构精简,我们决定不再设立会议科了。全体会议的组织工作就由你们秘书处办公室的同志管起来,这样可能忙些,先实践实践,总结经验,以后工作发展了,需要设立专门机构,再考虑。我表示:光是管全体会议,问题可能不大。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发展,提会议的事项逐渐增多,同时,由于秘书厅领导不统一,头绪多,经常出现漏洞。我直接向主管副秘书长齐燕铭写报告,建议成立会议科。燕铭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指示:具体提出编制。我根据总理、秘书长一向要求精简的原则,提出会议科编制四人(不包括我)。齐很快向秘书长、总理报告,同意设立会议科专管国务院会议工作。为此,我们制定了会议工作的职责范围: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召开的小型会议和报告会。

  会议工作实际上由齐燕铭副秘书长分管。习作为秘书长,也经常关心会议方面的情况,经常问各部门报来了多少需要提会的议题。有时特别指出:一定要把各部门送来的紧急、重要的政策规定不要耽误了。

  国务院成立后,根据新形势和周总理的指示,在习秘书长领导下,主管副秘书长和秘书厅,经过调查研究,在原政务院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各种工作制度。例如:重新制定了国务院所属各部门行文关系和工作报告制度;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制度;建立国家保密制度,等等。还根据新形势,改革了公文格式和印信制度。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的日子里,会议内容复杂,开会形式多变,会期时间长,习秘书长协助总理坚守“阵地”,对会议具体安排,精心运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那是1956年,我国经过三年多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央领导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逐渐有了了解。为了根据我国的实际,全面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年四月,周总理确定由工业、农业、财政、计划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习仲勋秘书长组成一个十一人小组,考虑提出一个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体制问题的工作安排方案,准备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集中进行研究与探索。正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周总理立即在国务院各部门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并正式宣布国务院准备召开全国体制会议,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请各省市派一位省长、市长或者副省长、副市长来参加,共同研究体制问题。

  1956年5月1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各省市参加体制会议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总理宣布体制会议今天开始,并对会议的开法作了布置。

  (一)中央27个部门成立7个体制研究小组:

  1.财政组:组长金 明,副组长骆耕漠。
  2.计划组:组长张 玺,副组长杨英杰。
  3.工业组:组长贾拓夫,副组长彭 涛、谷 牧、宋劭文。
  4.事业组:组长王首道,副组长廖鲁言、钱俊瑞、牛佩琮。
  5.基建组:组长孔祥祯,副组长万 里、周荣鑫。
  6.政法组:组长罗瑞卿,副组长高可林、陶希晋。
  7.综合组:组长习仲勋,副组长张 策、常黎夫。

  (二)对各组日常需要请示问题,作了分工:
  财政组请示李先念副总理;计划组请示李富春副总理;基建组请示薄一波主任;政法组,罗瑞卿主任不在时找习仲勋秘书长。其他组,组长自行负责。重大问题,解决不了,提国务院常务会议。

  (三)会议初步确定,从5月11日起50天,必要时可延长十天。每周开会3-4次,每个问题大体讨论研究4-5次。

  (四)整个会议的日常工作,统一由习秘书长负总责安排。会议秘书事项,由常黎夫副秘书长负责;生活事务,由机关事务管理局高登榜局长负责。

  总理布置后,第二天习秘书长立即召集中央的七个体制研究小组组长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各组如何开展工作问题。习从大家发言中感到许多同志思想准备不足。他提出下周内大家主要看文件(毛主席十大关系和总理传达讲话),思想上做准备,并大体确定划分:座谈回顾检查;提出体制初步方案,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意见;国务院会议做结论三个阶段。为便于联系和讨论,省市同志按大区分为六个组。

  开始工作后,习秘书长指示,每天编发“会议简报”,供各组互相交流,供总理副总理、各部领导了解情况。

  在第一阶段回顾检查中,有许多问题涉及中央各部门,需要有人直接听听。在5月25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习秘书长提出后,总理指示:各部指定一位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各委员会指定一位副主任或委员,专门参加体制会议有关问题的讨论。这位同志参加讨论后,要向本部门的会议汇报,并将本部门会议的集体意见带回体制会议。总理再次指出:各部门最好把可以分下去的业务分下去,你什么都管,什么都找你批,结果总是不能恰当。什么都管就会“左支右绌,东倒西歪,日夜劳累,腹背受敌”。

  5月30日,习秘书长召集六个大区组和中央七个组的组长、副组长开会,研究下一阶段的进展问题。大家对解决体制问题发表了意见。中央组与地方组的意见不尽相同,解决的看法有分歧。习秘书长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后指出:我们现在搞体制问题,不是所有部门都要搞出几条体制来,如气象等部门就不需要搞。现在主要是要把七个组的问题解决。在七个组中也有重点,我们要抓住重点问题解决。他指出,现在第一阶段座谈回顾已20天。下一阶段大体上6月15日前各组拿出初步方案,首先中央各有关部门先取得一致意见。大体安排顺序是:事业组的文教、卫生、农林水、合作社方面的方案先拿出来。计划、基建、政法、综合方面的方案相继拿出来。然后,按上述顺序进行大组讨论。工业组已先走一步,明天讨论后拿出的方案就是最后方案,不再开大组会讨论。接下来,讨论财政组的方案。在讨论方式上,可以分小组进行,财政部对各小组派人参加。各小组讨论后,再到大组讨论,最后拿出方案。

  习还针对各省市同志对中央各部找他们谈事情太多的意见指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会议,省市的同志一定要参加,发给的文件可以看,可以不看。不是国务院秘书厅统一安排的会议或与体制无关的事情,可以不接受。

  当体制会议进行到第二阶段,各组都提出初步方案时,遇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期间。周总理指示,各省市不是人大代表的同志可以回省市向党政领导人汇报。为了下一阶段进一步讨论,总理在6月23日体制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关于改革体制的六项原则性和理论性的问题:(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二)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三)集权与分权;(四)搞体制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五)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六)改进体制,逐步实现。还对财政、基建、企业、事业、民族、物价、储备、技术、科学规划、双重领导、专业机构、上下机构对口、编制、干部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对于体制会议进行程序,总理指示:各省市同志回去后,组织一个办公室,召开一些会议对方案进行讨论,我刚才提出的原则供各省市参考,各省市应该根据本省市的情况提出方案。中央各部门管体制的同志要继续进行,向各部门的领导汇报,对方案提出意见。习秘书长负责把七个组提出的方案集中起来,各组负责研究的同志不要出去,从7月1日起集中研究。

  7月17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习仲勋秘书长在会上回报了体制会议各小组讨论体制方案的进展情况。会议决定7月22日前各组组长先到北戴河,将修改后的方案送习仲勋同志,由习将各组方案中的共同性问题归纳,与7月27日前写出一个总纲初稿。28日国务院组成人员到达北戴河进行讨论研究,基本成熟后,通知各省市参加体制会议的同志8月初到北戴河。

  习仲勋秘书长根据总理的指示,从7月18日起连续几天先后分别对国务院机关和体制会议两方面的工作做了全面周到的安排布置:

  7月18日召集国务院副秘书长和有关同志谈哪些同志去北戴河,哪些同志留机关,并对国务院机关日常工作进行了安排。
  7月19日召集体制研究十一人小组会议研究到北戴河起草大纲问题,确定各组先拿一个大纲要点。
  7月20日下午召集各组秘书汇报准备的大纲要点。
  7月21日下午召开十一人小组会研究大纲。

  此后,习又召集有关副秘书长和我们专门安排尚未提国务院会议处理的议案问题。指示把尚未处理的议案分类列出来送李琦同志报总理指示。会上习还指示,会议科今后可设专人检查处理情况。

  7月23日我们到达北戴河,习仲勋和常黎夫首先抓总纲的起草问题。经各组汇报和讨论,总纲内容包括:(1)划分权限,分级管理;(2)统一计划,分工负责;(3)因事制宜,因地制宜;(4)全面规划,加强领导;(5)改进体制,逐步实施。根据常黎夫副秘书长指示,我打长途电话报告刘昂同志转报总理。

  习仲勋同志为争取在7月底把各组的方案全部讨论完,从7月26日至31日星期日不休息,连续主持会议讨论。根据讨论意见,由各组进行修改,8月5日全部完成体制方案的草案。同时,总理指示起草的综合大纲,经过多次讨论、修改,也已完成。题目为《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纲要(草案)》,全部内容包括“帽子”和体制方案两大部分。其中“帽子”内容为:历史的回顾,即开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体制的变化;改革体制的原则;实施办法。体制部分,即各组提出的体制方案。

  周总理到北戴河后,召开过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准备在党的八大作第二个五年发展经济计划的报告。体制会议由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主持正式讨论《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纲要(草案)》。出席的有国务院组成人员,各部、委指定的副部长、副主任,各省市的领导人,个别民主人士,七个体制研究小组的同志等。经过大会四天的讨论、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提交8月28日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36次全体会议通过。讨论前,总理对这次召开全国体制会议过程和《体制决议草案》作了详细说明。讨论后,总理考虑到体制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更广泛地听取意见,他提议并经会议同意,这个决议作为草案正式提出,但不作为正式决议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应当组织厅局长以上人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经过修改再提国务院会议正式通过。

  决议草案,对建国初期国家行政体制变化做了简短回顾后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空前巩固与统一,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地方已经能够集中力量管理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这就有必要和有可能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以便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依据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和体制会议讨论结果,对于计划、财政、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民族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出了决议。

  决仪草案,对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管理范围,管理权限,讲了七条原则。对这七条原则,周总理向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作了报告,并且说:“为了有效地实行上述各项原则,我们认为,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中央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也更加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下发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修正本。

  再就是习仲勋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尤为重视和关心。他之所以重视人民来信和来访工作,是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分不开的。1959年,我从秘书处,负责国务院会议的组织工作,调到信访室,负责处理人民群众写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的来信及来访工作。为了提高自己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我首先学习了习仲勋在1957年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仲勋的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做好工作的重要意义。这使我初步知道了什么是信访工作,如何对待信访工作和做好信访工作。

  习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信访工作不当一回事,原因“就是全国胜利,领导机关进城后,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和群众离远了,群众关系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心淡薄了。”

  习仲勋指出,“三大改造”以后(指:农业、手工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有矛盾,就要揭发矛盾。真正处理了,解决了,矛盾就会减少和缓和,但矛盾不会完全消失。怕麻烦,或者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都是不实际的。

  习仲勋指出:人民来信来访中,几乎全部反应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反映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各阶层的动态。领导机关可以从这里了解很多情况,解决很多问题。

  习强调指出: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而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今天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恢复和发扬我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共甘苦,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1959年2月,我在信访室上班了,一接触实际工作,看到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大部分是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问题。我想,对来信来访重视与否,的确是关系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到了4月份,反映缺粮的来信仍很多。我想,这个问题不赶快解决,会影响今年的农业生产。于是,我们给习仲勋秘书长并周总理写了综合报告,反映山东、江苏、安徽、河北、河南五省缺粮的情况。习秘书长根据总理指示,4月18日主持召开了山东等五省和甘肃、广东、陕西、浙江、湖北武汉、福建共十一省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所属的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及粮食部、内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会,听取各省汇报。19日,总理主持研究解决办法,并将我们的综合报告和内务部的材料,根据毛主席批示派飞机送有关省的主要领导人: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这些地区两个月缺粮的紧急危机。

  经过这个时期,周总理和习秘书长召开国务院会议,以及根据领导上的批示,我们派人到有关地方调查,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采取措施,有的地区又开始夏收,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来信来访逐渐减少。我们全室同志对周总理、习副总理兼秘书长,齐燕铭、杨放之副秘书长,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亲自处理,设法解决,十分敬佩。同时,大家也为自己在解决部分地区人民生活等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辛苦,起了一定作用,感到欣慰。大家在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活动中,更加努力,搞好工作。

  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反右倾活动,检查在反映缺粮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有的地方追查来信人和上访人,打击报复,扣押来信,阻止来访,以致来信来访量明显下降。

  为了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加强信访工作指示,1961年2月,召开了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法、高检、总政,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部门。

  会上,龚子荣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人民来信很重要,必须重视。现在看各部委的报告,还不如看群众来信来的实在。要把来信分送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批办。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制定相应政策;对于重大案件,要派人下去调查。对于中央政策的反映或不理解的,应进行解释或说明原因。少奇同志强调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阻止和干涉群众来信,不能擅自开拆和扣留群众的来信。上边组织处理来信,不能层层照转,转到被告人手里,造成对来信人的打击报复。

  讨论中,许多单位都发了言,谈到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中纪委、公安部的同志谈到有的地方扣留来信、追查来信人和上访人的情况严重。习仲勋同志在讨论中不断插话和发表意见,最后作了总结讲话。

  习仲勋同志指出,人民来信来访,说明群众对我们很拥护,爱戴我们,信任我们,也说明他们加强了责任心和当家作主的思想。我们要和群众通气,为什么人民群众就不可以向我们反映情况、提意见和建议,商量问题呢?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觉悟程度提得更高的时候,来信还会更多,就是说人民来信来访,不光是为申诉、解决个人问题,有不少是为了“参政”,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建议和批评。

  习仲勋同志指出,来信来访是阶级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有来信是正常现象。有时多,有时少,也是一种规律。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时期有多有少,但是不会没有。人民来信来访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反映,因此处理来信来访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认为来信来访会减到很少,甚至没有的想法是主观的,是不实际的。

  习仲勋同志指出,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越密切越好,扣压群众来信是隔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其实质是为了打击报复。

  习仲勋同志指出,对人民来信来访要有正确看法。人民来信来访是正当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来信来访的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真正无理取闹和反革命分子捣乱的,只是极个别的。在处理反映工作问题的信访案件时,应区别是牢骚话,还是恶意攻击。工作中有缺点,群众发点牢骚总是会有的,为什么不准人家讲?要把不满和真正的恶意攻击,慎重地加以区别。处理信访,必须有群众观点,信访多半是反映一个地区、一个人、一件事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在群众来说,就是大事。

  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后,中央各机关都在部党组和行政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学习,端正了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加强了领导,健全了各种制度。同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的名义给周总理并中央写了《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邮电部对个别基层单位扣留群众来信,封锁消息的错误做法,向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凡寄给中央、中央局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件、电报不论来自国外、港澳台和国内,任何机关和个人一律不许检查、扣留,如有违反上述规定,强令检查、扣留信件、电报的,邮电局有权拒绝执行,并立即报告上级领导机关直至中央。

  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后,习仲勋同志对国务院机关的信访工作抓的更紧了,经常作具体指示并和我们一起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他指示我们,对信访中反映的问题要经常进行排队,抓重要问题给总理写一些简报。还提出对反映情节重大的、普遍性的问题,尽可能查清楚,有的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从政策角度提出解决办法。根据习的这些指示,我们加强了对来信来访内容的分析,经常写简报和综合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请领导上考虑。例如1961年3月北京市昌平县水库移民因住房未得到妥善安置,有三十多户移民集体来访,我们请北京市农村工作部和昌平县的同志来共同听取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然后经向习副总理报告,指示杨放之副秘书长和我们一起到昌平检查督促落实。又如,河北省景县一群众来信反映,他们那里与山东省边界划分行政区划时,群众发生了纠纷。我们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同时,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的来信。经向领导报告,习副总理指示以国务院名义发一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于是我们与有关部门商量,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行政区划同群众商量的通知》,要求各地今后调整行政区划的工作,必须征求群众意见,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便利群众,便利领导的原则,并按程序上报批准后执行。对已经调整而多数人有意见的应重新处理。不允许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对打击、压制群众的人,应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处理。

  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也很重视地方信访工作经验的相互交流、学习的问题。1961年9月河北省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交流工作经验。习指示杨放之副秘书长去参加。我陪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向习作了汇报,习指示把他们的经验写个报告向各省转发一下。

  从1961年中共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政治形势有了好转,民主空气活跃,人民来信来访数量不断增加。而国务院机关信访室的干部力量严重不足,经常靠夜间加班加点,有的同志累病了。习仲勋同志得知后极为关切,决定把积压的信件,分给全秘书厅能办信的同志帮助处理。当时机关正进行精简编制,习还决定把各单位减下来的人,增加到信访室。这样就缓解了信访室的压力。习仲勋同志关于人民来信来访的论述和具体指示,对我们国务院机关信访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打下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后,习仲勋同志从广东来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我们去看他。多年不见,一见面,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都在哪工作。我告诉他在全国政协工作。后来他回到中央工作,由于他分管统战方面,经常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活动,见面多次。如1986年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作了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又如全国政协为胡子昂副主席九十寿辰祝寿,请他参加了。还有一次他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陈嘉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后领导与来宾照相,第一排坐椅子,但他在第一排中间坐下后左右看了一下,没有看见项南同志(福建省委书记),他便向我招手过去,问我项南同志在哪里?我发现项南站在第二排,立即在前排加了一把椅子,请项南坐下。散场后,我陪他出门,他说,你在国务院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家是福建的父母官?我在他领导下多年,受到这样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我离休后,2000年全国政协老干部局组织离退休同志到深圳参观。我听说习仲勋同志在那里休养,便去看望了他一次。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最后一次。

  现逢纪念习老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下这点滴回忆,以表达我对老领导的不尽思念。

  (作者时任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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