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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民新:习仲勋与第十世班禅
作者:范民新      时间:2013-10-15   来源:
 

  习仲勋与第十世班禅在建国初期相识后就结下了忘年之交。他们俩人在长达 40 年合作共事中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情谊深厚,堪称统一战线方面的典范。

1951 年班禅返回西藏

  习仲勋与班禅第一次会见是在 1951 年 4 月。当时,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协商,赴京途中, 19 日路过西安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习仲勋的迎接。在机场上,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他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转达给毛主席。当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班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班禅的爱国热诚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 年 5 月 23 日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响应和努力下,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2 月 15 日,班禅自青海西宁返回西藏前夕,离开塔尔寺向青海省党政领导同志和青海人民辞行。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并转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班禅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 16 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 1000 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他说:班禅大师在西藏人民中的信仰是很高的,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事。

  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在欢送大会上,班禅致了答词。他衷心地感谢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青海省党政领导等对他的关怀和热情欢送,并发自肺腑地说:我们流离内地快近 30 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藏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受中央的委托,习仲勋同班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对班禅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他还根据中央的精神讲了两条意见:一条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都对中央的方针表示坚决的拥护。当天,习仲勋又和西藏工委秘书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梁选贤,对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让他们转达西藏工委研究贯彻执行。

  12 月 19 日 ,班禅及其堪厅人员在牙含章和梁选贤等陪同下,离开西宁,启程返回西藏。 1 952 年 4 月 28 日,班禅平安抵达拉萨。

1962 年班禅上书《七万言书》

  1954 年 9 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达赖、班禅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自那时起,习仲勋受中央的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联系。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刚直豪爽,直言不讳。习仲勋对班禅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习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嘛 ! 班禅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1962 年 5 月,班禅写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报送周总理。全文分 8 个部分,翻译成汉文约七万多字。班禅在《七万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左”的错误的批评和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周总理让习仲勋研究后,向他汇报。习看了《七万言书》,认为除了宗教方面讲的以外,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激烈的言词。周总理委托习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谈。习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党直言不讳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班禅对习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后来,同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自接见了班禅,听取意见,在座的有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和西藏党政领导张经武、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其梅等。班禅概述了《七万言书》的主要内容,在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情绪十分激动,有些话说得过头了,习仲勋当场批评了几句就被周总理打断了,接着便耐心地向班禅作了解释教育工作。总理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你说错的,统统要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对你的爱护。他还对班禅说: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遇到民族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对周总理的谈话表示同意和拥护。 6 月上旬,班禅把《七万言书》报送中央,同时又会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主席也亲自接见了班禅。

  中央和国务院对班禅的意见十分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讨论研究,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最终形成了纠“左”防急 4 个文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 7 月 20 日,周总理在接见班禅和张经武等西藏工委领导同志时说:相隔两个月,产生了 4 个文件,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把阶级、民族、爱国和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了。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叛必平。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总理又说:我们完全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 8 月初,班禅返回拉萨。 8 月 1 3 日至 9 月 2 日,西藏工委召开第 6 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总理、李维汉等领导同志对西藏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如何贯彻上述 4 个文件的问题。大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班禅也感到高兴,认为西藏工作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充满着阶级斗争。他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强调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还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会上,李维汉被严厉批评为不抓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向班禅和喜饶嘉措等人妥协退让,一味迁就,搞投降主义;对习仲勋,主要是说他授意刘景范、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同时还说他在班禅《七万言书》问题上采取了迁就、放任的态度。自此以后,李维汉、习仲勋都被解除或停止了职务,接受审查;班禅和喜饶嘉措也都不断地受到批判。 1964 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14 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 7 次扩大会议对班禅进行了批判,到年底,就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勋和班禅都受到红卫兵的揪斗,长期关在监狱,接受审查。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俩人的错案才先后得到彻底平反。老友重逢,感慨万端。班禅对习仲勋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 ffJtl5 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1982 年班禅西藏之行

  1980 年底,习仲勋从广东调到中央参加工作,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与班禅大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谊越来越深厚。俩人之间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班禅视察、出国和进行重大活动时,习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班禅每次外出回来后,也总是找习谈谈心,无话不说。

  1982 年 3 月 11 日 ,班禅给习仲勋和胡耀邦同志写信,提出在适当的时候,能到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的某些藏区进行视察访问。习仲勋看了这封信后当即转呈胡耀邦同志阅示。次日,耀邦同志作了如下批示:“每年出去视察参观一二次,这个办法好。其他党外朋友凡身体好的,都可以鼓励和赞助他们这么办。班禅今年外出视察,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我的考虑是:这两年以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为主。我们的国家很大,到处走走,很能增长见识。见识多了,对考虑国家大事就会更成熟。这也是我们对培养和扶助党外朋友的一个好办法。当然,到完全生疏的地方去,发言权就小一点,而要多观察,多调查,多学习,但也不是不可以发表意见。看准了,想清楚了就说就提。这也是一种锻炼,如果班禅觉得不去一下藏族地区不好,那么,去一两个这样的地方,我也不反对。” 4 月下旬,班禅到医院看望李维汉同志,又谈到去西藏的要求,李对班禅说:政治上,你是爱国派,并且拥护社会主义,随时都可以去西藏走走。我相信你如去西藏,会对落实政策有帮助,但如果引起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妨碍生产,劳民伤财,扰乱社会秩序,甚至牺牲了人命,这就同国家的宗教政策相矛盾,同社会主义不相称,同你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相称。希望你多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想问题,少一些从宗教领袖角度想问题。社会在进步,宗教活动要适应社会的进步。班禅听了之后,对李维汉同志说:感谢你说了心里的话,使我知道问题所在,我是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同班禅的矛盾。具体办法大家可以商量。这年夏天,班禅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西藏进行了视察访问。 7 月 10 日,他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30 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离开西藏前,班禅同西藏自治区党委交换了意见,对干部和宗教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作了报道,习仲勋阅后批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班禅问题,也就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在今天又是对达赖、班禅这两个精神领袖的基本认识问题。对这两个人的态度确定了,依此才可作出对西藏地区的政策和方针。否则,我们就会思想混乱,方针不明确,因而引起政策矛盾,在工作中发生失误。”

  1989 年 1 2 月28 日 凌晨,班禅大师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噩耗 传来,习仲勋十分震惊,万分悲痛,2 月20 日 ,他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

  ( 范民新:习仲勋原秘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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