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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历史转折关头
作者:专题特约撰稿|盛平      时间:2013-05-24   来源:文史参考
 

1982年,胡耀邦和习仲勋(中)、姬鹏飞交谈(右)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率先投身历史的洪流,谱写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篇章。
  胡耀邦和习仲勋早年投身人民解放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习仲勋被彻底平反。同年底,习仲勋调任中央并于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改革开放事业有了一个革故鼎新、声气相求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和习仲勋肝胆相照、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事业当中,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高度肯定。
  胡耀邦和习仲勋在长期的工作中结成了坚强的战斗友谊。胡耀邦积极支持习仲勋开展工作,习仲勋也在胡耀邦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胡耀邦和习仲勋的友谊,堪称典范。
  在我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左”的思想,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历史上都受到过“左”的迫害,但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 ,“耀邦一生襟怀宽广,光明磊落,对同志、对朋友、对上下级,从来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胡耀邦和习仲勋身上,闪耀着人品、人格、人性的光辉。

  

1977-1986年
平反冤假错案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大量冤假错案急待平反,中央每月收到的申诉信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每月也收到申诉信1万多封。来信来访猛增,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在胡耀邦和习仲勋看来,对待基层信访的态度,不论来信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而来信来访中,有关冤假错案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聚集着一群群上访的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重要信访案子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夏衍等人写信要求恢复工作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了中组部面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工作后,他说,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年底,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我们这二百零五人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胡耀邦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前往调查研究。
  1978年初,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胡耀邦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你没有做错,

共产党的机关,

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

对老百姓没有感情?

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

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先后三次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6年 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977年 8月21日,习仲勋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1981年5月23日,夏衍(右四)出席首届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颁奖大会。“文革”期间,夏衍遭到残酷迫害,被诬蔑为“社会糟粕”。在胡耀邦关心下,夏衍恢复名誉并重新工作。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急如焚。她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1978年初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十分关切地询问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的各种磨难深表同情。胡耀邦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胡耀邦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能力、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作了充分肯定。
  叶剑英会见齐心时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
  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习仲勋的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同志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习仲勋游览了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
  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定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说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深感责任重大。

1981年春节,习仲勋(右)与著名电影演员秦怡(左)、京剧演员越燕侠(中)在福州相逢。他们庆幸在“文革”中遭严重迫害而大难不死。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说:1978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儿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组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随后,习仲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

  
  胡耀邦、习仲勋力主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初,中组部来访人员每天有几百人。胡耀邦对警卫人员打招呼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在家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他在中组部一年时间里批复了四千多件来信。
  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也感到了要求平反的压力。1978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飞往广东省委习仲勋的办公室。面对无数的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查看人民来信,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抄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一群从远处赶来的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群众贴出大字报,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被吸引了。事关重大,贾延岩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这种做法招来同事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1978-1979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在这期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复查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为地富分子摘帽,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中央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们的强烈回应。
  1979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专门讲到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万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千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万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新中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说: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7万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7万人中,四川3万多,上海3万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也可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50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个估计有20万人,有20万就20万,实事求是嘛!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

上个世纪80年代,广州市工商局门前,大批老干部和军转干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还其公道

  
  干部不能只画圈圈,加上发牢骚

  1979年8月30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
  胡耀邦要求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胡耀邦说:我们中央机关一万一千六百名高级中级干部,如果每人每月接谈一个上访人员,就是一万一千六百人,超过现在来京上访人员一倍半。每人每年找十个群众谈话,摸摸群众的脉搏,解决一下群众的思想问题,那就是十一万六千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点工作,不接触群众,不了解情况怎么得了!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处科长,不能只画圈圈,加上发牢骚,而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群众,不平等待人。


1984年10月12日至19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提交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意见胡耀邦(右)在座谈会全体会议上讲话,习仲勋(中)在一旁陪同。

  他说:在来京上访人员中,一种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一种是已解决问题,但不解气,要求对诬陷者判刑。这里要做说服教育工作,不能冤冤相报,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不利。还有一种是无理取闹的,那是极少数。对那些政治上已经平反,但经济上未落实政策的人,要多做工作,向他们讲清楚,国家经济上还有困难,但也不要一刀切。
  由于胡耀邦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问题上出了名,因此1978年底胡耀邦到中宣部当部长后,中宣部的群众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胡耀邦的。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
  据时任中宣部办公厅信访处负责人的马懋如说,当时的中宣部信访处设在沙滩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只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痕迹。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许多来访者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

  
  习仲勋协助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胡耀邦强调,对于如此广大的上亿人口的统战对象,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同他们讲团结,并且主动地、积极地和很细致地向他们做工作。不敢放手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胡耀邦特别强调要狠抓落实政策工作。习仲勋随后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指出了“左”的流毒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他说,统战部“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我们的‘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有些地方就‘左’,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习仲勋专门提到胡厥文、胡子昂写给胡耀邦的信,他说,“信写得非常中肯,也切合当前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们非常谦虚,我们要学他们这个好作风。五十年代初,我们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比人高一等,这是不好的。”
  胡和习的讲话,有力地促进了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
  1983年9月15日,胡耀邦就落实统战政策问题致函习仲勋:
  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一份《信访简报》上作出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于1984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负责召集。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物资,会议要求必须清退,要开放存有查抄物资的仓库(包括文物仓库),物归原主;确系“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而现在又找不到原物的,可从已处理查抄物资存款中适当给以补偿,或从国家礼品仓库中选择一部分礼品顶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房产也须退还,一时腾退不出的先给房主立据,两三年内退还。
  会议还特别指出: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犯错误、犯罪的人员,其无辜家属和子女一律不得株连,目前在上学、就业等方面仍然受到株连影响的,均应纠正;三中全会以来处理的问题,包括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中处理的案件,确实搞错了的应该一律纠正。

1984年7月2日,邓颖超到天津市文革查抄物质清退认领处了解落实政策的情况,观看日本画家杜边的《仕女图》

  
  清退“文革”中查抄财物

  早前,6月1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起草制订了《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
  《意见》指出: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的遗留问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是关系到我国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望和信誉,关系到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问题。
  11月,胡耀邦在中央信访部门一份报告上作出批语:
  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
  在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习仲勋和中央落实政策小组经过努力,清退查抄财物工作基本处理完毕。截至1984年底,“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原工商业者的(包括其他方面人士)约300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15万件金银制品和800万枚银元已基本按上交时的银行牌价作价退还;查抄的文物、字画、珠宝、玉器、工艺品等1100万件,大部分被毁坏或散失,尚存的约350万件,退还了原主;查抄的1200万册图书,退还264万册,其余原主已无法确认。“文化大革命”中被侵占、没收的私房约1000万平方米,房主被迫出售的约100万平方米,采取腾退归还原主,或其他办法,解决了约55%。同时,还将“文化大革命”中侵占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等,大部分退还给了原主。
  到1986年中,“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完成。胡耀邦和习仲勋领导和组织的落实政策工作,历经数年,涉及各个方面,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家庭和个人。落实政策是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策的继续,他们的工作,对后来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政治改革第一步

为全国300万人平反

  
  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和前提,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干部队伍和坚实的组织保证,无疑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胡耀邦:清理“文革”中案件30余万件

  “文革”前夕,全国干部共有1200万人,其中有230万人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总数的19.2%,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文革”结束时有6000多名中央各机关的干部被“挂”着,还有大量基层非脱产干部未落实政策。“四人帮”左的势力及其帮派严重干扰党正确的干部路线。
  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1978年至1982年中组部和全党持续进行五年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的冤假错案,分类列举如下:
  1.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门负责人得到平反的有:刘少奇、张闻天、瞿秋白、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李维汉、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
  2.为“文革”中遭到批判或被诬陷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平反,主要有:撤消外联部“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中宣部“阎王殿”的罪名彻底平反;为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宗教局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推翻这些文件的诬陷之词。
  3.为“文革”中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复查平反,主要有:武汉“七二○事件”;北京“三家村”案;内蒙古“新内人党”案;西藏“小班禅集团案”等。
  4.为“文革”中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复查改正,对属于冤假错案的予以纠正平反,其中包括以反革命罪而被冤杀错杀的张志新案、史云峰案。
  5.为“文革”前以及建国前的大案、陈案、铁案进行复查,凡属冤假错案都进行平反。为1957年54万“右派分子”改正;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小说《刘志丹》及其“反党集团”平反等。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两广及海南等地历史问题等。
  6.为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受到打击、诬陷、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其中有马寅初、费孝通、钱伟长、吴晗、翦伯赞、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
  7.到一九七八年底,各条战线上专家、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昭雪。同时,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干部平反,并且开始清理“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
  8.对于工商业者、起义投诚人员、华侨和侨眷、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落实中央“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使用,妥善安置”的政策,为45万余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为15万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在政治上平反。
  据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指出: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使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习仲勋:平反彭湃冤案

  习仲勋到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冤假错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习仲勋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以处理大案要案为线索,同时带动处理一些规模相对小的冤假错案。
  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但他散田散产,毁家纾难,周济农民。上世纪20年代,他在家乡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卓有成效。1929年,因叛徒出卖,他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则大揪“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领导,林彪、江青一伙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目的。1978年7月到8月间,习仲勋考察了海丰县,详细了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陆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
  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揭发批判。关于反彭湃问题,他结合视察海丰时了解到的情况说: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 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
  2月11日,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平反彭湃冤案,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被逮捕并交司法机关严惩。

  
  平反“李一哲”案件

  习仲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918年,彭湃(右)等3位留日的奥籍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条约签订之日臂缠黑纱合影。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包括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等。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
  1974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对李正天等人组织批判,1975年,对李正天等人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由于当时广东省的领导允许李正天答辩,批斗会变成了被批者与批斗者的辩论会。在“文革”那个民主与法制被扭曲的岁月里,“李一哲”们面对万人群众展开辩论,几乎是一种奇迹。“文革”结束后,到清查“四人帮”时,“李一哲”的问题升级。1977年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关系的干部和青年,受到牵连。
  从1978年八九月开始,习仲勋主持省委会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省委常委会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并决定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4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4月25日,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习仲勋,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会议,报告提出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
  5月8日,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按广东省委所提意见办,务必不使广东省委感到麻烦难办。”这个批示,表示中央及胡耀邦支持广东省委对“李一哲”事件的处理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5月23日至24日到广东省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中山市视察。图为胡耀邦在视察珠海特区九州港的海关检查站。


     
一个在中央 一个在广东

开辟经济特区的创举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壮举,这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胡耀邦和习仲勋是这项创举的开辟者。

  
  习仲勋希望中央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7月,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到宝安县城(即后来的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这边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在政策。
  10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
  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扩大会议决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先行一步。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与此同时,广东省委还同意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是中南组召集人之一。5日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论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8日下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会议并有插话。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邓小平等听取汇报。习仲勋汇报时提出,“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胡耀邦加上“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词

  1979年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广东省委于6月6日向中央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6月23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可能发展快一些。”
  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省的报告十分重视,经过研究讨论,决定予以批转,确定对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7月17日,姚依林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的印刷清样批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批示。胡耀邦阅后在文件标题和文中多处加上“对外经济活动”,将文中一小标题“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特殊”改为“新”,并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
  口头上讲“特殊政策”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写在中央文件上,恐引起党内外误会,经与谷牧、依林同志商量,前面加了一个“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词。
  这个文件是否也可发其他省市委一份?这对他们也可起思想上的鼓舞和启发作用。请考虑。(谷牧同志要求快发)
  华国锋很快圈阅并批示:
  同意发各省一份。
  这期间,全国性的经济调整仍在继续,总的基调是收缩。当时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是:全国一盘棋,广东、福建两省要服从大局,该退的要退,基建规模要减少;另一种意见是,中央宣布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工作要区别对待,尤其是正在艰难起步的经济特区不能退。


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

刚开始嘛,

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

搞特区,

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

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


  
  
  胡耀邦鼓励习仲勋在广东改革

  1980年1月,胡耀邦第一次到深圳和珠海视察,据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回忆:
  元旦过后,父亲就来到了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面对着境外的繁荣景象思绪万千。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规律可循?难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增值的某些方法?⋯⋯他跟广东省委的领导(指习仲勋等)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这正是当时当地部分有着宽阔眼界的领导同志已经开始思考的问题,不约而同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融合到一起。父亲热情地鼓励他们,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经济改革。
  他俩(指胡耀邦和习仲勋)又谈到,广东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不少人家都有亲戚在海外,如果能吸引一部分有钱人回来投资,做贸易也好,办工厂也好,那可以利用的资金就是现有资金的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广东可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不但会大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而且也能尽快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俩越谈越兴奋,开发广东的政策也越谈越具体。
  习仲勋后来激动地对胡耀邦说:“你走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看这个势头只要给我们政策,只要是能够让我们放开手干,给我们自主权,经济几年就会上去。”
  听了习仲勋的汇报之后,胡耀邦陷入了沉思,他说,这样,你提的这个问题呢,我想想看,你也做好准备,到北京咱们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中央指示的贯彻情况,进一步研究特区建设问题。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改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并写入这次会议形成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
  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了这一纪要,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例如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等。
  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对文件的精神是支持的。

左图/1981年春节,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左一),等在福州团体拜年。

右图/1984年10月,可停泊5000吨货船的广东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顺岸式码头。


  然而,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一份关于此事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7月30日,胡耀邦亲笔批示:
  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同志是坚决反对这种硬性规定的。我也赞成他的意见。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8月1日,蛇口工业区获准可以超产奖励,交通部四航局工程处宣布:恢复定额超产奖。

左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部分同志合影,左一为习仲勋,左三为谷牧,左五为胡耀邦

  
  习仲勋离开广东前争取到尚方宝剑

  胡耀邦十分关心广东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1980年9月24日至25日,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书记处第52次会议。习仲勋等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位书记处书记大泼冷水。这位书记说,广东这样搞,那就应该在省界上拉起7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相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但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热情地支持习仲勋等在广东所进行的特区建设。谷牧提到,支持广东及特区对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他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胡耀邦总结讲话时指出,“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
  胡耀邦在会上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据曾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同志讲:“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交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三,广东七),暂定五年不变。”
  《纪要》指出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更大的自主权。这是习仲勋离开广东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回北京工作,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赴任前,胡耀邦接见他,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对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胡耀邦将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粤”字,是期望他们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
  创办经济特区举步维艰。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主要是有人担心搞资本主义。胡耀邦和习仲勋顶住压力(当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他们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广东,密切配合,艰辛地开创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业。
  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胡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都在叹服胡耀邦过人的勇气:“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在创办经济特区过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习仲勋同志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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