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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的习仲勋
作者:张杰      时间:2013-05-24   来源:共识网
 

  “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被迫去职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时突然说出的话。在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中共党内,这两句话代表着这位元老内心里厚重的郁结和深沉的坚守,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习仲勋曾经四次被毛泽东盛赞,两度蒙冤,三次起身反“左”,惊心动魄,宠辱不惊。他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先驱,在党的老资格干部中,属于坚定的改革派,思想开明,正直不屈。


  斯人已去整整十载,其子习近平恰好在此时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掌舵国家最高权力。人们在对习仲勋的纪念中,也寄托着对后者深切的期望。


  荣与辱


  习仲勋1926年投身革命,他同高岗、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才21岁的习仲勋就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了。


  1935年9月开始,陕北根据地发生了极“左”的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纷纷被捕。


  据习仲勋回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制止了错误的肃反。否则,习仲勋等人已经被活埋在土坑中。


  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十分惊讶,原来这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这么年轻”。习仲勋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头脑清醒,办事干练,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习仲勋受到重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被委任为西北局书记,毛泽东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初,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习仲勋被毛泽东评价:“如今已是炉火纯青了。”同年7月,习仲勋亲赴西北,争取藏族头领项谦的归顺,妥善地解决了民族争端。毛泽东对习仲勋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毛泽东想调任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对林默涵和胡乔木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斗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赞誉远远没有诋毁来得轻易。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卷入“《刘志丹》小说问题”,继彭德怀后,成为“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


  党的“理论权威”康生诬陷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金口一开,在劫难逃。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很快,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他一句话决定了习仲勋等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命运。从此习仲勋被剥夺职务,失去自由,被迫害长达16年之久。1965年,他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改造;1966年冬,他被红卫兵抓到西安和老家陕西富平等地批斗;1968年1月之后,他由北京卫戍区“看管”;至1975年春,再次被下放到洛阳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中共开始“拨乱反正”。


  痛批土改“左”祸


  习仲勋曾经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又在共和国遭受十多年的迫害,对“左”倾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不论是在中共革命胜利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都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跟风,不盲从,在“越左越好”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对“左”的那一套保持清醒的头脑。


  1947年10月,以“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但在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成为响亮的口号。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到各地深入调查,结果十分震惊: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的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十分普遍。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他终于以极大的勇气站出来,三次致电毛泽东,痛陈土改“左”祸。


  1948年1月4日,他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改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汇报,直陈土改中的许多不当做法。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致电毛泽东,以朴实无华的真实案例阐述土改乱象: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习仲勋在电报中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在土改的内容和步骤上,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习仲勋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转发各局。到1948年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是开国元勋,但更为后人纪念的乃是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伟大功绩。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就是冒着巨大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1978年春,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劳动和被迫害、关押后,刚平反不久的习仲勋接受重任,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经过十年动乱,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寻找“乐土”。习仲勋到达广东时,正是“逃港潮”的高峰。当年8月全省就有6709人偷渡外逃。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万元港币)有天壤之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存在于报纸和领导的讲话中,看不到前途的老百姓纷纷用脚投票。


  当时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被送到收容站,虐待现象普遍。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心情沉重。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还对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质明确地定为“经济原因、生活动机”,并表态“责任由省委来负”。


  习仲勋多次到宝安和香港边界中英街视察,眼前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破烂不堪,冷落萧条。强烈的对比让他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严刑峻法。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坚定了信念的他一出手便气势不凡,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大胆地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索性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接着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无所畏惧,坦荡直言,令很多人大吃一惊。


  这样的重大事情还靠邓小平拿主意,习仲勋在会议间隙求见了邓小平。邓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场巨大灾难更加坚定了习仲勋迫不及待创建深圳特区的决心。当年5月6日,在深圳边防前哨,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突然有近十万之众聚集于此,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顷刻间人山人海,边防军人束手无策,许多人被挤入海中,溺水身亡。原来有人放出谣言: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


  习仲勋不惧怕“左”,也不怕当右,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将经济特区迅速建立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地方官员:“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此后,广东经济飞速发展,广东人也获得“敢为天下先”的名声。


  痛斥“逼宫”


  广东的改革取得突破之后,习仲勋被调入中央。而此时,“左”倾保守的一套又沉渣泛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相继展开,而习仲勋坚决站在胡耀邦身边,对这些持抵制态度。


  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胡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从1985年开始,北京等地闹起学潮,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争取民主改革。许多中央领导都是杀气腾腾,主张“实行专政”。习仲勋则表态:“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


  1986年年底,一场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安徽、上海、北京等地相继爆发。时局紧张,邓、陈﹑彭﹑王﹑薄等元老有意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总书记下台。


  在中南海的一次“生活会”上,众元老集体向胡耀邦发难。薄一波要求胡作“深刻检讨”。彭真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等人“打得火热”。杨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邓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


  两天之后又一次“生活会”,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也被邀请参加,众人继续围攻胡耀邦。习仲勋忍无可忍,站出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胡耀邦去职之后,习仲勋在最高决策层逐渐被边缘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武力镇压学生。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寿88岁。(原载《财经文摘》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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