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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吴江老矣,犹著新书
作者:      时间:2013-01-11   来源:
 

  我想用“空谷足音”来形容吴江新书和我读后的感觉。这本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 ,主要收入了他十年来有关的论著和答问 ( 书中同时收入了写于 80 年代的几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看到作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研究最早是针对 1983 年一份宣传我国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制造理论和政策混乱的“提纲”的 ) 。

  难得的,也是在国内久已不见的,是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 它原有的理论体系及其宣传、阐释和实践 ) 时表现的自由精神。吴江数十年来一直进行理论研究,如他所说,“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而在这里他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

  马克思主义这一命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流行开来的 ( 列宁主义亦然 ) 。而马克思生前却针对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当然是不满于对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曲解,也告诫人们不要视他的学说为“刻板的正统”,而抱迷信的态度。纠正曲解,打破迷信,才能把被大权威和小册子弄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恢复本来面目,这才庶几是像马克思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思想的、科学的、理性的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赢得读者的。他们没有必要而且从来也没有夸称自己“一贯正确”,手持“绝对真理”;他们不讳言自己某些认识不足和观点过时。在 1872 年,距《共产党宣言》出版仅 25 年,他们为德文版写序时,就指出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指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因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他们当时已无权加以修改。

  在一般人看来,《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启示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行动上更不能墨守照搬。然而,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它的“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若连说话的自由权利也没有,甚至连思想自由的权利也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了,“这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 28 日致格尔桑.特利尔的信中,着重指出工人自己的队伍不能消灭言论自由,“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 ?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

  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 ”吴江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部分的论述恰恰告诉我们,俄国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显得生气勃勃,人才辈出;革命成功以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突出,注释经典风气很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执政党员,实际上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充分自由。诚如吴江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而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的勇气,只以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意图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上有所云,然后下笔,迎合为尚,鲜知节操,则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用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

  教条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它是专制主义的结果,专制主义的支柱,又是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它扼杀了党内党外一切活泼有益的思想。大家知道共产国际是教条主义的渊薮,它的影响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度。教条主义有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存在,最可怕的是与执政者的权力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而且不允许有异议、有批评、有讨论,其实践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数十年间,“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就是因此而得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肆虐的。

  共产主义,这无疑是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们中间不容亵渎的话题。吴江作为“最讲认真”的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作时的历史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 1848 年,社会主义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提倡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 那时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 ) ,因此他们避免用“社会主义”一词,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予以批评,而采用“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党宣言》实际是《共产主义宣言》。但是到了 1894 年 2 月,恩格斯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了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 ( 所谓三十年不曾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吴江认为或指从 1864 年组织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时已不再沿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称。 )

  这是怎么回事呢 ? 吴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继承了某些空想成分。现在应当说:“从空想到科学”仍然是一个过程,它要由历史来完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称赞它难以超越;然而在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方面,在提出具体的改造方针时,其论述往往表现出过多的“理想”成分,不少属于假设和推理性质,有待于实践来检验,其中包括证伪 ( 例如恩格斯说他们对于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错了 ) 。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重新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察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很快到来,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共产主义完全要听命于实践,由未来的实践去探索。他们劝告青年人切不可轻言共产主义,更不可轻率地为共产主义预先设计什么。他们自称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预先设计师,也希望别人不要充当这类设计师。

  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理想时,又往往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想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句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话;也忘记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切莫采取冒进行动的警告,而念念不忘尽快将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以致出现变理想为空想的教训。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又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并且把“社会民主工党,,改为“共产党”,只是在经历了几次重大挫折之后,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发展出来共产主义”,并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由此可以推知,这时列宁已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看法,开始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而和恩格斯 1894 年的看法达到一致。

  然而,列宁基于这一清醒的反思而创议的新经济政策,因他的逝世而中断。后来的苏联则沿着教条主义、“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轨道滑行下去。

  吴江说,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通病,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并有自己的理论。通常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左”始于 50 年代后期,实际上,可以上溯到 1953 年,即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际。当时,中国共产党不顾《共同纲领》,收回了原说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发展的诺言,决定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收归国有;同时内部通知“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从这时起,由苏联搬来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之当年的俄国更为落后,但是,中国的革命者一味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以为有了这两样东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唾手可得,甚至认为“愈穷愈容易向共产主义过渡”。以此为目标,不停顿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不停顿地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不停顿地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不停顿地搞“左”倾冒进,而且只准反保守,不准反冒进,那实践的结果,凡是从 50 至 70 年代过来的人都是犹有余痛的。

  这种错误实践,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却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找到它的理论根据。毛泽东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云云。吴江指出,这里是用“一定的条件”,实际上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置于同等的地位,抹杀了 (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 ) “最终决定作用”与 (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 ) “反作用”的区别。实践证明,全部问题在于所谓“一定的条件”是凭客观历史条件和经济事实来确定,还是凭主观意志来确定 ? 一旦政治意志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就为人为地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大开方便之门,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增长,从而轻而易举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典型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就变成了“唯政史观”,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被弄得面目全非。

  吴江正是从中国当代的理论和实践,论证了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危害,又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本源乃是唯物史观,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在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吴江说,按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门大史学 ( 即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历史科学” ) ,而非长期被演绎成的“经典原理学”一一这可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原理从史出,而原理作为方法反过来指导实践,又必须从各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一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能将原理奉为教旨。不恢复作为一门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教条主义体系难以破除。

  吴江的论著如流水活活,新见迭出,正是坚持了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实际运动中的各种现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学说应予修正和创新问题,尤为直言谠论。

  在这一点上,吴江所做的与恩格斯的信念相通。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又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在“文革”这一最大的历史错误以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重新学习也是切实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 1979 年 1 月至 4 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作过这样的尝试,但后来受到干扰,匆匆结束。 80 年代一次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不了了之,一次生产目的的讨论胎死腹中,继之是围绕政治问题可不可以讨论的批判,使务虚会开创的自由讨论遂成绝响。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对许多问题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个具体鲜明的参照系,然而在国内报刊上反映出的理论姿态是一片苍白。在全然不同的语境下,令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提问:“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都到哪里去了呢 ? ”

  吴江老矣,以耄耋之年,孜孜砣砣,“追本开新”;老学者以自由思考的新思路,达到独立判断的新境界,值得感谢。他的“私见”能否化为公论,当然还需要实践的检验,我欣赏他在谈到胡绳遗著《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 其中收入涉及中国当代民粹主义思想而引起争议的两篇文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一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 时说的,“我建议不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人或责难他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我想,同样可以说,建议不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吴江观点的人都不妨读一读吴江的新书。

  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生机、更不能发展的。

  ( 载《随笔》杂志, 2002 年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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