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年迷宫（“文革”时期）走出来，眼前一片迷惘。噩梦是在理性逐渐恢复正常的过程中慢慢地消逝的。
    1977年到1987年这又一个十年，是对过去年代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进行反思并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也是对社会主义自身进行改革的初始阶段。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或者说是由旧社会主义转变为新社会主义的时期。所谓新社会主义，就是摆脱80 年代以前的旧社会主义模式，创造新社会主义模式，即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真正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所以十分明显，这不是将50 年代以来的旧东西简单地恢复，而是重新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比起50年代的改造来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因为斗争发生在内部，发生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是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严格的自我批判（改革即自我批判）。
    这场斗争总的可以说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地积累起来的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总清算。我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十年迷宫，忧伤和痛苦塞满心头，思虑肃括而凝重。到后期，忽然有些悟性，用思渐宽阔，觉得我们党就其为自己确定的理想和任务来说，固然堪称伟大，但行动并非一贯正确。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从此，我开始动起自己的脑筋来，力求对每一项行动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这种思想逐渐明确起来，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在改革由局部向全面推进、拨乱反正逐渐深人的过程中，经过多种性质的斗争（坚持极左与反对极左，改革与保守，制度变革的尝试，新领导人的上台下台，等等）,而逐渐达到的。思想达到这一步，我开始觉得对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对社会主义也好，对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如此。“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
    我因改换工作岗位，以素不习官场的一介书生在某种程度上卷人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核心斗争，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是始料所不及的。写文章应当少说自己，可是这一次是例外。就我个人来说，特别是1978 年和1982 年开始的两场斗争使我深深地卷人了争论风暴的旋涡，并因而使我不能摆脱接着而来的风暴的袭击。我这个人，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仍然不熟悉、不习惯于“搞政治”、搞官场争斗。“文革”结束后的十年卷人了政治斗争旋涡，可以说是无意中偶尔闯人，以致最后不能摆脱。“十年京兆一书生”。那时有些场合之所以敢于面对风浪，不畏风险，多半出于“书生意气”，出于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碰上了什么也就无所谓。但是既然碰上了，特别在今天，我自感有责任将这十年我所经历的一些事和人如实地简要地记载下来。记下这些，并不完全为了个人（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然要毫不隐讳地记下来，并履行我应有的说话权利，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也不打算为任何人树碑，更不无端损人牙眼（我只是说出事实）。在我，只不过是想把这十年经历作为观察十年局势的一个视角提供给读者。在记下了这些之后，我也就可以无遗憾地挥手向那风雨交加、躁动不安的岁月告别了，是非则让人家说去。
    (1995年6月于香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