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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邓力群同志的信
作者:      时间:2013-01-14   来源:
 

邓力群同志:

  自从 1981 年 5 月在讨论《历史决议》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别之后,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岁月流逝,我们都老了,来日无多,后会难期,思之不胜惆怅。听说你身体尚健,至为欣慰。最近在一位同志处偶然看到你写的《邓力群自述一一十二个春秋》(即记载你在改革开放十二年中的遭遇)的书,我只是略翻了一下,是那位同志指给我看书中涉及到我的二、三处地方,你提到一些事,并谈你的看法。对于你提到的一些事,有些我认为与事实不符。你的书虽说是“内部”的,但毕竟已经“发行”了,所以我觉得对有些问题有加以说明澄清的必要。

  第一,关于“宣传陈云经济思想”问题。你讲“陈云思想”引起党校一些学员的反感,后来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责备,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是我(当时是党校管理教学的副教育长)邀请你到党校来讲“陈云文稿”的,你讲了四次,我在讲坛上全程陪同,事后又是由我提议你的书稿(题为《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归党校出版社出版。对于陈云同志建国以来所做的经济工作,我有好印象,表现之一是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斗胆向中央建议让刚出来工作的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经济工作(那时党已将经济工作列为中心),此建议载会议简报第 169 号上。不久,中央果然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 1980 年 10 月《陈云文稿》出版了。当时我虽然对于《陈云文稿》不是照例由文献研究室编印而是由你为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编印这件事有些不解,但出版此书我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特地请你到党校来讲一讲。

  没有想到的是,你的讲话在党校学员中(特别在一些老同志中)中引起了颇大的反应,我在《十年的路》一书中所写的还是有保留的,学员的反映除提出陈云的某些思想已不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外,主要是责怪你过于突出陈云个人,如你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尤其是你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学员很不满。而你在你的书中却是说“吴江在《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这并非我书中的话。你把你公开讲过的话作了删改,这不大好吧?我向你建议你的书在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同时特别建议你把“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删掉,你当时明明白白是表示同意的,否则,你的书也不可能在党校出版社出版。

  至于你说邓小平批评你不宜宣传“学习陈云思想”,这事我是在你的书中才得知的。邓小平何以知道此事,我想很可能是当时党校学员中有人向上反映,学员中“通天”的人物很多。而我在当时听到学员对你讲话的反映,只是在学员中为你的讲话习惯作了些解释,并未向中央什么人反映这件事,也没有向负责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

  王震后来说“吴江不断批评邓力群”,你也重复说这样的话,不知有何根据?你能否提供一点材料(在我写《十年的路》以前)让大家看看。

  第二、关于王震同志和你的关系。中央为什么会委任王震上将做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件事在我一直是个谜。因为不止我一个人认为,按王震同志的所长,他可以做其他重要工作,唯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这个职务确不合适,我至今仍这样看。现在这个谜由你的书揭开了,你承认,王震同志是由你在书记处建议继任中央党校校长并获得通过的。单就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你,因为你把党校以后发生的许多事的根源给揭开了。

  《十年的路》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央书记处通过王震的任命后,“有人给我打也话,告诉我:‘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你在你的书中竭力否认,说这是我“造谣”。现在我也要明白地负责任地告诉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一信息的,正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并仍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冯文彬同志,他列席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我相信他有条件获得此信息,决不会凭空编造。现在冯已逝世,可谓“死无对证”,因此你尽可以否认你在当晚的行动,但我也要明白地告诉你:我决不会因为你的否认而删掉我书中的那段记述。

  王震同志一到校,就开会作这样一个宣布:“吴江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再进领导班子;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同时,将阮铭“文革”初期参加中宣部造反派的材料下发(阮原是中宣部的干部)。

  王震并不了解党校的情况,但他一进门就针对这三个人,并对三人作出这样有区别的处理,其策略很清楚:就是把阮铭这个曾经造过反的人作为突破口,把党校的“理论班子”一举摧垮,其后再指出是我吴江重用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的,于是将予头集中于我(按:为此事我于 1982 年 7 月向中央书记处写信,说明我和任用阮铭的事毫无关系,我是在党校成立理论研究室以后才认识阮铭的。胡耀邦在我的信上批道:“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此信在书记处存档,可以查阅。)王震并不熟悉党校,不熟悉党校的任何人,但他一进门就作出这样有策略的整人部署,王震为何有此“神来之笔”?实在不得不令人深思。

  第三,关于“邓力群专案组组长”问题和“清查 516 分子”问题。事情要从“邓力群专案组组长”说起。 1982 年 6 月王震在党校发起一场“运动”,他大声喧嚷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因为事情太离谱,我认为不值得理睬。 1982 年 9 月“十二大”会议期间,冯文彬突然找到我,对我说:“你究竟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这个说法很普遍,邓力群对此默不表态,因此连耀邦也将信将疑。你要加以说明,是则是,不是即不是。”这样我才不得不向书记处写信说明:我是比邓力群更早揪出来的“黑帮”,哪有资格当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当时红旗杂志社有两个重要专案组,一个管邓力群,一个管胡绳(范若愚的案子一开始就归中央管,你的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范若愚在《红旗》运动中如何如何,那是不确的)。我如实向中央说明,当时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是徐某,他现在就在邓力群身边工作。几个编委也有小专案,管我的小专案的人是卢某,他现在也在邓力群身边工作。但我只是指出管理专案的同志的名字,并没有对他们说三道四,这有档案可查。但我在信中确如你的书中所说,曾向中央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将原来《红旗》的同志过于集中使用于书记处研究室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我是指你的领导未必对这些同志有真正的帮助。后来发生研究室的同志在你主持下擅自篡改胡耀邦的检查稿下发,小平同志对此大为震怒,赵紫阳任总书记后即将书记处研究室机构撤销,人员分散,这也足以证明我的上述意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然,这里我并没有笼统指责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的意思,问题只在于你的领导。

  你可能还记得,正是在我向中央说明《红旗》的专案的情况之后,你才打破沉默,向中央说明我不是你的专案组的组长。

  “文革”后期曾有一场全国性的“清查 516 分子”运动,《红旗》也不例外。那时《红旗》的运动己归一个军宣队领导。我刚被“解放”出来(你在书中似乎表示我的“解放”是你对军宣队提了意见,起了作用。邓力群同志,当时你还是头号“敌我矛盾”,有这个资格吗?)军宣队叫我参加“清查 516 专案组”,我曾表示不妥,因为我属于原来的领导干部。军宣队说:清查“ 516 ”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布置,你已经“解放”,可以参加这个工作。当时这个专案组也附带管邓力群、胡绳两人的专案材料。但这里我必须说明两点:第一,你的书中说我曾找你核对材料,这是暗示我是管你专案的人。我要声明:绝无此事。我从未找你核对过什么材料。我相信你不至于“造谣”,这大概是为你捉笔的人的一点“创造”。第二,我要告诉你:当时专案组中管你的专案材料的人,正是你书中所说的那个“勤务组的女同志”,不是我或其他什么人。《红旗》因为是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风潮的单位,所以军宣队很卖力,揪出了一个所谓“小集团”,受到严重的荒唐的批判。陈伯达被揪出来之后,“小集团”事件才告平反。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在批判所谓“小集团”时也说了一些过头的错误的话,因此伤害了一些同志,十分对不起他们。此事我在当时就向大家作了公开检查。当时你还是“敌我矛盾”,自然不知道详情。但据我所知,你到中央工作后却一直把这事当作我的一项“罪行”不断向中央领导人散布,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红旗》一些同志在“清查 516 ”运动中受整,都是由我导致的,而我又一直拒不检查。你作为《红旗》领导人之一,这种用心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第四,关于写所谓“反对陈云”的文章问题(指《理论动态》 282 期那篇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在《十年的路》一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我不想作任何修改或补充。这篇文章并非如你书中所说是“与冯文彬作商讨”,恰恰相反,是冯文彬再三要求“理论动态组”写这篇文章的,说对华国锋下台、胡耀邦上台这件事,有人大不满,说胡如何如何不谨慎,实际上是对改革持反对态度,对这种说法应加以批评。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是阮铭,如你书中所说,阮铭和这篇文章完全无关。文章经过理论动态组十来位同志的集体讨论修改然后由我定稿并签发,冯文彬阅后直接送《人民日报》。后来这篇文章转到了你和胡乔木的手里,又送到陈云同志那里,由此我们才听到“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这样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怎样形成的?我当然不知道。你在书中指出文章中有几句话使人感觉到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据说陈云同志自己也这么看。我不明白陈云同志若果真这样看,他为什么不找我们问明事情的究竟(我是受胡耀邦委托负责《理论动态》的人),共产党内为何连这点平等的透明的精神都没有,当面不谈,而要在背地早做文章?

  我要告诉你:此事由陈云同志在中央一个小会上向胡耀邦提出责问后,胡当即告知“没有这回事”,小平同志也没有就此表态,站起来就走了。但是有人把此事说得很严重,为此邓小平确实说了话:“既然如此,可以由组织部调查党校有关人员。”我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组织部只是调查有关人员的情况,没有也不可能对文章本身作出定论。后来( 1982 年 6 月)王震在党校发起一场整人运动,并专门派人向“理论动态组”同志查问这篇文章是否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当时我虽处于被整的地位,“动态组”的同志也在批判我,但是他们都否认这篇文章有针对陈云同志之意。

  这样,“运动”陷于僵局,王震无奈就去找陈云汇报,意图请来“上方宝剑”。这次谈话,据王震回党校传达,陈云同志主要讲了两点,你的书中也提到了,一是说“吴江同志是风派,不能重用”,二十是说“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是正派人,应当依靠他们,而不能依靠吴江等人”。

  对于第一句话,你的书中是用异体字标出,以显示其重要性,但我并不太在意。陈云同志曾长期在莫斯科工作,经历过苏共当局无数次整人、杀人的腥风血雨 . ,阅事颇多,因此随口说出这种话来并不稀罕,而且只称“风派”而不称“托派”,在我已经算是万幸了。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共又不同于前苏共。你大概不会不知道,总书记在见到陈云同志这句话时有一个批语,说:吴江同志等人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个人说了算”。谓予不信,请查档案。

  陈云同志称你是经得起考验的,党应当依靠你,还有乔木同志。你在书中也以显著地位标出这几句话。我想,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是否真的经得起考验(无论在延安审干时、在新疆工作时,或在当前改革中的所作所为,党内几次重要选举中的落选事件,等等),群众心中有数,自己也应当好好算一笔账。你是为党作了不少工作的,这一点我万万不能和你相比,陈云同志谈话中有这个意思,我认为是不错的。但各人都会有缺点错误,例如“文革”中的经历,我们各人都有应该检讨的地方。我们在世的日子己不多了,我认为我们都应当以此自勉,才算是正道。

  1982 年王震上将发动的党校整人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第一个离奇的事件。“十二大”以后中央书记处才讨论处理办法。我参加“十二大”后回到党校,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告我具体主持那场运动的教育长宋振庭被撤销职务,我则留任党校。我想,事己如此,留任何益?留任势将遭遇不可测的命运。于是我立即写信给总书记提出辞职,经总书记和宋任穷部长谈话批准,我这才离开了党校,也就是说,离开了你可以掌控的地方。

  我想说的话暂时说到此为止。你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最后,我还提醒你注意两点:

  一是,我认为我们遭遇“文革”这场运动实在是很不幸,过去在《红旗》 杂志社共同工作过的同志,在当时那种场景下,你批我,我批你,上纲上线,彼此说了一些不适当的伤感情的话。现在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了,我意已不宜再指名道姓地提过去的人事纠葛并公诸于世,这样对谁也不好。我注意到你的书中单就与我有关的,就提了不少同志的名字和他们在当时条件下的所作所为,这样做我认为不妥当,何必将过去运动中的人和事再曝光呢?

  二是,我在你的书中发现你写了这样的话:“耀邦同志当总书记、党中央主席,我是全心全意拥护的(着重线是我所加),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支持他的工作。”我以为,根据事实,这几句话你还是不写为好。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表达你的这个心意,我建议你还是把这几句话写成一条幅悬挂在浏阳市胡耀邦故居陈列馆内让万人景仰为宜,你以为如何?

  邓力群老矣,犹能著三十万言书。我为你高兴,为你庆幸。临笔依依,顺祝你

  身健笔健!

吴江

2005 年 1 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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