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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标准”讨论的来龙去脉补记
作者:      时间:2013-01-14   来源:
 

  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纪念会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一场关于 “ 实践标准 ” 讨论的事也被提及。中央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虽只有一句话提及此事,但其纪念之意已见,值得感谢。而在报刊上。据我所见则发表了几篇文章,主要讲两篇讨论文章的写作经过。有人向我约谈,我告以我已无话可说,也没有再说的必要。但事后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 “ 实践标准 ” 在当时究竟是如何提出的,提出究竟针对着什么,至今好像还有许多人并不真正清楚,加上那场讨论确实有些特殊性,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动,而是经过学校讲坛和媒体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居然搞成了相当大的声势。即使当时参加讨论的人,也未必明白事情的底细。因此,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补说几句的必要。别人如何提“实践标准”我不清楚,我只是说我自己接触这个问题的经过和底细,以便为历史研究者留下一点资料。

  事情要从 “ 大跃进 ” 时期说起,那时我在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工作。 1958 年发动 “ 大跃进 ” ,各种离奇的说法丛起,各种疑虑彻底搞乱了人们的头脑。经过短短一年,到 1959 年夏季, “ 左倾 ” 错误曰益明显,于是有庐山会议的召开。大概就是在召开庐山会议期间,记得是 1959 年 7 月 10 日那一天,毛泽东接见一位外国朋友时,讲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他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讲。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 按:我后悔没有记下他是同哪一位外国朋友的谈话,有幸的是谈话的年月日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是确实无误的,容易从档案中查到。 )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段话 ( 指出来由实践来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 ) 对我的思想触动之深,非同寻常。我平时听报告读文件很少作记录,唯独这段令我极为震惊的话留在我那本杂乱的笔记本上,始终念念不忘,因为我要看十年之后的实践结果究竟怎么样。

  从 1958 年到 1977 年宣布 “ 文革 ” 结束, 20 年过去了,这 20 年中我们的实践究竟证明了什么呢 ? “ 文革 ” 结束后,我恢复工作的第一站是中央党校。 1977 年 7 月召开党的 “ 十一大 ” ,中央党校于 9 月正式复校开课。当时实际主持党校工作的领导是一个思想开放、敢做敢为、心地善良、尊重知识的人,也是对拨乱反正有重大贡献的人。 ( 我在这里未提及这位领导人的名字,只是为了 “ 顺应 ” 目前一股莫名的 “ 潮流 ” ,其实他的大名是尽人皆知的。何况不久之后他又成为党的一代领导人。 ) 党校每期定为三个月时间,课程排列次序是:哲学、经济学、党史、党建,时间很紧。我负责哲学教研室工作。 9 月底,哲学课程结束,我做了一个专题报告 ( 按照规矩,这个报告连同毛泽东 1957 年所讲的这段话事先送党校领导人审定 ) ,其中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按照马克思主义,证明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內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也越大。这就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 这篇报告除向学员发讲义外,还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 1978 年第一、二期合刊上。 )

  这段话来自何处,读者一望而知,它抄自毛泽东 1959 年的那段讲话,其用词也几乎是一样的。唯其中 “ 实践标准 ” 一词是从 “ 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 一语化出,以与 “ 权力标准 ” 相对立一一这算是我的一点发挥。

  接着, 1977 年 11 月进行的党史课程不讲别的,按照 “ 十一大 ” 规定,只讲 “ 党的三次路线斗争 ” ,这是啃一块 “ 硬骨头 ” 。党校领导人明确指出讨论 “ 三次路线斗争 ” 要根据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另一就是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当时中央党校讲台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将所讲的观点 ( 连同所发讲稿 ) 传播到各地区各部门去,对实际工作和理论界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讲 “ 党的三次路线斗争 ” 影响更大,实践标准的用语也随之传播各地。

  当时相当多的人认为提出 “ 实践标准 ” 是专门用来对付 “ 两个凡是 ” 的,这几乎成为共识,这样看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最深层次的原因并非完全如此。 “ 两个凡是 ” 的提出是在 1977 年 2 月 7 日。提 “ 两个凡是 ” 当然是为了捍卫 “ 文化大革命 ” 并继续搞造神运动,但当时提 “ 两个凡是 ” 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复出,阻止为天安门凭吊周总理事件的错误定性平反,同时也为阻止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是,仅仅约半年时间,即到 1977 年 7 月党的 “ 十一大 ” 前后,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 十一大 ” 邓小平已复出并任党的副主席, “ 天安门事件 ” 也已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更呈不可阻挡之势。 ( 这里不能不提到,当时叶剑英同志对邓小平的复出起了极大的作用,等于对 “ 两个凡是 ” 给以摧毁性的一击。 ) 这时,所谓 “ 两个凡是 ” 已不成气候,原来提 “ 两个凡是 ” 的人此时已不再吭声,党主席华国锋也对此作了检讨。党的 “ 十一大 ” 宣布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但仍坚持所谓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 、坚持 “ 抓走资派 ” 、“只准反右不准反左”等错误方针。所以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因为“两个凡是”的专横提法深为人所痛恨,尤其当将“两个凡是”看做“凡是”思想时就直接和教条主义挂上了钩。所以,人们几乎将反对“两个凡是”和反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划上了等号,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对“两个凡是”首先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是邓小平,他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两个凡是”相对立。党的“十一大”报告就采用了邓小平的上述提法而摒弃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但我认为,事至今日,在这里稍作点区分还是有必要的。就我来说,我在 1977 年 9 月重提毛泽东 1959 年 7 月间所说的那段话,主要针对的是 20 年来 ( 不止 10 年 ) 经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危害极大的两个东西,即 “ 左 ” 倾教条主义和 “ 左 ” 倾空想主义。这是曾经长在我党身上的两个毒瘤。坦率地讲,当我在最后审阅、修改并签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 (1978 年 5 月 ) ,在我的头脑中所针对的主要是危害最大涵义广泛的 “ 左 ” 倾教条主义,而不是 “ 两个凡是 ”( 当然也可以包括 “ 两个凡是 ” ,这里它是教条主义在特殊形势下的一种表现 ) 。即使是反对教条主义,其语气也较温和。因此如果不是吴冷西猛然出来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这篇文章未必能受到多少人注意 ( 由此可以看出,吴冷西的攻击对于引起这场讨论起了重要作用 ) 。为反驳吴冷西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 《解放军报》以特约批评员的名义发表 ) ,其针对性也是同样的,不过反教条主义的立场更严峻一些而已。

  这里要提到一件事。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吴冷西对于这篇文章发出了强烈的攻击,说这是 “ 砍旗 ” 之作。许多人把这看做是坚决捍卫 “ 两个凡是 ” 的行动。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确切。在后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当吴冷西为此受到围攻时,他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情况时说,他之所以反对那篇文章,只是在他看来,那时还应当是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我以为,他的说明是真实的,虽然观点是错误的一一他的思想仿佛还停留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的境遇中傲慢地梦游。如今,斯人已逝,他是为党的新闻工作做过不少工作的,以后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我想我们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为他说明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2009 年 2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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